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学者之一。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李大钊是一个占有重要地位的伟大人物。他和陈独秀共同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也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人，中共北方地区的最高领导人。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命令京师警察局强闯苏联大使馆，将李大钊等数十名国民党以及共产党党员逮捕，并搜查到了大批的机密文件。
4月28日，李大钊等二十名革命人士在京师西交民巷看守所内英勇就义，享年38岁。
下达执行绞刑命令的就是东北王张作霖。在以往的印象中，无论是反动军阀、国民党政府或者外国侵略者，似乎都对共产党极为仇视。以此推论，张作霖杀害李大钊，似乎并不需要特别的理由。
但实际上，当时的李大钊在国内外的影响力非常大，张作霖要杀这么一个人物是需要充足理由的。并且，当李大钊被捕之后，社会各界都积极展开营救活动，奉系军阀面临巨大压力，张作霖甚至有过释放李大钊的念头。但最终，考虑到种种因素，张作霖还是决定处决李大钊。
那么当时的真实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李大钊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势力范围远在东北的张作霖，为什么一定要杀掉长期在北平工作的李大钊？
现在就让我们再来详细地看一看那段尘封已久的历史，看看这位伟大的共产党创始人，究竟做哪些让军阀和反动势力“恨之入骨”的革命工作！
提起李大钊，就不得不提陈独秀，这二位是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的创始人，也是这两位革命先驱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等概念引入中国的。
李大钊和陈独秀早期都在北京，他们的接触也比较频繁，深入交流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等问题。只不过当时很多概念都比较模糊，中国的时局也非常的混乱，具体中国革命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又如何走，这些都是他们探讨的问题。
随着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深入，以及对中国社会结构的不断了解，李大钊和陈独秀的主张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之处。
1919年，陈独秀领导发起了著名的五四运动，随后遭到反动政府的通缉，被迫离开北京，转移到上海，后来又受邀到广州任教。
在这段时间里，虽然李大钊和陈独秀见面不多，但是书信往来频繁，他们一致认为应该成立一个独立的政党来进行革命，而这个政党就是“中国共产党”！
当时还出现了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帮助。这件事情和李大钊有重要关系，因为李大钊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非常密切。当时他还有一个秘密身份，就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言人，这个身份甚至连陈独秀都不知道。
陈独秀认为，中国共产党就应该是完完全全独立的一个政党，它可以接受共产国际的支援和帮助，但在本质上与共产国际以及苏共都是平等的。
陈独秀的想法是有很有道理的，但当时中共的情况的确太过弱小。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共计只有五十三名党员，大部分是热血青年，有的还是学生。这个刚刚成立的政党，目标明确，观点尖锐，但是没有革命经验，缺乏资源，也没有活动经费。
