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 年是民国多少年专题之繁简之变：新中国书籍封面上的简体汉字与繁体书法字

中国明清时期室长书的封面通常以文字为主，文字元素在封面上有相对固定的位置。

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遭受西方列强压迫的历史危机背景下，一场渗透着中国知识分子救国图强情怀的汉字改革运动开展起来。

中国知识分子借鉴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着手改良中国教育。普及教育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改革中国繁琐复杂的汉字。于是在清末民初兴起了采用拼音方式改良汉字的“切音字运动”。20世纪初，出现了汉字改革的激进主义主张。谭嗣同等人提出了废除汉字的主张，这种主张受到国粹派章太炎等学者的强烈反对。

这场争论对五四时期的有识之士产生了较大影响。1915年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许多关于文字改革的文章，文字改革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1920年2月1日，钱玄同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三号发表《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一文，提出：“对于汉字形体的改良……选取普通常用的字约三千左右，凡笔画繁复的，都定他一个较简单的写法”。五四时期，钱玄同、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对文字改革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都认为要对汉字进行整体改造甚至废除。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文字改革的讨论，促使北京政府建立了国语统一筹备会，成为领导文字改革工作的主要部门。

1922年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会上正式提交了《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1934年，钱玄同起草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共2300多字。1935年，民国政府大学院公布了其中的324个字，此为史上官方公布的第一批简化汉字。但由于遭到强烈反对，便于第二年“暂缓推行”。

钱玄同（1887-1939）

《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国语研究会编

1912—1949年的民国时期，中国书籍形式受到西方较大影响。许多书籍封面采用了新版式，即综合使用文字、图形、图像等多种元素，注重使用图形、图像，文字位置更为灵活，呈现出新的视觉效果。从文字使用看，尽管民国时期有种种文字改革的呼声和提议，但书籍的封面文字，无论印刷体还是书法体，仍沿用着传统繁体汉字。

《桃园》1928

《故乡》1926

《古诗源》 1934

《读和写》1936

新中国的成立为文字改革创造了适宜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国人口众多，增加识字率和文字的统一成为迫切要解决的任务。建国后开始的扫盲运动中，暴露出繁体汉字在字多、形繁、读音多，难认、难读、难写等诸多方面的弊端，中国汉字改革势在必行。1956年国务院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对繁体汉字进行简化。为减少改用简体字可能引发的社会震动，简体字分四批陆续推行。1964年，文字改革委员会出版了《简化字总表》，共2238个简化字。简化字主要有两种，一是源自俗字、古字、草书等；二是用同音字或近音字取代。按有关规定，除翻印古籍和其他特殊原因外，繁体字应在正规印刷物上停止使用。

从1956年后出版的书籍可以看出，正式出版的印刷书籍大都按照规定使用了简体字。但出版物上的书法字体仍然使用繁体字，很少使用简化字，并未因文字改革受到大的影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至今，形成了1956后在广泛使用简体汉字的中国大陆环境中繁体书法字仍然保持使用的特殊现象。

出版物上繁体书法字的保留体现了对传统文化价值的体认和对中国书法艺术的敬意。汉字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产物，也是这一历史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从历史文化看，如金文的书体体现了特定社会历史阶段文字使用的社会政治目的、方式以及生产工艺等多重历史文化内涵。从艺术表现看，繁体字笔画复杂，为汉字形象丰富多变的表现力提供了基础，比简体字更具审美韵味。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从王羲之、颜真卿、张旭、怀素，到苏东坡、赵孟頫、文征明、董其昌，书法文字的一笔一画都积淀着历代书者对中华文字的体味与内在精神表达。繁体书法字所携带的特定历史文脉与审美内涵，是简体字所难以体现的。在实行简化字之后，在普遍使用简体汉字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繁体书法字自身的独特性更为突出，其文化艺术内涵也更为凸显。因此，在书籍封面上使用繁体书法字对于传承中华历史文化，彰显传统艺术的魅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