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史说事 明朝御案：知县欲以匪贼家属换人质，不料百姓将数十匪贼家属熏死

明成化二十二年（公元1486年），山西潞城县知县王浚在剿匪过程中，捕获了盗贼家属三十余名，试图以他们为人质而逼迫盗贼就范。但盗贼拒不就范，还以牙还牙，劫掠了六十余名百姓为人质，要求交换。

王知县无奈，便把盗贼家属交给受害百姓去交换人质，不料这些受害百姓因为盗贼杀害了他们的亲人，居然把盗贼家属赶入土窑之内，将盗贼家属活活熏死，酿成三十余人的命案。此事被东厂奏报给皇帝，成化帝以杀人太多为由，竟然下令把王知县凌迟处死，在当时官场上引起较大的震动。那么王知县为什么要将盗贼家属交给受害百姓呢？成化帝为什么要把知县凌迟处死呢？

却说山西潞城县来了一群从鞑靼流窜来的匪帮，他们杀人越货，无所不为。这一日，这群匪帮来到一个村庄，村民见匪帮来势凶猛，就拖家带口地到山沟里去躲避，但还是被匪帮抓到十几名百姓。

为了逼取财物，匪帮将这十几人赶入窑洞，但这些人既不交出财物，又不肯供出逃到山沟里的人们所在。匪帮劫掠不可能常在一地，见所获不多，又恐村民报官，便放起火来，将十几人活活地熏死在窑洞里，然后扬长而去。

过了两天，村人得知匪帮离去，开始陆续回到村中，结果却发现被熏死在土窑内的人，简直是惨不忍睹。村中遭此洗劫，村民岂能忍气吞声？便成群结队地来到县衙投诉，请求县太爷抓捕盗匪，为他们报仇雪恨。

此时的知县名叫王浚，进士出身，是个敢于担当的人，特别不能忍受别人要挟自己。他考中进士之后，就被选为监察御史，年轻新进，不知道宦海风波之险，只要看到不法不公的事情，便立即弹劾，因此得罪了权贵，被贬为县丞。然其虽被贬官，但仍办事认真，肯出力气，深得巡抚、巡按的信任，考核称职，因此升任潞城县知县。知县为一县之主，再加上他刚正有为，颇有些独断专行。王知县得知匪帮屠戮本县百姓，岂能容忍，不听左右的劝说，当即召集各乡民兵三百人，再加上本县五十余名衙役，亲自率队前往清剿。

匪帮们有自己的眼线，得知王知县前来围剿，马上就转移了。王知县得知匪帮转移的方向，带领民兵穷追不舍，匪帮为了逃避追捕，抛下辎重及老弱妇孺，逃窜到山中。民兵们捕获了三十余名老弱妇孺，都是匪属，王知县决定以他们当人质，将他们捆缚在一起，每天拉着他们在山下喊叫，要山内的匪帮下山投降。谁知道一连喊叫了三天，居然没有一名盗匪肯下山，王知县也不可能在山下久驻，只好押着这三十余名老弱妇孺回到县里，将他们关入监狱。

匪帮见王知县撤了兵，便从山里出来，得知王知县逮捕了他们的家属，原本想带着人马攻打县城，却苦于势单力薄，难以攻下。匪帮不肯坐以待毙，便占领了两个村庄，并把村庄内的老弱妇孺也拘押起来，然后派人去县城报信，声称若是王知县害死他们的家属一人，定让村民家属二人偿命，且限定时间，要王知县立即释放他们的家属。

匪帮如此猖狂，若是不答应他们的请求，难保匪帮不屠杀人质。若是答应匪帮的请求，官威何在？国法何存？若是直接调兵围剿，把匪帮逼急了眼，恐怕他们会屠戮百姓。

王知县思前想后，觉得来硬的肯定不成，来软的也不行，不如先实行缓兵之计，以人质交换人质。按照《大明律》的规定，要是王知县以匪帮家属去交换人质，就是故纵，王知县如何肯冒这个风险。若是不以匪帮家属去交换，人质的安全也难以保障。为了规避法律与责任，王知县不想以官府的名义出头，而是把匪帮的三十余名家属交给村民们，说是县里缺粮，监狱人满为患，要村民看管及供给，实际上是想让村民用匪帮家属交换人质，这样既可以规避官府的责任，若是上司查出，还可以诿过于村民，这也是王知县聪明过人之处，可结果却不想聪明反被聪明误。