尽管一大上制定了党员交纳党费的规定，但毕竟是无产阶级政党，大部分的收入不高。中共的几位高级领导人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真正工作起来才发现，收上来的那点党费，和需要的经费相比，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在危急时刻，李大钊决定接受共产国际的帮助，由共产国际提供了部分经费，这才大大缓解了中共前期的困难。在实际躲不过去的实际困难面前，陈独秀也没有更好的办法筹集到大规模的革命经费，因此被迫接受。当然共产国际不是白白帮助中共的，他们要求中共承认自己是共产国际的分支。这也就为后来，共产国际给中共以指导以及带来的危害，埋下了伏笔。
实际上李大钊和陈独秀最大的分歧出在革命道路具体如何走上面。陈独秀，人如其名，坚持中共要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具体的做法就是创建自己的武装，然后夺取政权，最后再对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造。
而李大钊认为当时的中共在客观上并不具备颠覆并夺取政权的实力和可能性，仅靠自己是很难取得革命最终胜利的。
李大钊认为当时中国社会最大的毒瘤就是反动军阀，他们是阻碍中国统一与进步的最大障碍。而这个观点和孙中山不谋而合，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共协助改造国民党期间，李大钊得到了孙中山的认可和器重。
李大钊的认为应该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帮助国民政府将盘踞在中国北方的几个大军阀消灭，然后再和苏联合作共同进行社会革命。
因为十月革命非常成功，苏联的生产力获得解放之后，国力迅速提升，成为了李大钊等人心中的乌托邦。因此，李大钊对苏联是非常崇拜和信任的。
而按照李大钊的想法，首先应该对付的就是盘踞在东北的奉系军阀，首脑就是东北王张作霖。李大钊并不只是想想而已，他还将自己的想法付诸了实践。
由于李大钊本来就和共产国际有联系，同时与当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维经斯基以及苏联驻华大使越飞关系都非常熟悉。因此，他将自己的计划发向莫斯科，寻求帮助。
在李大钊和马林等人的努力下，国共实现了第一次合作，孙中山也接受了李大钊的建议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原则。如此一来，中共帮助国民党北伐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李大钊和张作霖并没有什么私人恩怨，但他的革命计划，第一个目标就是张作霖的奉系。由于苏联方面不便于直接出兵，只能派遣军政人员到中国帮助国民党建立军队，培训人才以及派遣军事顾问参与北伐。
李大钊也认识到了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如果没有军队，就只能任人宰割。但是李大钊没有选择筹建自己的军队，而是选择改造军阀部队，而他选择的目标是冯玉祥。
冯玉祥与张作霖也是老对手，李大钊自然要帮助冯来反对张。李大钊不会打仗，但是做政治工作，确实在行。
在李大钊的努力之下，策反了张作霖手下大将郭松龄，使其在东北倒戈，占领锦州。但最终因寡不敌众，兵败奉天城外，郭松龄夫妇遇害。
东北王张作霖也不是一般人物，很快就查到北平有个叫李大钊的，处处和自己做对。策反郭松龄、接近冯玉祥还勾结老毛子图谋占领东北。张作霖知道之后，火冒三丈，这种人怎么能留。
冯玉祥在李大钊的影响下，逐渐开始转向南方革命政权，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在李大钊的联络下，冯玉祥甚至获得了苏联方面的支持。1924年，直奉大战爆发，冯玉祥趁机发动北京政变，全盘掌控了北京局势。后来他还促成了孙中山北上谈判，在这个过程中，李大钊功不可没。
当时李大钊在冯玉祥的部队中公开宣讲共产主义，主张建立红色政权，而李大钊也得到了冯玉祥的支持。在其他军阀的眼里，冯玉祥已经被共党赤化，成为了共同的敌人。也正因为如此，冯玉祥遭到了直系和奉系军阀的联合驱逐，退出了北京。
张作霖进入北京之后，成立了安国政府，在城里对那些曾经反对他的人，以及国民党、共产党员进行大肆搜捕和迫害。
李大钊的很多朋友和同事都劝他离开北京暂避风头，但是李大钊认为北京依旧是最为重要的革命基地，他的工作离不开北京，他就不能离开北京。
