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 年是民国多少年】法德军火竞争，都想拿中国市场，德国人胜在何处？

作者：冯天利

抗战全面爆发前，无论是将军的嫡系正规军部队、我们的工农武装部队，还是各地方派军阀部队，其装备的武器普遍型号混杂，性能落后，保养状态堪忧，部队战斗力受到严重制约。

当时全国并没有出现性能可靠，易于大规模批量装备的统一制式武器，各地不是沿用清末民初的老旧装备充数，就是直接通过购买或援助渠道获得国外枪械，“万国造”成了这一时期中国军队装备最好的一个注脚。

对于“制式武器”这一概念，当时中国军工从业者其实并不陌生。在清末编练新军时，清廷的练兵处就曾制订过一份名为《陆军枪炮等项程式》的章程，是中国近代关于制式装备最早的官方文件。但民国建立以来，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让中国的军工建设逐步失序，各省兵工企业各自为政，军品采购体系也是一团乱麻，这才导致了军队装备万国造的局面。

这种情况一直到北伐时期都严重困扰着一线部队和后勤部门，北伐开始时，北伐军主要装备粤系军阀控制的两广兵工厂所生产的八八式步枪（即汉阳造），质量低劣，且性能不佳。同时还有苏联援助的莫辛-纳甘步枪，从日本购买的三十年式步枪等等，加上一路缴获了不少直奉军阀装备的四式步枪和辽十三式步枪，部队装备的武器型号更加混乱。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在军事建设上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是统一规范各地兵工厂的生产与购买标准。在各地兵工企业逐步收归统管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制式武器进程终于步入正轨。

进入上海市区的北伐军，士兵们肩扛着落后的汉阳造

奉系军阀生产的辽十三式步枪

清末开始生产的元年式步枪

1928年12月，南京当局颁布了《军政部兵工署条例》，正式成立兵工署来主导军队武器研发和生产，其下设的设计科掌管军用枪炮弹药制式统一的工作。设计科的首任掌门人是在美国学习冶金的军工专家李待琛。这位留美博士凭借其深厚的冶金与工业管理理论功底，开始对国产制式武器进行系统的探究。

李待琛认为，鉴于国内兵工产业极为落后的状态，目前各地生产的国产枪械已经不堪使用，且各兵工厂自主研发能力薄弱，需要从国外先进新式武器中选择一批适合国内使用的，通过引进和仿制逐步实现国产化。李待琛在1929年撰写的《规定制式兵器刍议》一书中罗列了一批拟购置国外轻武器清单，其中除了制式步枪选用德国造的标准式步枪（MauserStandardmodell，即毛瑟24式栓动步枪），其余的轻重机枪，迫击炮等皆选用法国生产的武器，足见李本人对法式装备的推崇。其中轻机枪选用法国哈乞开斯M1922式，重机枪选用在一战时大放异彩的哈乞开斯M1916式。得知中方军火采购意愿的法国哈乞开斯公司立刻积极响应，而兵工署设计科实现全军法械化的意图更是令法方兴奋不已，哈乞开斯公司数度遣专员赴华访问考察，并开出了非常优惠的价码。

【抗战前期，两名国军士兵使用法制哈乞开斯M1922轻机枪做防空演练，尽管全军法械化的想法最终破灭，但还是有大批法械装备被引进到了中国】

淞沪战役前，装备哈乞开斯M1916重机枪的国军士兵

就在南京方面快要被法式装备吸引时，法国的宿敌德国人却突然插足进来。两相比较，法方只是军工企业在与中方接触，德国提出了与中国开展全方位军事合作的意愿和计划，包括军事工业援助，直接派遣高级军官来华做顾问等等。加上自清末以来，国人对德国产品近乎迷信的态度，法械装备很快被德国踢出局，法械成为中国制式装备的努力就此破灭。

南斯拉夫生产的毛瑟24式步枪

1930年，中国与德国的军事合作全面展开后，德国开始对中国的制式装备规范施加全方位的影响。尽管作为一战战败国，德国受《凡尔赛条约》的限制，不允许其对外出口武器装备，但经济困窘的德国人岂能放弃获利颇丰的军火贸易？在武器禁运时，德国就成为中国各地军阀主要轻武器来源国之一，此次中德开展合作，更为德国武器进入中国打开了方便之门，与源源不断的军火一同而来的，还有大批“下岗再就业”的德国退伍军官。

其中，乔治-魏采尔（Georg Wetzell）于1930年来华担任对华军事总顾问，并带来一个30人的军工企业代表，被后世视为整个中德合作的奠基人。此人在考察了部分中国军工企业后，对中国国产武器质量之低劣表示震惊，旋即极力推销德国国防军的制式装备。在华期间，魏采尔为首的德方代表们与中方就制式武器的敲定进行了多轮会议，最早确定的是制式步枪的选定，毛瑟M-1924式顺利入选，这个也是中德双方分歧最小的方案。但到了轻重机枪方案选定时，双方的争论愈加激烈。兵工署在李待琛的影响下非常倾向于法国哈乞开斯的产品，而德方则不遗余力地推销MG08式水冷重机枪和瑞士苏罗通MG-30轻机枪，特别是重机枪的选择，还涉及到选择气冷还是水冷模式的问题，兵工署坚持认为气冷性能更佳，而魏采尔则从实战经验，生产要求和技术门槛直言水冷的MG-08的优势。而到了讨论手枪选定时，兵工署坚持选用美制柯尔特-11手枪的态度终于让魏采尔无法忍受，甚至数度退席。

