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圆桌派 李大钊牺牲前后：曾苦练枪法防身，疑被“三绞处决法”杀害

一

1926年，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上讨伐北洋政府，吴佩孚、孙传芳先后被击败，可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反动势力仍旧十分猖獗。同年6月，奉系军阀张作霖入关进京，第一件事就是大开杀戒：先处决了《京报》主笔邵飘萍，又枪毙了《社会日报》主编林白水，接下来的目标就是李大钊。

一时间，京城阴云密布。眼看局势越来越恶化，随时可能会出意外，不少同志都选择撤离北京，有的南下参加北伐，有的北上去苏联深造。身边的朋友也劝李大钊早点离开，他都婉言谢绝，说：“离开北京不难，可我若走了，工作留给谁？”

当然，李大钊也做了准备，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危险。有一天，李大钊回家默不作声，一头钻进了书房，拉开书桌抽屉，放进一支勃朗宁手枪，接着又从衣兜掏出一支。夫人赵纫兰看他带回两支枪，吓了一大跳，忙问他从哪弄来的。李大钊嘿嘿一笑：“托人买的，我们正在练习打枪，以后可以对付那些坏东西！”

据李大钊长女李星华回忆，那段时间他特别痴迷练枪，每天回家聊的事总跟枪有关，还有模有样地教导孩子，说：“瞄准的时候一定要握紧，不然手腕会震痛的。”母亲赵纫兰好奇地问：“好不好学？”

李大钊跟小孩子似的炫耀：“好学！这没什么，我已经瞄得很准了。我们的人已经全部学会了打枪。”说完，脸上露出一丝胜利的微笑。遗憾的是，李大钊苦练枪法防身，最终却没能用上。

二

1927年3月下旬，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吴郁文，终于探查到李大钊的藏匿处，随即报告给了张作霖。与此同时，日本使馆也给张作霖送来情报，说“苏联兵营常有可疑人物进进出出，疑是中共革命党。”张作霖立刻作出部署，准备抓捕李大钊等革命党人。

这里有一个问题，苏联使馆位于东交民巷使馆区，享有治外法权，张作霖想在这里抓人可不容易。李大钊同样这么认为，还曾对身边人说“东交民巷不允许中国武装入内，他们对我们是没办法的”。因此，当杨度得知张作霖要动手，提前通知李大钊转移时，李大钊并没有听劝，从而丧失了最后的脱身机会。

为解决这个棘手问题，1927年4月4日，张作霖派人秘访外国驻华使团首席公使欧登科，只要他肯点头，在东交民巷抓人就不是问题。不过事关国际外交，欧登科也不能一人做主，遂召集各国公使进行商议，出于对中国革命的不安和对苏联的敌意，各国公使一致同意准许抓人，工部局随后通知各巡捕房：“有中国军警入界，不得阻拦！”

有了洋人开具的“通关文牒”，张作霖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下手了。

三

1927年4月5日夜，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召集侦缉处长吴郁文、宪兵队长傅长瑞等各部负责人，组建抓捕李大钊行动指挥部，并制定了行动计划。为了防止革命党人焚烧文件，他们还特意安排了携带灭火器的消防队。

4月6日，正赶上清明节。那日天气很好，赵纫兰一大早就带着小女儿炎华出去遛弯，早饭都没吃。长子李葆华也与周作人有约，前往燕京大学拜访沈士远教授。李大钊则伏案写作，两耳不闻窗外事，李星华百无聊赖，坐在椅子上看报打发时间。这样的日子，倒有一些安闲自得，然而危险却正悄然逼近。

上午8点，吴郁文带着数百名军警，杀气腾腾地冲入东交民巷。他们分组行动，百余名军警守在苏联使馆外围，防止有人跳墙逃跑，一小队去搜查远东银行和中东铁路办事处，大部分军警都跟着吴郁文，直奔苏联使馆附近的旧俄军营。

军营大门紧闭，但侦缉处第一分队长南宝祥早有准备，10个彪形大汉一齐发力猛撞。苏联使馆人员鸣枪示警，可对方人多势众，根本不惧枪声。少时，大门被撞开，一群军警如狼似虎般冲进军营，翻箱倒柜，见到中国人就抓。

四

据李星华回忆，当时她拿起一份报纸，正准备看看有什么新闻，忽闻外面“啪”地一声枪响，紧接着就是人群纷乱地喊叫。李大钊也听到了动静，他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对，取出手枪拿在手上，把女儿藏进院中一处偏僻的小屋，不过为时已晚。

“一个都不能放过！”粗暴的吼声在窗外响起，话音刚落，灰制服的宪兵、黑制服的警察、穿便衣的侦探蜂拥而入，小小的院子里挤满了人，将他们父女俩团团围住。李大钊为了女儿的安全，没有选择开枪反抗，手枪被人夺去，后来成了侦缉处副处长雷恒成的私藏。

