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斤宋朝铜币专题之北宋的铁钱在哪用，铜钱铁钱怎么换？原来白银时代前买东西靠他们

宋元丰年间，江南路商人，想象着从开封到开封带一箱客船，尽快找中间商出货，用手中的票找习酒助兴的乐趣。

这个飞来的小主令生意简单的就像让柳永填词一般，一想到没有了中间商赚差价，商贩连忙签下契约，带着那五万钱就找了会仙楼附近最好的客栈办了入住。

然而到了房间，他却发现自己靠着在老家童子学里的算术支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名义上的五万钱其实只有三万八千五百文。当然这不是说早上那个叽叽喳喳的官宦公子是一个腹黑商人。

北宋时期金银还不是主流货币，这还是一个以铜为王的时代。同时晚唐之后，战乱频繁，商业衰落，货币需求量低而且铸币次数少，导致市场上流通的铜钱较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早在宋朝立国初年， 宋太宗赵光义就曾下诏“悉用七十七为百”，自此以后，这种把七十七文当做一百文的做法就成为了定制。官方给了这个做法一个名字叫做“省陌”，简称“省”或者“陌”。

宋徽宗时期所铸大观通宝

不要以为七十七当一百足够低了，那还是官方场景比如说缴纳赋税、向国家借贷等的标准。至于说民间各个区块都有自己的标准，街头巷尾的零售一般用七十五陌，菜市场涉及到民生更少点一般用七十二陌，书法字画水太深标价虚高，用的自然就还得少点，所以书画市场上一陌一般为五十六。

更为夸张的是，僻处一隅的蜀地自五代以来就频繁上演着以铁为铜的化学故事。在那个著名的后蜀花蕊夫人的国家，铁钱和铜钱就以2.5:1的汇率同时流通着。后来赵匡胤灭了后蜀，一样缺铜钱的宋太祖连忙将蜀国的铜一股脑运回开封，蜀地的铜少了，自然也影响到了铜铁的兑换比例，最低的时候一文铜钱竟可以换到十四文铁钱。

清明上河图中的汴京

这时候各地的商人见缝插针，带着蜀人急需的铜钱去换取远低于实际价值的铁钱，这就造成了成都等大城市感受到了巅峰时经历过每月通货膨胀超过322%的德国人的无奈。直到994年，政府下令铜铁兑换强制按照一比十执行，蜀地的物价才算稳定下来。

铜铁通用其实不是蜀地的个例，在长江以南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只不过后来江南产铜地马力全开，数十万贯的铜钱被就近输送给南方的大城市。宋仁宗时，东南地区按例运往汴京的铜钱都改成了“金、帛”，更使得东南地区的铜钱流通量有了保证，铁钱在这里自然没有了市场需求。

当然北宋时期铁钱的盛行有着完备的必然条件，首先，北宋的工商业发达，这可以从商业税的征收情况可见一斑，宋神宗时期，宰相月俸为三百贯，而宋朝又是有名的高薪养廉朝代，历代官员俸禄之高莫过于两宋，同期的开封城人口在百万左右，商税收入可以达到四十万贯之多，足够给一百一十位宰相发放一年的俸禄，两相对比可见税收规模之大，工商业的发达也导致了更大量的货币需求。其次，北宋矿业的发达也为铁钱铸造所需要的煤铁资源提供了保障，北宋中叶时苏轼陷于王安石变法的观念之争，自请出京，扎根地方的同时对煤炭用于炼铁的状况也有描述：“彭城旧无石炭，元丰元年十二月，始遣人访获于州之西南白土镇之北，以冶铁作兵。”就在苏东坡说这话的1078年，北宋全境就可以炼铁五百五十多万斤，光他当时任职的徐州就贡献了三十万斤。最后，针对矿业的税收制度也在宋神宗时期从不问产出多少都按规定份额征收的课额制变成了按实际产出官民二八分配的分成制，更是极大地鼓励了矿业从业人员的生产积极性。

不过上述内容只是大环境分析，要说铁钱的具体去处，可以说是所谓的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去。那么除了蜀地以外，还有哪里用着铁钱呢。

这还得从一场战争说起。北宋的边事，自宋辽檀渊之盟后从东北方向转移到了西北方向。定难军摇身一变成了西夏，从此北宋和西夏就展开了恩怨纠葛的一生，镇压方腊起义用的是为西夏准备的西北军，平夏城下气吞万里如虎的是为西夏准备的西北军，彪悍的人生来源于王安石变法带来的西北军军事特区的地位。但是打仗烧钱，从一个菜鸟成为一个高手的必经之路不是掉落谷底发现秘籍，也不是偶遇仙人抱着大腿喊爸爸，而是成为一个V15的氪金党。北宋在陕西河东地区财政政策上的随机应变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宋夏战争。

西夏疆域

1040年，宋夏开战，陕西成为战区，军费成几何级上涨。为了弥补亏空，只得就近周转。我们知道秦先占蜀地才有后来的鲸吞六国，刘邦先在蜀地蛰伏，才有后来奇兵出陈仓抢占三秦的故事，自古以来秦蜀之间就有着天然的纽带。所以这次陕西缺钱，也是好兄弟四川来解决。但是前面说了蜀地本来就缺铜，自然运过来的也不会是铜钱，所以当来自汉中的铁钱进入陕西后，西北经济也开始了铜铁并用的时代。

随着宋夏间持续的拉锯，光靠蜀人输血已不足以缓解症状，为了解决没钱的燃眉之急，北宋开始在河东铸大铁钱，而按以往铸造规格生产的钱则被称为小钱，大钱叫做“重宝”，小钱叫做“通宝”或者“元宝”，再在前面加上年号，四个字合在一起就是钱文。大钱分量更足，当然价值更高，一文大钱可以兑换十文小钱。直观的来说，一文大铜钱在四川地区就可以兑成一百文铁钱。

