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175年的宋朝我想说“荐举改官”最主要的弊端——以南宋时的一些例子来看

南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当时担任“铜川扶路运输法官”[1]的张燕(张燕)和当时担任“铜川扶路Anshi”的王勋是(同一州)动向。

张演为了儿子张绍曾（时任“监利州赡军酒库”）由选人改京官【2】的事情，曾几次恳求王勋提供一份“举削”（推荐书）。王勋一直都没有答应。

刚巧，王勋的儿子王驹（时任“汉州什邡县丞”）也要由选人改京官，王勋为此求到了时任“提点成都府路刑狱公事”【3】的傅伯成那里。傅伯成表示：他手里剩下的一份“举削”，已经答应时任“总领四川财赋军马钱粮、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4】的陈晔，给“利州张监库”了。倘若王勋能代替他举荐此人，那他就可以举荐王勋儿子了。

王勋一听就乐了——“利州张监库”，可不就是张演的儿子张绍曾么？这一举两得啊，自己儿子和张演儿子各能得到一份“举削”，张演求上门的事情也算搞定了。于是他一边让部下草拟荐书，一边立刻通知了张演。

然后，事情坏了。王勋发现，傅伯成所说的“利州张监库”，根本不是时任“监利州赡军酒库”的张绍曾（张演儿子），而是时任“监利州大军库”【5】的张灿。于是只得紧急修改荐书。

而等张演得知此事后，认为王勋这是在“玩儿”他，极度失望之下，两人就此结怨。

【注1：梓州路，南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改称潼川府路。其辖境大致包括今四川省东部、重庆市西部，及云南省北部部分地区。南宋时，潼川府路转运使司，一般不任命转运使、副使，而以转运判官为长官。】

【注2：有关宋代选人“改京官”，可参见《宋代“选人”的“改官”办法（上）》 《宋代“选人”的“改官”办法（下）》 二文。】

【注3：益州路，北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改称成都府路。其辖境大致包括今四川省成都市、资阳市、乐山市等成都平原及周边山陵地区。“提点某路刑狱公事”，即该路提点刑狱司长官，也就是俗称的“提刑官”。】

【注4：南宋时设有淮东、淮西、湖广、四川这四个“总领”。他们以各自下辖数路的财赋，负责支应辖区内“御前驻扎诸军”的钱粮、补给，并监视这些部队。四川总领，即“总领四川财赋军马钱粮、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掌有“川陕四路”的财赋。】

【注5：“监利州赡军酒库”与“监利州大军库”，都是隶属于“四川总领所”（四川总领的衙门）的“监当官”。】

南宋孝宗朝以后的“川陕四路”——利州路、夔州路、潼川府路、成都府路

此事记载于《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即《两朝纲目备要》），除了反映出获取“举削”（推荐书）之难，更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宋代选人（幕职州县官）“荐举改官”最主要的弊端——

• 有背景、有关系的少数选人，可以通过关系网里的种种利益交换，或快或慢地积累足够多的“举削”；
• 而缺乏背景、关系的选人（亦即大多数选人），则往往历经几十年，都难以“五削圆满”（即凑齐五份“举削”）、脱离“选海”。

毕竟，连两宋时那些“一时之名臣”，也难免四处为子侄辈求取荐书的“宿命”。

以南宋名臣杨万里为例：

杨万里的《诚斋集》里，约收录了351封书信。其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是其为了帮助子侄辈由选人改京官，而写的“求荐”或“谢荐”书信。而光为了其长子杨长孺凑五份“举削”，杨万里就写了20多封“求荐信”。

但杨万里的“求荐”，至少还停留在“人情请托”“利益权衡”的层面。更加赤裸裸的交易，在宋代亦不少见——

• 例如南宋高宗绍兴年间（1131年-1162年），明码标价【6】的荐书买卖，已成了“众人皆知的秘密”。
• 又如孝宗淳熙二、三年（1175年-1176年）间，时任“提举福建路常平茶盐等事”的胡俦，竟指使下属为他买妾，以换取他所提供的一份荐书。

【注6：当时的价格，有300贯一份荐书的，亦有500-600贯一份荐书的。而文臣寄禄官（阶官）最高一阶“开府仪同三司”的基本工资，每月也就100贯（这还得经过省陌和折变……当然了，到了这个级别，基本工资反倒是合法收入中的小头了）。至于选人里的“迪功郎”（即改制前的“判司簿尉”阶），每月基本工资才12贯。】

这也就难怪南宋人会认为“寒士改官，视为再第”了。

何况，于普通选人而言，这“再第”可比“（进士）及第”难多了。

考进士，除了必须拥有（自家的，抑或他人支持的）一定财力，来保证自己可以维持正常的脱产学习生活外，主要就是自身的努力与运气了。

而改官所需的背景和人脉关系【7】，则基本有赖于选人的父祖辈，也就是所谓的“拼爹”了。

【注7：通常情况下，倘使有钱而人脉关系不足，就算想花费巨款以购买荐书，都可能不得其门而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