由于事发突然，根本来不及销毁文件，不少秘密文件落入敌手。另据《申报》记载，还搜出“步枪三十余支、手枪十余支、手提机关枪2架”，用于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和印刷品无数。李大钊和妻儿以及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的60余名同志皆被逮捕。长子李葆华不在家侥幸逃脱，后在周作人的掩护下逃亡日本。

五

李大钊不仅是国共两党的北方负责人，也是著名的学者教授。他被捕的消息传开后，教育界、学术界以及政界人士纷纷奔走，要求将李大钊案移交法庭审理。莫斯科为了声援李大钊，举行了10万工人大游行。北方铁路工人甚至组织了劫狱队，打算以命相搏劫狱营救。

张作霖虽然抓了李大钊，可由于社会舆论和各界人士的营救，他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处理，奉系内部也出现了分歧：一派认为“凡赤皆为敌人”，况且李大钊等早有扰乱北方之阴谋，理应军法处置。另一派却认为他们都是文人，虽有“颠覆国体行为”，但不能与军人相提并论，不宜采取高压手段。北洋政府的杨度、梁士诒、罗文干、章士钊等，也劝张作霖不可意气用事，为自己留下千古恶名。

面对这种形势，张作霖的态度一度动摇。然而，充当封建军阀鹰犬的青年党，四处张贴标语、造谣生事，说什么“以杀止杀”、“杀一个李大钊，抵过千万共产党”、“除掉李大钊，共产党必灭，机会不可失”。张作霖举棋不定，又给张宗昌、孙传芳、阎锡山等7人拍发电报，其中仅一人主张法办，五人主张严办，阎锡山这个老狐狸没有回电。

这时，隐藏在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蒋介石，给张作霖发来了密电，让他“即行处决，以免后患”。反动势力的怂恿，加上蒋介石的支持，终于促使张作霖下定决心杀掉李大钊。

六

李大钊被捕后在狱中受尽酷刑，为了保护同志，他没有泄露一丝秘密，奉系军阀也毫无办法，不得不无奈地承认：“李无确供。”即便如此，李大钊还是被移交军事法庭会审。

1927年4月28日上午11点，“军法会审”在警厅南院大客厅开庭，参与“会审”的有安国军司令部、京畿卫戍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庭和京师警察厅。张作霖惧怕李大钊的威望，不敢进行公开审判，在一个客厅里偷偷摸摸地进行，实在是荒唐可笑。

下午1时左右，审判完毕，李大钊等20人依次画押，即刻押往看守所执行死刑。抵达看守所后，警察安排他们照相，照完便送往刑台。李大钊第一个执行，因事先不知被判处死刑，未来得及留下遗言。临刑前，李大钊请求给以纸笔，留下遗嘱。

执刑官告之，“为时已晚，由不得汝矣”，李大钊听后无言，神色不变，从容走上绞架，引颈就环。据说，刽子手为了增加李大钊的痛苦，故意使用惨无人道的“三绞处决法”，施刑过程整整持续28分钟。有人见过李大钊的遗体，说是七窍流血、脖颈上有三道血痕，似乎也印证了这个说法。

七

李大钊牺牲当天，妻儿被释放回家，当时她们不知噩耗，还在极度不安中苦等李大钊归来。第二天清晨，李大钊的舅舅周玉春从外面回来，手里攥着一份报纸，眼睛红红的。赵纫兰有了不好的预感，拿过报纸就看到顶头几个黑体大字：“李大钊等昨已执行绞刑”，顿时眼前一黑，昏死过去。

李大钊就义后，首要问题是如何安葬。他生前每月200大洋工资，再加上兼职授课，每月至少有250至300大洋的收入。但因其仗义疏财，去世后家中仅有1块大洋存款。幸有梁漱溟、蒋梦麟、章士钊等友人相助，大家集资购置棺木，才将李大钊的遗体装殓入棺，停厝于妙光阁浙寺，这一放就是6年。

1933年春，赵纫兰带着儿女返回北京，准备安葬李大钊。但她此时百病缠身，子女尚小，既无力又无钱操办丧事，只好请求北大为丈夫举行公葬。消息传出，社会各界纷纷捐款，就连政见相左的汪精卫，都捐了1千大洋。

胡适与李大钊的思想也有对立，两人曾在“五四”时期进行过一场激烈的大论战，但这丝毫不影响两人的友谊，他还亲自出任治丧委员会委员，可见李大钊的人格魅力足够高尚。

1933年4月23日，起灵出殡。杠夫抬着灵柩进宣武门往北，出西直门径直前往香山万安公墓，李夫人及子女身穿白色孝衣紧随其后。一路上虽有军警监视、甚至开枪抓人，但仍有无数群众举着花圈、挽联加入送葬队伍，蜿蜒长达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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