接收匪帮家属的村民，都是受匪帮祸害之人，而不是被掠夺人质的村民。受匪帮祸害的村民则认为，匪帮抢我财物，杀我亲人，如今他们的亲属却要我们来养活，用他们去交换别村的人质，我们亲人的仇如何能报！于是村民商议，采取匪帮杀害亲人的方法，把三十余名匪帮家属赶入土窑，使用相同的方法，也把匪帮家属都活活地熏死，声称是一报还一报。三十余名匪属被杀，这可苦了另外两个村的人质，他们也被匪帮杀害了六十余人。

王知县得知匪帮家属被受害村庄百姓熏死一事，也是大吃一惊，急忙派人去打探人质的情况，又得知匪帮杀死人质六十余名进行报复。直到此时，王知县后悔不迭，后悔当初不听左右之劝，请示上司如何处置，若是现在禀告上司，恐怕是罪责难逃，现如今只有剿灭匪帮，还可以将功折罪。

于是王知县再次调集民兵，分三路围剿，且派出一队人马，火速赶到入山口把守，一旦匪帮残余人员入山，格杀勿论。民兵都是本县人，痛恨匪帮祸害本县百姓，因此个个奋勇，毫不留情，三路急进，将大部分匪帮杀死，剩下七八名匪徒刚来到山口，则被事先赶到那里埋伏的人全部斩杀。

可能有人就要问了，为什么一个活口都不留呢？因为这是王知县下达的必杀令，若是将他们擒获，按例要进行拟罪，决定权就不在知县了，而登时杀死，是按照犯人拒捕，没有司法程序，且可以为百姓复仇。

王知县的当机立断，没有请求上司调动军队，仅凭本县的力量，就把三十余人的匪帮全部消灭，这在当时是罕见的事情，于是山西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等三司，巡抚、巡按两院，以王知县剿匪之功，共同推举王知县，称赞他勇于任事，刚正有为，希望朝廷予以重用。朝廷欲对此事进行核实，却不想王知县被人给举报了。

王知县下令将匪帮斩尽杀绝，实际上是想掩盖自己曾经试图以匪帮家属交换受害人质的事实。王知县因为剿灭了匪帮，算是将功赎罪，各上司也没有予以追究，却不想王知县最信任的一个工匠到东厂投诉王知县残忍不仁。

这个工匠是京城人，是王知县小妾的邻居。王知县在京城等待铨选的时候，把自己收集多年的玉石毛料交给该工匠制成各种器玩，该工匠的作品使喜欢玉雕的王知县叹为观止。王知县欣赏此人，于是把该工匠也带到潞城县，除了令他继续雕琢玉器之外，还让他帮助自己管理府库。

然而知人知面不知心，该工匠管理府库时候起了贪心，他竟用假银替换真银中饱私囊，在上缴藩库的时候，被布政使查出。布政使不但要王知县讲明理由，还要他补足真银。王知县得知此事，异常恼怒，即刻令人逮捕这名工匠，却不想这名工匠已经逃回了京城。王知县是个嫉恶如仇的人，岂能容忍工匠携银潜逃，当即派亲信到京城寻找工匠，押解回本县治罪。工匠深知王知县的脾气，他不可能轻饶自己，所以便到东厂衙门去首告王知县残忍不仁，害死多条人命。东厂得到工匠的首告，当即奏报成化帝朱见深。

朱见深不久前刚刚收到山西三司两院的举荐，正想破格提拔王知县，而今东厂却奏报王知县残酷不仁，听任百姓滥用私刑，活活熏死三十余人。虽然这些人是匪帮家属，但他们不是死罪，且关系人质的安危，王知县力行剿匪不假，但他视民如草芥，使百余名无辜百姓丧命，何其残忍！似这样的人，居然得到三司两院共同举荐。朱见深自从除掉大宦官汪直以后，对内外官员朋比为奸很是忌讳，如今见官员们通同作弊，谎报案情，感觉受了愚弄，因此钦派刑部员外郎华仲贤前往山西彻查此案。

华员外郎领旨，星夜赶往山西，拘押当事人及人证审讯，王知县供认不讳。按照《大明律》的规定，杀一家人非死罪三人，就应该凌迟处死。王知县将匪帮家属三十余人交给百姓看管，并没有想致他们于死地。虽然王知县仅承认自己办事不妥，但这三十余名非死罪的匪帮家属之死，确实是因为王知县的缘故，是不是可以比照杀一家三人条规定，将王知县拟为凌迟处死呢？按照当时的制度，华员外郎拟罪，法司还应该核议，奏请皇帝批准。在一般情况下，法司拟罪总是要加重的，然后让皇帝减等，或者宽宥，称之为恩自上出，也显示皇恩浩荡。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朱见深既没有减等，也没有宽宥，居然同意凌迟处死，且批示道：

