东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以统一王朝形式存在的王朝,与其他王朝相比它还有其非常特殊的一点,即它政治秩序比较良好的阶段存在前三位皇帝统治的几十年间里。而在接下来的9位皇帝统治阶段,朝纲紊乱,制度失缺。士人们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做出了自己的行为抉择。本文从东汉时期入手,看看那些士人们是如何夹缝求生的。

一、士人的政治智慧

在宦戚交相秉权的乱局中,士人选择了坚持道统,与之激烈抗争,但也积累了几种较为有效的抗争方式,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政治智慧。因为他们不仅要达到诛恶,清君侧和治理百姓的目的,也要能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的身家性命和政治前途,尽可能少地做无谓的牺牲。

1.说服更具影响力的人进言

永和元年,王龚上书极言宦官专权状,请求皇帝将宦官们放斥,诸黄门乃让自己的宾客上奏诬陷王龚有罪。顺帝让王龚自己交代自己的罪行。而李固便奏记梁商,让梁商解救王龚,梁商即言于皇帝,皇帝才不追究这件事,王龚得以安然无恙。

2.聚结志同道合士人

第一次党锢之祸后,陈蕃等人与窦武俱上书为党锢之人说项,桓帝便下诏原李膺、杜密等,自黄门北寺、若卢、都内诸狱,系囚罪轻者皆出之。

安帝下诏要废黜太子,太仆来历和太常桓焉、廷尉张皓共同上书,帝不从。来历便要结光禄勋祋讽、宗正刘玮、将作大匠薛皓、侍中闾丘弘、太中大夫朱伥、中散大夫曹成、谏议大夫李尤等十余人前往鸿都门证明太子无过。这使得皇帝及其左右甚是担忧,故而只能威胁诸臣。虽然最后,太子仍然被废,但除了来历被免官之外,其他士人皆未受波及。

3.制造舆论压力

东汉后期形成的最大的舆论氛围就是士人们的清议。清议最开始主要是民间对某一个人的道行所做的评论。因为东汉时期主要的两种选官制度——察举和征召,皆是政府根据在乡闾之间的人们对一个人所作出的评论而决定是否选举的。到了东汉后期,清议具有了一定的政治意义,首先他们得到了朝中一些官吏的支持;其次太学生及名士们已经在利用清议来报复朝中官员,他们赞扬支持他们的一些在京的明吏,如李膺、陈蕃、王畅等人。

评价他们是:“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同时他们也在评价宦官子弟,说他们是:“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揭露宦官滥行权势,任人唯亲,统治昏暗的现实。同时士人之间还互相标榜,他们希望通过相互褒重来提高政治资本,引起朝廷对他们的关注,进而影响政府对官员的选拔。

他们不仅在舆论上揭露宦官的弄权,还利用舆论对皇帝和宦官施压,使他们改变对那些正直官员的处罚和陷害,解救那些敢于与宦官抗争的士人。冀州刺史朱穆逮捕了宦者赵忠的不遵法度的家属,朱穆的这一行为触怒了桓帝,桓帝便下令将朱穆撤职。而桓帝的这一举措引起了士人强烈的不满,以太学生刘陶为首,数千人为朱穆进行申辩,桓帝迫于舆论严厉,只好赦免了朱穆。延熹五年徐璜、左悺向皇甫规勒索钱财,皇甫规不答应,他们便捏造罪名,迫害皇甫规。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再次诣阙上书,皇甫规也被赦免。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清议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它使得桓帝迫于舆论压力,改变了对士大夫的判处,不得不将他们释放;同时还清除了一部分宦官的势力,并打击了宦官的气焰,使得他们处处小心谨慎。他们通过这些方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即能震慑宦戚,让皇帝改变决定,又能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的身家性命和政治生命,继而能继续匡正君王和为百姓谋福利。

二、士人的行为及东汉的倾而不覆

身处东汉后期的乱世中的士人们虽然做出了不同的抉择,但是我们不难知道,聚结志同道合和说服更具影响力的人进言这两种方法对东汉后期的政治秩序的影响是主要的。

1.政治上抗争和维持

自从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建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学习儒学经义就成为士人进入仕途的一个重要途径。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东汉中兴之时,儒学的氛围已经非常浓厚。光武帝少时也曾前往长安,进入太学学习《尚书》,而与光武帝一起出征的将帅也大都有儒者气息。而且东汉时期的统治者基本上都是非常重视儒学经术的。光武帝投戈讲艺,息马论道,创办太学;并且大力褒奖在王莽篡汉时能坚守道义,誓不屈服于王莽的高义之士;还多次寻访友人名士。

由于儒家经义的熏染和东汉统治者的大力宣扬,形成了东汉朝士人重名节和重道尚志,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取向。奉行的是孟子强调的:“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所以在东汉后期外戚宦官擅权的乱局中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有不少士人是在激烈地与把持朝政的外戚宦官们抗争的,虽然他们知道他们可能要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牺牲自己的政治前途,乃至身家性命。但他们仍前仆后继,无所畏惧地挺身而出,正道而行,正学以言。和帝时期,窦氏秉权,并居机要,亲戚子弟遍布朝野,权势渗透朝堂内外,大有篡变之势。但任隗与袁安持重处正,鲠言直议,无所回隐。太后皆不理会,其他士大夫皆替他感到担忧和害怕,但袁安正色自若。