主张引进法国装备的李待琛（右）与极力推销德国装备的魏采尔（左）

平心而论，在制式武器选定会议期间，以魏采尔为首的德方代表出于对中国军工水平的蔑视，表现出的傲慢态度和奸商嘴脸，确实令人难以接受，但中方在选定制式武器时也存在着一些过于理想化和忽视实际的做法，德方固然傲慢，但专业军官们提供的贴近实战和生产的经验和观点却也不应被忽视。

国军士兵参加中正式步枪使用培训

淞沪会战时，手举毛瑟C96手枪摆拍的国军士兵

最终，在蒋氏为首的高层人士的调解下，兵工署终于选择妥协。除步枪外，从手枪，轻重机枪，到迫击炮和山炮，全盘采用德式装备，毕竟法式装备虽然吸引人，可毕竟德国是会提供一整套生产模式和作战理念，从促进先进武器国产化的视角看，选择德国装备也是当局的必然之选。

接下来，就是引进仿制并国产化的阶段了。1933年有留德背景的俞大维出任兵工署署长，上任伊始，余就提拔重用了一批同样有德国背景的专家担任要职，推崇法械的李待琛则被调离岗位，至此兵工署本身也全面向德械靠拢。恰在此时，希特勒成功就任德国总理，并从此走上扩军备战之路。开支大幅增加的德国急需进口稀缺的原材料，希特勒与蒋氏越走越近，双方一拍即合之下，德国兵工企业和军火商成批涌向中国，原本对此异常欣慰的魏采尔却因为自身能力和性格的问题，逐渐被中德双方所厌恶，不得不提前解职回国，对华军事总顾问一职由有德国国防军之父之称德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接任。

作为老派官僚和军事贵族德塞克特，深谙官场上的合作沟通之道，他本人与蒋氏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还为已经换上德国色彩的兵工署出谋划策，让军火外购之权从此集中于兵工署上，在他的推动下，整个中德合作期间，德国向中国输送了价值接近4亿马克的军火。最难能可贵的是，塞克特本人看到了中国军工生产的潜力，认为中德的军事合作不应把中国的军备国产化努力彻底抛弃。为此，兵工署开始频繁和德国军方和兵工企业接洽，要求获得相关制式装备的工作图样与检验样板图，以实现武器的国产化。

1935年的巩县兵工厂大楼前，工厂领导和技术人员与即将回国的美籍专家斯普林合影留念

1935年时的金陵兵工厂

1935年，由巩县兵工厂根据生产资料仿制完成的首批毛瑟M-1924步枪成功出厂，测试显示显示，这批国造毛瑟的质量和性能与德国原产十分接近，兴奋的俞大维亲自向蒋氏建议，将新仿制的步枪以蒋介石的大名“中正”命名，对下属阿谀奉承向来缺乏抵抗力的蒋欣然同意，在近现代中国占有重要地位的制式步枪，中正式步枪就此诞生。

与此同时，重机枪的仿制工作也获得重大进展，参照德国赠送的生产图纸，金陵兵工厂在同年成功仿制了MG-08水冷重机枪，并被命名为二十四年式重机枪（1935年为民国二十四年）。而轻机枪的仿制工作却是一波三折，起初兵工署计划引进瑞士的MG-30，但因为其性能与中方要求不符，随后选择了已经被引进多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产ZB-26轻机枪，相比于步枪和重机枪，轻机枪对生产工艺的要求更高，仿制进度被严重拖延，原定于1935年开始投产的国产化机枪，直到抗战全面爆发也没有实现，期间加上捷方拒绝提供生产图纸，逼着兵工署技术人员进行逆向仿制，直到军工企业全部转移到西南后方时才勉强实现了ZB-26的国产化。

国产民二四式重机枪拆解运输示范

七七事变时，使用ZB-26阻击日军的二十九路军士兵

【佩戴防毒面具，使用中正式步枪和毛瑟C96手枪进行训练的教导总队官兵，这样齐全德装备在当时的中国各支部队中实属罕见】

与轻机枪国产化命运相似的还有82毫米迫击炮和75山炮的仿制工作，在抗战局势迅速恶化，国内大批军工生产企业落入敌手的大背景下，正常的仿制工作根本无法保障。到淞沪会战时，蒋军嫡系主力部队除了成批装备了国产化的中正式和民二四式机枪外，其他制式武器基本还是直接从国外进口而来。而到了1938年，随着德日意三国轴心的逐步形成，中德合作戛然而止，留给中国的是还远未形成规模的生产线和学习到一半的先进理念。纵观南京时期的武器国产化进程，虽然付出的努力与取得的成绩不容忽视，但其买办性质依然明显（比如蒋本人就曾在魏采尔的影响下一度停止了新武器的仿制工作），这样在进口与仿制之间摇摆不定的态度，加上恶化的外部环境，最终使得这一努力只收到了昙花一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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