随着后来铁钱的铸造业务在陕西和东南的扩展，有些地方官就想效仿蜀地故事，将东南的铜钱流通区变成铁钱流通区，作为向上邀功的本钱。比如说福建路转运使高易简就动起了歪脑筋：这泉州不是产铁吗，那赶紧扩大生产，把铜钱运到陕西，既有援助西北的功劳，还把福建变成铁钱区，货币量更足了，一箭双雕，升迁的路似乎已经踩在脚下。可惜朝廷没领他这个情，庆历五年，擅自扰乱币值的高易简得到了向左转的命令，领取了降职罚俸的红点套餐。

即使如此，因为大小铜铁钱并用，四种规格价值的货币在同一时空中流通，陕西地区币值混乱的局面还是日益加剧。这种混乱其实来源于对成本和收益关系的判定，我们可以先讲一个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1976年于康奈尔大学的演讲中所提到的案例来明确其中的关系，当时有个汽车公司的设计先天不足，他们的车发生追尾事故时油箱容易爆炸，只要在油箱旁加一块挡板就可以降低伤亡，但这块价值16元的零配件增加产生的成本远大于他们对意外事故的赔偿，为此生产厂商宁愿抛弃道德，追求利润，为事故买单也没有增加挡板。虽然厂商的行为为人不齿，但是消费者有没有接受呢，其实从厂商的决策就可以看出消费者仍在持续购买，因为消费者渴望的品质也与他们能承担的价格相当。

对夏战争前线永兴军路

而回到千年以前发生在陕西的货币战争本质上也是如此，政府虽然规定大小钱之间以一当十的兑换比例，但其实三文小铜钱的分量就足够造出一文大铜钱，换言之大铜钱贬值，铁钱升值，这种规定价值与实际价值相差巨大的情况出现在古代防伪能力落后的时间点只会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只要有能力个个都是印钞机。哪里能力最足，自然是煤铁资源最富余的河东地区，为了抑制民间盗铸引发的物价飞涨，并州知州甚至奏请将河东地区的铁钱和铜钱的兑换比例下调至二兑一。庆历七年，看得见的手开始发挥作用，官方停铸铁钱；庆历八年，政府重新规定了币值，大小铜钱的兑换比例从一比十下降到了一比三，新出炉的大铜钱也因此被称为折三钱。至于铜铁兑换比例，则也随之调整为一比三，这系列的措施大大改善了西北混乱的货币状况，但民间盗铸彻底无利可图则要等到1059年铜铁钱的大小兑换比例都调整为一比二为止。

宋哲宗亲政以后，继续父亲宋神宗的改革事业，并重启西夏战事，铸币规模再次扩大，陕西经济又生变局，铁钱大幅度贬值，用古代硬通货稻米来计数的话，当时的米价从宋神宗时期的八十到一百八十文一斗翻了数倍到了七百二十文到七百八十文一斗，由此可见该政策下引发的物价上涨之严重。

1102年，蔡京开始执政，为了缓解货币危机，也为了获取更多的私利和政绩，又恢复了以一当十的大铜钱铸造，两年以后出于同样目的，蔡京又下令在两广地区开始铸造铁钱，并规定这些铁钱的流通区域为广南东路，广南西路，于是两广和陕西、山西以及最早的四川地区一起成为了北宋铜铁并用的双币区域。

蔡京画像

这时的货币市场可以套用格雷欣法则来分析，因为北宋实行了铜铁并用的货币政策，铜铁之间有着一定的兑换比例，当铜铁的市场比价与法定比价不一致时，市场比价比法定比价高的金属货币（良币）将逐渐减少，而市场比价比法定比价低的金属货币(劣币)将逐渐增加，形成良币退藏，劣币充斥，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不过北宋的货币问题不仅在于铜铁之间，还出现在同金属的大小钱的关系中。一当十的大钱的实际价值远低于它的法定价值，显然是劣币，它的铸造利润之大足以令民间资本铤而走险，在私铸最严重的的福建、两广地区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最为明显，为此蔡京等执政者不得不宣布在该地区停用一当十的大铜钱。1106年，湖广、安徽、浙江等地的一当十大铜钱也在压力下被调整为一当五的折五钱，但是一比五的兑换比例也没撑多久，不久之后一当三的折三钱开始出现在上述地区。此后截止靖康之耻前，北宋的货币政策在蔡京的主持下，多次改变大小钱兑换比例，并在铜钱铁钱中加入低价金属，类似于夹铁的铜钱，夹锡的铁钱都在挽救货币政策的目的下将北宋的币制彻底推向了混乱。

北宋的货币制度中的铜铁关系看似是政府在为了解决货币需求问题不断主动做出改变，但实质上是因为工商业持续发展以及宋辽、宋夏间的国际关系变化的作出的被动应对。北宋终结了安史之乱以来的军阀混战局面，实现了局部统一，相对和平的环境，松散的手工业和人口流动限制，这既是古代中国有前向后过渡的时代特征也是北宋工商业持续发展的源动力，但是面对着崭新的经济特征，虽然政府尝试过政策干预，但这种货币政策由于制定规则的人并没有完整的经济学理论，增发货币，改变币值只是一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

当然北宋铜钱铁钱斩不清理还乱的关系也是这种时代跳不出的局限性体现，这种时灵时不灵的实践下，货币市场价值和法定价值之间的规律被逐渐探索，这也为两宋的纸币经济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经验。

更多内容请点击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