郅寿、何敞、乐恢皆数次上书陈宪之短,切言谏宪。韩棱在朝数荐良吏,所荐之人如应顺、周纡等皆有名于当时。窦宪杀都乡侯刘畅案,有司畏忌窦宪,皆怀疑刘畅兄弟,但韩棱上言“贼在京师.不宜舍近问远,并不顾太后的怒火和切责,固执地坚持自己的判断和议论。并且正色地谏止窦宪称万岁。周荣与袁安一起奏窦宪争立北单于事,受到窦宪宾客徐齮的威胁,周荣回道:“今复得备宰士,纵为窦氏所害,诚所甘心。”

周荣愿意以生命作为筹码与窦宪抗争,以“腐身”觉悟朝廷。其他如朱晖、陈宠、丁鸿、李法、应顺等人皆“守正不阿”、“正言极辞,无改于旧”。正因为有了这么多士大夫不惜性命,不惧权势,直言进谏,正直而行,才使得窦氏虽有篡权之势,然终不敢有篡权之行。安帝亲政后,朝政被宦戚共同把持,更相煽动,倾摇朝廷。然而因为杨震“抗直方以临权枉,先公道而后身名”,与大臣们同心协力,使得可以“随意假作诏书,胡作非为”的宦戚不敢有取而代之之行为。

顺帝后期、桓帝前期,梁冀专秉国政,外戚势力到达一个巅峰,但与此同时,士大夫反对贵戚的呼声也随之高涨。如朝廷欲派张纲徇行风俗,但张纲埋车轮于洛阳都亭,曰:“豺狼当道,安问狐狸!”紧接着便上奏朝廷言梁氏兄弟为“封豕长蛇”,放肆贪婪等,并且条陈了窦氏无君之心十五事。此后,更是出现了李固与杜乔等直接相杀梁冀之士大夫。

而在桓灵朝,宦官权势滔天,气焰嚣张,但是士人无所畏惧,坚持与宦官集团抗争到底。虽遭禁锢,永世不得为官;甚至要抛却性命也在所不惜。除却中央官员的奋力抗争,正道而行,正学以言以及一些官员的委曲求全地与宦戚进行斡旋以外。在地方上也有一大批能臣治吏。从中央到地方有一大批士人在不遗余力地维持着东汉政权的统治,维护着社会秩序的稳定。上层有大批士人在鼎力支撑,下层也有一批能吏在竭力治理。由于士人与外戚、宦官的抗争大部分集中在中央,地方上受到的波动影响较小,同时地方上又有一批很有能力的官员进行治理,使得地方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依然能较正常的运行,总体来说,东汉的下层统治是比较稳定的。

2.培养人才和传播文化

下层统治的稳定不仅依赖于地方上的官员的治理,同时也依赖于士人。士人拥有深厚的文化教养,他们通过从事教育相关的文化性活动,如传授学业、著书立说以传承儒家思想和指导民众日常伦理,进而维护国家统治及政治运作。

有一大部分士人隐逸之后选择了教书讲经,教授学徒。由于国家对教育的扶持和社会上对教授的需求,东汉时期产生了一大批从事教育的士人。他们中有作为国家正式官员在太学及地方官学执教的,也有在私学执教的民间教授。

建武五年光武帝起太学,顺帝永建元年对太学进行了重修和扩建,建成两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进行招生。这些学生被称为太学生,至汉灵帝时期,太学生人数多至三万人。汉代地方官学的创办始于景、武之际,到汉明帝时,班彪在《两都赋》中就盛赞过国家教育之盛:“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献酬交错,俎豆莘莘。”情形虽有夸张,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汉地方官学的发展状况。实际上,东汉地方官员重视学校建设的也大有人在。孔融为北海相,“立学校,表现儒术”。故而地方官学也具有一定规模。

私学始终是汉代学校教育的重要力量,如马融就常聚徒讲授,且这在当时成为了一种风气。东汉对士人办学没有任何限制,因此,开设私学的士人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有未入仕的士人,有身居大位的士人,也有辞官之后开学授教的。私学在当时非常繁荣,出现了诸多家学,形成了一些著名的经学世家。

不管是官学还是私学,它们在人才的培养和思想文化的传播上都产生过功效。而他们培养出来的人才又对维持东汉政治秩序出了一份力。因为这些学生是官僚阶级的主要来源,是官员的后备军。而且在政治秩序较为混乱时,他们还能形成一股势力进行清议,通过舆论来促使朝廷修正一些行为,为政治秩序的稳定积蓄力量。

因此说士人们不仅在政治上的竭力抗争和努力维持,同时也在人才培养和思想文化传播上做出贡献,以此影响和维持东汉的政治秩序。正是这种种因素,使得东汉王朝能在外戚与宦官擅政的乱局中可以“倾而未颠,决而未溃”,延续国祚百余年。

结语

东汉与其他的统一王朝相比有一个特点,即女主临朝,外戚与宦官交替擅权。这种局势形成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光武帝,刘秀吸取王莽篡汉的教训,扩大尚书台的权力,让他矫枉过正,使得三公权责不平衡。故而在继位之主皆幼弱的情况下,东汉形成了女主临朝的局势。后因为女主及其身后的家族势力与成年皇帝之间的矛盾,使得东汉后期的政权基本上被外戚和宦官两者交替掌握。他们轮流把控朝局,使得皇权旁落。

面对当时这样一种政治局势,士人们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做出了自己的行为抉择,形成了自己的价值取向。其中选择以身殉道的占据了多数。正是由于有大批坚持道统的士人存在,才使得宦戚投鼠忌器,不敢篡汉自立。还有为数不少的士人也在竭力发挥其政治才能,有效地治理朝政和稳定统治秩序。使得东汉后期虽然政局混乱,但依然能够延续百余年统一而不分裂的王朝统治,以至于能“衰而不亡”、“倾而未颠,决而未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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