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幽州之命运可以代表五代政权的特点,那么王建建立的前蜀可算作十国政权的代表。公元年九月,在后梁建立仅仅五个月后,原唐朝将领王建在成都正式即皇帝位,国号大蜀,史称前蜀。后梁与前蜀的建立,标志着“五代”与“十国”并立局面的形成,自此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五代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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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从一个普通的低级武将,到割据一方、僭号称帝,只用了短短的十余年,其背后的过程,值得我们分析与探讨:
一,西蜀为边缘地区,非中原可完全控制区域,为有野心者带来了先天性的地利优势,那么这种优势,王建是如何利用的?
二,王建对于夺取和建立政权的时机与局势是如何把握的?
三,虽然蜀中自成一系,但也不能不忽略外部的中原政权和内部其他势力,各方面的互动是怎样进行的、有何特点?
四,这种互动对于五代十国政权间的交际交往有何昭示?
以上问题,须对王建据蜀的始末作有重点地分疏,亦即对王建自立前后与各政权的交际互动进行清楚认识,才能作出解答。本文先叙其过程,再根据其特点,剖析其因果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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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光启二年四月至大顺二年十月
唐王朝失西蜀之控,始自僖宗广明元年三月庚午陈敬瑄封西川节度使,而王建谋取蜀中,则始于光启二年四月,大顺二年王建入成都。至此,初得西蜀。
从这一时段可以看出,王建经营西蜀的内外策略可以概括为“攻交兼施”,后来这一原则也得以贯彻于整个前蜀政权的始终,只不过每个阶段有所侧重罢了。就本阶段而言,具体有如下方面:
1.招抚当地流民蛮族为己用
当时王建应是尚在壁州,已经有了一定的准备。王建本是许州舞阳人,典型的中原汉族,样貌上初时尚且“隆眉广颡,状貌伟然”,并无异状,但至蜀中后却形如蛮夷,或许是王建入蜀之后为取得当地人的心理认同而刻意做的改变。实际上王建不仅在起事之初依仗蛮族,他后来的直系部队主力也是当地人,文德元年六月王建攻成都,一时难下,欲罢兵,结果因为当地土蛮的投靠而坚持下来。正是由于王建对成都的持续围攻,才有了后来田令孜拱手让出西川节度印信之事,而王建终得成都这一重镇,这几支土蛮的加入,影响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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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攻地以为基础
王建初到蜀中,并无方寸立足之地,根基可谓极其薄弱,要想谋求发展,必须有所开拓。所以,他先是听从部属周庠的建议攻取了阆州,阆州一地,王建才算是有了根据地,并引起其他人的重视,后来王建与陈敬瑄鏖战,又将根基扩大到了邛州。这才有了第二次攻打成都的资本。且不论王建所招抚的蛮夷人组成的部队战斗力具体有多强,阆、邛二州地理、经济有多大优势,单从结果上来看,以上两种策略相互配合,的确为王建带来了一连串的成绩。
自阆州开始,王建又依次拿下汉州、德阳,一直打到成都。在成都第一次未能攻下,转而谋取邛州的过程中,王建一众所向披靡,东西两川的其他各州,纷纷投降,几乎是"羸粮而景从",更可以看出王建的威势之盛。
3.奉表效忠,师出有名
王建攻取阁州、利州,并非正义之举,即《新唐书》所谓“时王建盗据阆、利”,他与杨守亮、陈敬瑄的关系,也并非水火不容,攻取之事,说得好听是“讨伐”,实际上与盗匪性质相类,只不过后人书史有所隐晦罢了,所以王建亟需为自己的行为寻找一个正当的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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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的选择便是奉表宣示效忠朝廷,为自己的擅自兴兵追加理由。时唐昭宗甫即位,虽恨藩镇践扈不能制,但也只好两不相劝,下诏另派韦昭度为西川节度使。诏书一出,陈敬瑄不受代,反而变得理亏,落得一个“不受朝命”的口实,被削夺官职;而与此同时王建却不仅没有受到责罚,朝廷还单独给王建成立了一个永平军,王建由此名正言顺地拥有了一席之地。在表面上效忠朝廷、暗地里另有所图的举措,令王建身份、地位和整个蜀中形势都朝着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方向为之一变。