实际上，李大钊敢留在北京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联大使馆愿意提供保护。上文中我们提到过，李大钊和苏联驻华大使越飞的关系很熟。二人不仅是同事也是好友，在李大钊的引见下，越飞与孙中山也有过深入的交流与合作。
当时苏联是全力支持国民党发动革命战争的，黄埔军校的主要教官都是苏联派来的，此外苏联还为国民党北伐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武器装备。
北伐军的总司令是蒋介石，但实际上的总指挥是苏联元帅布柳赫尔，也就是那位著名的“加仑将军”。
有了苏联方面的支持，北伐军势如破竹，很快就击溃了孙传芳和吴佩孚集团。此时，剩下的就只剩最后一个，也是实力最强大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了。
李大钊之所以不愿意离开北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距离张作霖很近，可以获得最新的情报，并且还有希望在奉系内部再次策反。
并且，当时苏联在东北还保有一条中东铁路，这条铁路是原沙俄强迫晚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而修建的。苏联成立后，原来的不平等条约大都废除了，但是这条中东铁路由于极为重要，苏联却保留了下来。
这条铁路长驱直入东三省，张作霖也没有办法，因此从心底憎恨苏联老毛子。
张作霖对局势看得非常清楚，苏联老毛子是看上了自己的东三省，支持孙中山他们来和自己打仗。而这个李大钊就是他们安在北京的一颗钉子，这颗钉子不拔了，迟早得扎自己身上。
不过，张作霖占领北京之后并没有找到李大钊，但情报显示李大钊就在北京，所以张作霖下了严令一定要找到李大钊。
李大钊在奉系军阀进入北京之前，就把自己的工作机构和大部分同事都搬进了苏联大使馆。当然这中间肯定少不了越飞的帮忙。
苏联大使馆坐落在东交民巷，实际上是继承了原来沙皇俄国的大使馆。这里是北京专门划出的使馆区，英国、法国、日本等国的大使馆都在此处，有各国自己的保卫部队。
满清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中对此地有明确的规定，中国政府的武装力量不得进入这一地区。政府人员公办也要在获得允许的情况下才能进入。
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就是躲在日本大使馆里，避过了清廷的搜捕。李大钊和越飞都认为张作霖政府绝对不敢闯入使馆区，所以李大钊便大大方方地在这里住了下来。
不过，李大钊等人并不是直接住到了大使馆的办公楼里。在苏联大使馆的隔壁有原来为沙俄卫兵建的一座旧兵营，后来被苏联大使馆腾出来出租。越飞就把李大钊等人安排到这里住下。
李大钊虽然住进了使馆区，但是和外界的联系并没有中断，他通过自己的联络员，不断地向外传递消息，指导工作。
张作霖发觉李大钊仍然在北京非常活跃之后，命令手下人从外围开始摸查，顺藤摸瓜，务必抓到李大钊。
随着风声越来越紧，有很多同事和朋友都劝李大钊要注意安全，必要的时候应该离开北京。李大钊才开始并不以为然，但后来发生了几次有惊无险的遭遇，让李大钊也不得不变得谨慎起来。
不过，这个时候他心里想得最多的仍然是自己手头上的工作，他每天都在奋笔疾书，甚至工作到黑夜。并且也频繁地召开秘密会议，与同志们商议对策。
苏联大使馆周围大量的活跃人士，引起了其他国家使馆人员的关注。他们其中有人向张作霖政府透露，苏联使馆附近好像有国民党和共产党分子。
张作霖恍然大悟，对，整个北京城，连皇宫都拦不住我老张，除了这个东交民巷，还没有老子进不去的地方。那个共党李大钊肯定就藏在那里面。
虽说张作霖断定李大钊躲在了东交民巷，但并没有证据，再说那个地方还真不是说闯就能闯的。那时候张作霖已经在东北经营了多年，有自己的政府和外交关系，和多国都有往来，他也不敢随意地得罪这些国家。
尤其是苏联，虽然张作霖看不上老毛子，但是苏联人的实力实在太强，在北边国境上还驻扎了重兵。要是没有真凭实据，绝对不能闯进去抓人。
于是张作霖兵分两路，一方面派人在里里外外仔细侦查，务必查清楚李大钊的具体位置；另一方面，张作霖亲自去打通关系，希望使馆区能同意他派人进去抓人。
东交民巷有好几个国家的大使馆，为了方便管理以及和中国政府沟通。他们推举出一个首席公使作为代表，这个首席公使就相当于使馆区的大总管，权力和威望都不小。
