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两朝对武将群体的统驭总体方针是以文驭武、将从中御。以此来制置骄横的武将群体。而这一思想方针下对武将的制置则对宋初的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宋初的兵制改革。五代以来,禁兵骄横,禁兵叛乱之事时有发生。宋初,这些兵将的骄横之风依然存在。“太祖即位,方镇多偃蹇,所谓十兄弟者是也。上一日召诸方镇,授以弓剑,人驰一骑,与上私出固子门大林内,下马酌酒。上语方镇曰:‘此处无人,尔辈要作官家者,可杀我而为之。’方镇伏地战栗。上再三谕之,伏地不敢对。

上曰:‘尔辈既欲我为天下主,尔辈当尽臣节,今后无复偃蹇’。”为改变这一积习,必须进行兵制改革。但改革并非易事,首先阻碍改革的便是禁军高级将领。这些人对太祖有拥戴之功,是太祖的从龙功臣,且在军中威望极高。宰相赵普认为这些将领位高权重,恐有拥兵叛乱之事发生。而太祖认为他们皆是自己的亲信,不必担忧他们叛乱。但赵普反驳太祖说:“臣亦不忧其叛也。然观数人者,皆非统驭才,恐不能制伏其下。苟不能制伏其下,则军伍间万一有作孽者,彼临时亦不得自由耳。”

太祖是绝不会允许

黄袍加身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因此,在听了赵普的一席话后,决心制置武将。通过“杯酒释兵权”,太祖解除了石守信等高级将领的禁军职务,让其出守大藩。正是源于成功解除禁军高级将领职务,宋太祖便由此开始了兵制改革。兵制的改革围绕兵权展开。宋初,掌握兵权的是殿前司和侍卫司。宋太祖赵匡胤之前担任过殿前都点检一职,所以在太祖开国后,除了授予过慕容延钊外,之后便不再授予。

像殿前都点检这样的禁军高级职务之后亦不再除授的还有殿前副都点检、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侍卫亲军都虞侯。由于侍卫司长期没有统帅,侍卫司马军、步军遂逐步一分为二,并与殿前司合称为三衙。二司到三衙的演变经历了三朝,直到宋真宗时期才真正完成。三衙掌管天下兵权,但其职责有限,只负责士兵的训练、戍守番卫以及赏罚补缺。而对于将领的选任、军队的调配、兵符的颁发则归枢密院管。当发生战事后,皇帝又会亲自挑选将官来出任军队主帅。

如此一来

统兵权、调兵权、握兵权实现了分离,真正掌握兵权的则是皇帝自身。宋初二司变三衙,一方面削弱了中央军统兵官的权力,降低了他们的品位;另一方面将三衙的统兵权由中央扩大到全国,使藩镇之兵和三衙之兵统统成为天子之兵。王曾瑜说:“以文驭武,兵权分立,对于消弭绵延二百多年的兵变,保障社会的安定和正常的生产秩序,确是起到了好的作用。”宋初的兵制改革也很好贯彻实行了以文驭武,如枢密院的长官虽有武将出任,但所占比例很小,主体仍旧是文官群体。

结论:

通过兵制改革,宋朝解决了唐末五代以来藩镇林立、地方节度拥兵自重的政治难题。并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环境,为之后社会的繁荣发展奠定基础。但这一切得归功于宋初对武将群体的制置。通过抑制武将,削弱他们的势力以及在社会的地位,才能为改革扫清障碍。倘若武将群体依然是骄横跋扈,那么“悍将难制,骄兵易主”的情况便会再度发生。可以说,在重文轻武的政治环境下,以文驭武的驭将策略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宋初的兵制改革,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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