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云“儒者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用大白话来解释这句古语，那就是你可以杀了我，但不要羞辱我。其实，这句话不单单适用于儒者，放在任何人身上都适用。
人生在世，活的是什么？
尊严和骨气。
回顾宋亡的那段血泪史，我们便会领悟一个道理，一个国家打了败仗不可怕，可怕的是丢失尊严和气节。
金朝颠覆了北宋，蒙元灭掉了南宋，许多人认为，这是游牧文明比农耕文明强大的明证。真的是这样吗？
未必！
汉唐两朝，同样是农耕文明，为什么没有被突厥、匈奴所灭？
显而易见，大宋之所以被北方少数民族欺负，与“农耕”二字并无太大关联。大宋缺乏的，是“汉魂”。
很多史学家指出，自大宋建国之初，中原王朝的“尚武精神”便失落了。至于原因，家喻户晓，赵匡胤坐上了龙椅后，生怕后世有人沿着自己走过的“套路”，披上黄袍当家做主。
如何防止将官自立？
简单，削弱他们的军权，降低他们的地位，调低他们的待遇。
所以，纵观两宋时期，文官的权力、地位、待遇处处压武将一头。赵皇帝用实际行动告诉天下人，想要谋求富贵，赶快放下刀枪，拿起笔杆。
从这以后，“文”与“武”这两大立国之本，在赵皇帝的天平上出现了倾斜。何曾几时，武举人比文举人还要风光百倍。如今人人只识文状元，武状元戴着大红花骑着高头大马招摇过市时，老百姓都在背地里说一声“莽夫”。
虽然这场景未必出现过，但在当时的大宋江山，文人和武士的待遇属实有天壤之别。赵匡胤统治时期，“终生不杀士”，这意味着什么？每个读书人，均被老赵颁发了一块“免死金牌”。至于武士，根本没有这待遇，还总被老赵“杯酒释兵权”。
诚然，在未来的岁月里，无数读书人感叹赵匡胤的仁德之举。殊不知，正是这位对读书人推崇备至的宽仁皇帝，开了“崇文抑武”的先河。这种国策，直接导致宋军战斗力逐日下降。
在宋代以前，虽然中原王朝曾经历过“五胡乱华”的屈辱，但中原王朝从未全境沦陷过。
我们必须承认，游牧民族的生存方式，决定了他们强大的战斗力。但是，农耕文明真的无法抗衡游牧文明吗？
绝非如此。
汉唐的强盛告诉我们，游牧民族虽强，但还不足以征服整个华夏民族。
可能有朋友会反驳，虽然赵匡胤开了“抑武”的先河，可两宋时期仍有那么多“笑谈渴饮匈奴血”的民族英雄，在对外战争中亦不乏闪光点，这又该作何解释呢？
笔者认为，赵匡胤之“抑武”，并不是将所有武将一竿子打死，而是逐步唱衰宋军。故此，两宋时期出现了那么多民族英雄，都没能力挽狂澜挽大厦于将倾。
宋朝的军事实力减弱，是个缓慢且长期的过程。而且，宋朝军事衰落并不是因为“兵道”衰落，而是因为“精神”衰落。所以，北宋尚可与北方民族分庭抗礼，到了南宋时期宋朝的对外战争鲜有胜绩。
自赵皇帝提出了“以儒立国”的方针，两宋时期开始盛行腐儒当道的“缠足文化”。我们知道，两宋时期（尤其是南宋），涌现出一大批满嘴气节贞操的儒生，满大街都是有骨气的文人。
对外战争靠的是什么？让这些酸儒上前线对着敌人大放厥词？显然起不到什么作用。想要赶走侵略者，靠的还是手握枪杆子的铁军。
其实，笔者并无诋毁儒学之意，只是宋之儒学，已缺少了刚性，只剩酸腐的一面。得益于“程朱理学”之功，大宋军民的精神变得萎靡不振，缺乏阳刚之气。
自汉朝董仲舒等人发扬了“新儒学”，儒家思想在汉、唐两朝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然而，儒学的发展在宋代“拐弯”，误入歧途。宋之儒学，礼仪、文化方面已臻至巅峰，但儒学思想中的刚性已被消磨殆尽。
所以，宋朝的文化发展、经济发展能够与盛唐等量齐观，但有钱又有文化的宋人饱受北方民族的压迫。
南宋王朝每天都在强调血性、气节，可真正有血性有气节的仅有岳飞等寥寥数人，大多数文人将血性挂在嘴边“放空炮”，于国无益。这种浮于表面的血性，最终成为大宋水桶上的短板，不论历代大宋君臣如何努力，桶里的水终将付诸东流。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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