4.与诸镇及对手虚与委蛇
此时的王建,由于尚未称霸一方,与中原其他藩镇如河东、汴州尚未发生直接利害关系,与相邻的凤翔李茂贞也是和平相处,所以需要处理的关系,主要在蜀中,最密切者有田令孜、陈敬瑄、韦昭度、顾彦朗四人。
王建由于怒陈敬瑄反复而兴兵攻之,而事情起因与其养父、陈敬瑄同父异母兄田令孜相关,所以顺带也与田令孜划清了界限。对于陈、田二人,王建一方面联合顾彦朗、韦昭度持续进攻,一方面通过朝廷施加压力,大顺二年二月,朝廷欲息蜀中之兵,而王建却不甘心,于四月上表称:“陈敬殖、田令孜罪不可赦,愿毕命以图成功。”最后终于逼得陈敬瑄出城迎降、田令孜拱手亲授印信。王建得成都后,遣敬瑄随其子陈陶去雅州,而与田令孜"复为父子如初",后皆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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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川节度使顾彦朗,本与王建有旧,是王建的天然盟友,对王建的帮助不可谓不大。王建起兵时,顾彦朗便“阴助赀鑲”;光启三年末,王建欲往依陈敬瑄,将家属留在东川治所梓州由顾彦朗照顾;后来攻成都,“顾彦朗以其弟彦晖为汉州刺史,发兵助建,急攻成都”;文德元年,六月王建上表请罪,“顾彦朗亦表请赦建罪”。顾彦朗的出发点,主要是怕王建骚扰东川,加上也有与陈敬瑄角力的意思,所以才如此帮助王建。但是对这样一个“大恩人”,王建似乎并不领情,不仅史书未见王建给顾彦朗带来何种具体的好处,而且顾彦朗死后,王建很快就从其弟彦阵手中夺取了东川。
至于朝廷派来的韦昭度,一开始王建全力支持和相助,率领本部积极配合韦昭度麾下的军队攻城略地。随后通过威逼恐吓等计谋,终于将韦昭度硬生生挤回京师,然后以兵守剑门,“不复纳东军”,实际上是驱逐了朝廷势力,把蜀中之事关在门内,掌握了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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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通过上述交际策略和实践,王建用短短七年时间,站稳脚跟,并开始了进一步经营。
第二阶段:大顺二年十一月至乾宁四年十月
得西蜀旌节后,王建一面巩固地盘、收揽人心,一面应付威戎、凤翔等政权,同时谋取东川。景福元年七月,王建用王先成之策招民;八月,李茂贞攻兴元,王建趁机攻阆州,又遣使与朱全忠建立联系。景福二年,与东川顾彦晖言和,摒弃岐王李茂贞的参与,将蜀中之事进一步关在门内。乾宁四年六月,因攻东川而不听朝廷和解,贬为南州刺史。八月,用周德权谋孤立东川。九月,复为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十月,王建入梓州,以子王宗漆为东川留后,至此全有东西两川。
王建作为西川节度最初能够实际控制的,有阆、邓、眉、雅、蜀、嘉、绵、简、汉等州和成都,此外尚有多州城未下。在攻取余地的过程中,与威戎节度使杨晟和感义节度使杨守亮争夺,两者以战事为主,结果自不足论;关键是在谋取东川这一问题上,与第三方势力凤翔李茂贞关系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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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茂贞在凤翔独成一系,起初只是通过兴、凤等州的部署防御蜀中,此前王建尚未坐大,双方自然和平相处。至王建领西川,又谋东川,李茂贞便参与进来,意图借东川的牵扯打压王建。大顺二年末,王建发兵助顾彦晖保梓州,趁机欲杀彦晖而取之,二者正式交恶,次年王建开始攻打梓州。借此机会,李茂贞于景福二年正月遣人安抚顾彦晖,
此后东川之事虽与凤翔仍有纠葛,但王建基本上借此机会排除了相邻势力进入和干预的机会。乾宁四年六月,李茂贞上表言“王建攻东川,连兵累岁,不听诏命”,让朝廷贬了王建,然而由于王建占据地利人和,表现得十分强势,结果三个月之后王建复职,李茂贞反而被削夺西川节度使官爵,在与王建的再度交手中彻底败下阵来。
这一时期,王建的策略也十分明显,对待东川故旧毫不留情,逼迫凤翔李茂贞退出从而排除外扰,对于息兵和的朝命阴奉阳违,其他则是远交近攻。所以取得的成果也是比较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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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乾宁四年十一月至开平元年九月
之后,王建开始在自己的地盘上进行整体谋划、布局、建制。王建加官封爵的过程,也是进一步巩固所控之地,和与其他势力交际的过程。考察其策略,则从具体措施看,有以下三点:
1.职由己出
乾宁四年十月,王建拿下梓州,即以子王宗涤为东川留后,朝廷本来欲派刘崇望为东川节度,闻听该消息后不得不召回崇望,并于次年光化元年十月正式任命王宗漆为节度使。自此,王建牢牢把控住蜀中的人事权力,先后安排亲信任要职。不仅如此,他还能擅自定夺州治区划,在王建之前,蜀中东西川藩镇,并不像河朔三镇一般强势,朝廷尚能命之,而王建彻底颠覆了这种局面。
2.阴奉阳违
这一时期,对于几乎完全失势的唐天子,王建的做法比之前打着朝廷旗号讨伐陈敬瑄时彻底改变,不再利用天子号令行事,而是“自用墨制除官”,并且对已无力约束自己的中原王朝阴奉阳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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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用意,如明显地独奉朝命,势必需要出兵勤王;如明显地独违朝命,又将陷自己于“反叛”,落天下人口实。所以,王建对朝廷命令既不违抗也不执行,同时又和当时已露反状的朱全忠虚与委蛇,来个两不得罪又两不亲近,隐忍和经营自己的野心,在朱全忠僭权后才露出真面目,随即称帝。
3.交际诸镇
当王建谋得两川之时,中原的形势也在变化并趋于明朗,那就是唐王朝即将灭亡,各藩镇争相谋主中原。这时的王建,除了名义上的唐皇帝,还要面对凤翔李茂贞、河北朱全忠等几大强权,以及处理好与南方的荆南等势力的关系,其沟通东西、交际南北的活动开始变得频繁。对李茂贞,先击之以兵,再诱之以利,后和之以婚,几乎玩弄于股掌之间;对荆南等尚未成大势者,攻交兼施,尽力收服;对朱全忠先尊后卑,但无力撼动;对晋王,刻意巴结而不得其助。这其中,有的是情势使然,有的却是王建及其幕僚谋划所为。
王建的成就还与其个人能力有密切关系,这些能力构成了他对内对外交际的重要基础。王建的能力,首先表现在如上文所述能够招抚蛮洞为之卖命,且在面对劣势时有远见卓识。其次,龙纪元年正月,王建攻邛州,陈敬瑄派大将杨儒助战,杨儒看到王建兵力的强盛,竟然就此"遂帅所部出降",从侧面证明了王建统帅军队确有过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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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王建二次攻成都,成都窘急,田令孜试图以旧情说服王建,王建的说法是欲使田令孜“改图”,不外乎求掌握实权,犹言“让位于我”耳,足见王建之“雄猜多机略”。又,观人志向,看其对待敌人如何,亦颇可见端倪。王建攻下成都后,与田令孜和好如初暂且不说,在安置陈敬瑄部属一事上,也表现出极有用心:“陈敬瑄将佐有器干者,建皆礼而用之。”最后,王建被封为西川节度使,大业初成,仍能不骄不奢,更为难得。另外,王建善用文人谋士建议,前文已述;而且蓄养假子多人,大部分都是将才,也能看出王建笼络人心的能力。
蜀中天险之地利,只是一个先天优势,并非人人占有其地都能成事,如陈敬瑄者,实力不可谓不强,但却丧失天子之信任,下失将士之拥戴,又不能经略好与东川顾彦朗、凤翔李茂贞等的关系,所以失败。反观王建,正是因为规避了陈敬瑄的这些短处,才能成功。
分析与总结
一个政权的存在,必然要与其他政权发生交际关系,这种“必然”里甚至很大程度上含有“不得不然”的成分。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只要当权者善于变通,是能够经营好一地的。唐末藩镇虽拥兵自重,但真正论起综合防御实力,却是不强。在这种情况下,单纯靠军事力量长期保有一方,是比较困难的,交际的必要性就凸显出来了。王建交际诸镇,从效果来看是实实在在的一对外,稳住了中原;对内,壮大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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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蜀政权的发展过程来看,此时的交际,除了遣使、双方将士奔降之外,出现了婚媾、质子等现象,而这些都是五代十国时期交际内容的重要构成。再者,围绕某一事件或一段时间之内,交际行为往往并不是“双方”的,而是"多方"的,即牵扯着几个政权间的互动、博弈,其中的细节复杂多变,相关的人物命运与时代关系也颇为值得注意,这是五代十国政权交际的一大特点。总体来说,前蜀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唐末政权交际的面貌,是为五代十国政权交际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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