“知县王浚，残酷不仁，以致非死罪者三十余人死于非命，其导民仇杀报复，无视国法，情殊可恶，著凌迟处死。所有举荐各官，均交部严加议处。钦此。”

也就是说，王知县不应该如此残酷，其所作所为，不但导致匪帮家属三十余人死于非命，还导致六十余名无辜村众被杀。王知县这种做法，实际上是鼓励和引导民众私自报复，若是如此，国法何在？因此下令将他凌迟处死。所有举荐王知县的官员，都要交部严加议处。

王知县当初供认不讳，因为他相信即便是有罪，也可以将功赎罪，从来没有想到过会被处死，更没有想到会被凌迟处死，但此时，有皇帝御批，已经成为御案，想翻案也不可能了。王知县感叹道：“三十多条人命，全是因为我考虑不周，实在也没有想到村众会采取与匪帮相同的手段报复。事到如今，能怪何人呢？只能怪自己一念之差，不但使匪帮家属三十余人命丧黄泉，还导致匪帮杀死人质六十余人，这就是百余条人命。我虽该死，但不至于被凌迟吧！”

王知县认为自己有些冤，而当时潞城县百姓们也认为他冤，纷纷说道：“王父母官坐此罪，实因出发点为民，不亦冤乎？”不仅仅是潞城县百姓认为王知县冤，京城的百姓也认为王知县冤，因为王知县是在六月行刑的，在行刑当日，北京城下起冰雹。时人迷信，认为人要是冤死，六月就会飞雪，如今虽然没有飞雪，但下起了冰雹，所以京城百姓认为这是冤气凝结所致。

王知县觉得冤，保举王知县的三司两院及各级上司也感觉到冤，因为波及了他们。王知县被杀了，三司官都被降三级调用，巡抚被罚俸半年，巡按被贬边远为闲职。不仅仅是三司主官受牵连，佐贰官也没有幸免，布政司左右参议、参政，按察司副使、佥事、潞州知州等被降二级调用，连刑部官员也被停俸半年，可以说此案在官场上造成不大不小的震动。

此案缘起是因为匪帮打劫杀人，这种成群结伙的匪帮，在一般情况下，地方官申报上司，请求调兵围剿，就可以推卸责任了，而王知县却勇于担当，仅凭借本县民兵的力量就去剿匪。最初没有剿灭匪帮，只抓住匪帮的家属，王知县不能为受害村民雪恨，也没有向他们说明，以致村民私自报仇，最终是村民杀害了匪帮家属，而匪帮则杀害了人质，虽然最终把匪帮剿灭了，但也造成无辜者百余人死亡。应该承认，这些情况的发生，与王知县处置的失误有关系的。

百余人虽因王知县而死，但王知县的初衷是为民，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他的这种行为被强加上残酷不仁的罪名，显然是有些冤枉的。因为按照《大明律》的原则，分成公罪与私罪。公罪是指官员在执行公务中发生错失和违法行为，其主观上是由于过失而没有追求个人私利的违法动机；私罪是指官员在执行公务中为谋求自身私利而发生的违法行为，或与职务无关而有违官吏道德的行为。所以王知县应该算是公罪，而公罪是没有死刑的，这里却将他凌迟处死，也难怪人们称冤了。

朱见深加重处罚的原因，不是因为王知县残酷不仁，而是因为官官相护。王知县剿匪固然有功，但他也有失误，他不但使匪帮家属非死罪者三十余人枉死，而且直接导致六十余名人质被杀，这就不是一般失误，三司两院竟然置失误于不顾，反而大肆颂扬其功绩，在朱见深看来，这就是结党营私，犯了大忌。

历史对成化帝朱见深的评价是“委任大臣，略无猜忌”。这实际上是溢美之词，从小经历过叔父朱祁钰的废太子风波后，早就变得了小心翼翼。长大后的朱见深何尝不猜疑大臣呢？要不然他就不会重用宦官，轻信权臣，使宦官汪直只手遮天了。在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下，无论是君，还是臣，都不可能完全做到同心同德，这也是制度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