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是对大宛的征伐,本是天子好宛马而不得,十分显著的体现了统治者的强权意愿附着在外交手段上,也正因为有国家支持,才有能力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一个表现就是外交成本的投入上十分庞大,所谓“及赂遗赠送,万里相奉,师旅之费,不可胜计”。终西汉一朝,其在西域的经营活动也大抵是与国家对西域政策相一致的。国家主导下的外交,需要有相关机构和官员执行国家的外交方针政策,二者缺一不可。

是故东汉朝对西域的经营

不能全以官方经营概之,甚至非官方经营下的外交活动一一如班超在西域的贡献,其所达到的效果并不输于国家为主导的外交,这是两汉王朝又一显著差别。班超经营西域之时,章帝迎还戊己校尉,不复遣都护,又罢伊吾屯田,中央王朝此时对西域政策己然放弃,所以班超在西域的积极活动与国家整体政策并不是一致的,不能代表当时的国家意愿。

随着其经略西域的进展,中央王朝虽有所动摇,但并没有彻底更改原有的外交政策,再从东汉王朝历次发兵西域支援班超的人数而看,仅千人之规模,这和武帝伐大宛时数万人的规模不可同日而语。应当指出的是,班超在西域建功立业并不能说明东汉王朝国家主导下的西域外交便不如外交家的贡献,班超之所以成功的原因除了其个人因素以外,亦得益与当时匈奴衰弱的大前提条件,时值“匈奴衰困,力不能及西域”,颇有时代造就英雄的味道。

使者功能性差异

汉武时方通西域,故使者出使时常有探索性之功能,它表现在使者还朝之后或言西域之风土人情,或奇珍异兽,亦能感受到这一点,其对诸国不同于汉王朝的奇风异俗颇有描写,迎合统治者对异域“奇物”的兴趣。历经西汉时期对西域的交流直至西域都护开府,中央王朝实现了对西域的控制,自然其使者的探索性功能不再重要,至东汉朝时使者更突出其政治性作用,成为东汉经营西域政策的象征。此外,联姻西域的和亲女作为使者的一种,西汉使用这一外交手段改变了乌孙亲匈奴的政治立场,从而为驱除匈奴夺取西域控制做了准备。

东汉时,匈奴分裂,和汉王朝作对的北匈奴至多只危机河西,对汉之国本无从动摇,汉王朝已没有必要再联姻西域国家,故而东汉朝与西域诸国的联姻未见明确记载,和亲女这一使者的联合西域以抗匈奴的功能明显丧失。竞争对手的差异。无论西汉、东汉之经营西域,皆受到了来自匈奴的影响,武帝时出使大月氏和乌孙都是为了联合抗匈,尤以元狩三年霍去病出陇西击祁连山之役,北拒匈奴从而为汉王朝在西域之发展扫除障碍。

至东汉时

亦是以明帝永平十六年窦固、耿忠出击北匈奴为始,企图重新构建中央王朝在西域的经营。可以说,作为西域角逐的主要对手,两汉王朝经营西域都曾抱有“断匈奴右臂”的想法,而西域国家则在强国之间摇摆依附。但东汉朝的在西域竞争对手却不止北匈奴,作为西域绿洲国家的莎车试图称霸西域,莎车王贤自恃兵力强盛,攻鄯善、龟兹,灭妫塞王,伐大宛,并于寘,贤自称大都护,向诸国收纳赋税,而“诸国悉服属焉,号贤为单于”,俨然莎车己独霸西域。莎车的崛起,与同时期北匈奴的衰弱有关。

结语:

建武二十四年以后,匈奴分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归汉而北匈奴未能完全放弃西域,换言之,东汉若在此时重开西域经营,其最大的对手不是北匈奴而是莎车。东汉王朝和北匈奴都企图借助莎车之手实现对西域的控制,但就其结果而言莎车王贤的行为更像是继匈奴、汉之后意图控制西域。贤死之后,少了这一控制,西域内部诸国兼并:“小宛、精绝、戎庐、且末为鄯善所并。渠勒、皮山为于寘所统,悉有其地。郁立、单桓、孤胡、乌贪訾离为车师所灭。后其国并复立。”再观东汉时,凡中央对西域政策稍有松弛,诸国便复又蠢蠢欲动,西域绿洲大国兼并,成为东汉在经营西域上的又一大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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