这个时候的首席公使叫欧登科，他弄清张作霖的真实目的之后，随后就与其他各国大使商议。当时的苏联虽然实力不俗，但毕竟是红色政权，与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在同一阵营。因此英法美日等国的大使有意破坏苏联人在中国扶植红色代理人的计划。并且，李大钊领导的中共也明确提出要反对殖民主义，不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
如此一来，欧登科便默许了张作霖派人进入使馆区执行逮捕行动。
为了摸清楚李大钊的具体位置，张作霖派人时刻蹲守在俄军旧兵营的周围，跟踪侦查经常出入的人。不久，他们就发现一个叫李渤海的人，经常进出使馆区，行踪十分诡秘。他们判断，这个李渤海很有可能和李大钊见过面，应该知道李大钊的藏身之处。
所以，京师警察厅在使馆区外面逮捕了李渤海，经过严刑拷打，李渤海供出了所有的机密。他承认自己就是李大钊的通讯员，负责李大钊和外界的联系，并且他还把李大钊的准确住址以及家庭成员全部供了出来。
有了这些详细情况，张作霖下令准备进入使馆区捉拿李大钊等共党分子，京师警察局和宪兵队召集了将近500人参加行动。在行动之前，他们提前派了密探化装进入俄军老兵营附近探查地形，并掌握了李大钊的行踪，可是李大钊对此却一无所知。
实际上，张作霖捉拿李大钊的动作很大，在行动之前也有风声传了出来。杨度就曾经提醒过李大钊，张作霖最近有可能要对他采取行动，建议他还是离开北京暂避风头。但是李大钊认为奉系军阀无论如何也不敢闯进使馆区抓人，并且苏联大使越飞也肯定会全力庇护。
不过，李大钊也似乎感到了危险，据他的女儿李星华回忆，那段时间李大钊经常练习射击，估计就是为了防身。
4月6日，那天正好是清明节，大批驻特军警突然风风火火地进入使馆区，直奔苏联大使馆而来。苏联使馆的安保人员见形势不对，一边拔枪警示，一边让人赶紧去报告。
疯狂闯入的这批人并没有进入苏联大使馆，而是直接冲向了附近的俄军旧兵营，平时旧兵营的大门敞开的，但是门卫看到这么多军警来者不善，于是提前将大门关闭。
苏联大使馆的人这个时候也出来了，他们的警卫向天鸣枪示警，要求他们立即撤出苏联使馆区。但是这帮人得了死命令，根本不理会苏联人。他们直接把坚固的大门撞开，然后一拥而入，将里面住的所有人全部逮捕。
这一天，李大钊的家里只有他和女儿李星华在家，他的长子李保华、妻子和小女儿当时都不在家。
李大章当时正在房间里写作，当他听到外面的枪响之后，就意识到可能是出事了，扬度说的是真的，张作霖真的闯进来了。
随后李大钊拿出冯玉祥送他的那支勃朗宁，带着女儿李星华躲进了屋子。他们刚一进屋，张作霖的人就踹开了他家的院门，李大钊顾及到女儿的安全，没有开枪反抗，被他们直接抓捕。
不久之后李大钊的夫人带着小女儿回到家，被守株待兔的特务抓捕。他的长子李保华在外面，听说了张作霖派人闯入使馆区抓共党的消息，所以没有回家。后来在周作人的帮助下，逃往到了日本。
此次抓捕行动，共计抓捕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党员六十余人。有一批枪支弹药被收缴，另外还有大批的机密文件被查获。由于李大钊等人过于相信苏联大使馆的实力，加之也没有地下斗争的经验，因此所有机密文件被悉数查获。
据说被查获的文件、报刊、书籍整整装了七辆卡车。
更要命的是，这些机密文件中有不少是李大钊联系共产国际、联系北伐军的重要电报。如果是有经验的地下党员，类似这种机密文件，肯定是阅后即焚。但是李大钊他们却悉数保留了下来，最终成了张作霖手中的证据。
张作霖抓捕李大钊之后，社会各界发起了对李大钊的营救行动。张作霖也面临两难境地，自己是真心想把这个李大钊正法，但又担心社会各界的反对。尤其是这个李大钊还是帮助改造国民党的重要人物，深得孙中山的信任。
虽然孙中山已经死了，但是国民党却越来越强大，北伐军正在逼近北京，杀了李大钊怕是会更加刺激国民党。
不过，就在李大钊被捕后一个星期，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抓捕杀害中共分子，彻底撕掉了革命的面具，露出了自己反革命的真面目。
据说，蒋介石得知李大钊被捕之后，还特意给张作霖发了一封电报，建议张作霖将李大钊正法。如此一来，张作霖便没有了后顾之忧，决定对李大钊执行绞刑。
1927年4月28日上午，李大钊等二十名国共革命党员在北京被执行绞刑，英勇就义。
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就这样牺牲在了敌人的绞刑架上，但直到最后李大钊也没有向敌人屈服，在行刑前仍然喊着口号，誓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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