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睿评｜穆兄会版“三国演义”背后的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

澎湃的新闻特约投稿刘仲民。

9月7日，埃及和土耳其两国将进行土耳其主办的第二轮副外长级“探索性”会谈。

此次会议的目的是讨论两国关系恶化近八年后的关系正常化议题。此次会谈有望“处理两国双边关系”，并讨论相关地区议题。据消息人士称，在第二轮会谈中，双方将评估第一轮会谈的成果，研究进一步改善双边关系的有关问题，并商定接下来的步骤。

由于土耳其支持被埃及当局宣布为恐怖组织的穆斯林兄弟会（下文简称穆兄会），导致土耳其与埃及两国关系紧张。2013年，双方分别召回大使，但两国使馆并未关闭，而外交关系降为临时代办级。在过去的一年里，土耳其多次发表对埃及示好声明，并提出改善与开罗关系的举措。

自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垮台后，穆兄会在埃及的发展经历了从大起到大落的过程。总体而言，从2011年2月到2012年6月，穆兄会在选举政治中迅速崛起并掌握权力；从2012年6月到2013年8月，世俗派与伊斯兰主义政治力量对立加剧，最终导致军方废黜穆尔西政权，并在此后把穆兄会定性为恐怖主义组织进行打压。

在埃及穆兄会大起大落的过程中，基于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的不同考虑，沙特、阿联酋对穆兄会持反对立场，并支持埃及塞西政府镇压和打击穆兄会；土耳其和卡塔尔则支持穆兄会，并因此与塞西政府和沙特龃龉不断。此后，在针对地区内伊斯兰主义力量问题上，便形成了土耳其领导的亲穆兄会力量和沙特领导的反穆兄会力量。围绕穆兄会的对峙也成为土耳其与沙特矛盾对抗的重要领域。

“阿拉伯之春”以来，伴随阿拉伯国家陷入群体性动荡，伊斯兰主义力量开始借势而起。以埃及穆兄会为代表的伊斯兰主义政党不仅成为影响阿拉伯国家转型的重要因素，而且成为中东力量争夺地区领导权的工具。围绕支持和反对转型阿拉伯国家内部的伊斯兰主义力量，已在中东地区范围内形成了亲伊斯兰主义和反伊斯兰主义力量的竞争乃至对抗，这也构成了阿拉伯国家转型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两个阵营的复杂矛盾斗争还构成了2017年6月以来沙特与卡塔尔断交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沙特提出的复交条件之一便是卡塔尔必须中止对穆兄会等“恐怖组织”的支持。而7月份突尼斯总统解除总理迈希希职务背后，也有土耳其、卡塔尔支持突尼斯伊斯兰力量“复兴运动党”（与穆兄会类似）的原因。

但是，在2021年4月以来，作为三个围绕穆兄会进行复杂博弈的国家——土耳其、沙特、埃及的关系出现了些许缓和的迹象。如沙特国王萨勒曼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两次通电话、土耳其驻沙特大使在利雅得拜会沙特外交副大臣、土耳其外长在5月11日访问利雅得等；又如，埃及与土耳其在5月初为实现关系正常化举行了“探索性会谈”，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局势等地区问题进行了讨论。7月4日，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埃及外交部长舒克里表示，土耳其政府已禁止穆兄会在土耳其媒体露面，舒克里称这是土耳其政府采取的“积极措施”，这将有助于推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那么，沙特与土耳其围绕穆兄会的矛盾原因何在呢？土耳其与埃及、土耳其与沙特关系的缓和，能够化解它们围绕穆兄会的矛盾吗？

大起大落的埃及穆兄会

伊斯兰主义，是指主张按伊斯兰原初教旨变革现实社会的一种宗教政治思潮及随之而来的一场反对世俗化和西方化，全面推行伊斯兰化的运动，主张返回伊斯兰教的原初教旨、变革现存的世界秩序、推翻现存的世俗政权，建立由宗教领袖或教法学者统治的、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伊斯兰国家和秩序。伊斯兰主义在政治上主张建立体现“真主意志”的伊斯兰国家；在经济上主张实行社会公正、平等和正义、反对西方的经济制度；在法律上主张以伊斯兰教法替代受西方影响制定的世俗法律体系；在文化上反对西方化、世俗化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伦理规范和价值观念。

1928年成立于埃及的穆兄会在组织建设、理论发展等方面的成就使其成为当代伊斯兰主义的标志和典型代表。

首先，从组织建设方面，穆兄会把自身建设成了具有现代宗教政党性质的伊斯兰主义组织。穆兄会为其他的伊斯兰组织或宗教政党的建立树立了典范，同时也使埃及成为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的一个大本营。

其次，从理论发展方面，埃及穆兄会的两位著名理论家哈桑·班纳和赛义德·库特布作为伊斯兰主义的理论奠基人，为当代伊斯兰主义确立了基本理论框架。而库特布的学说更加激进，对一批坚持走暴力和恐怖道路的激进伊斯兰势力产生了重要影响。

最后，埃及穆兄会作为当代主义的先驱，对推动伊斯兰主义国际化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伊斯兰主义组织的建立都深受埃及影响。经过90多年的发展，穆兄会已发展成为一个地区性和全球性的伊斯兰主义组织，在70多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或附属团体，其遍布全球尤其是中东国家的分支机构构成了国际化的组织网络，这也是它拥有地区和国际影响，并在中东变局中影响中东地区国际关系重组的根源所在。

穆巴拉克倒台后，埃及于2011年3月28日出台新选举法，穆兄会组建了自由与正义党，并在随后的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中取得胜利，自由与正义党主席穆尔西于2012年6月成功当选总统。但好景不长，穆尔西的总统职位在2013年8月被埃及军方废黜，穆兄会也再次遭遇灭顶之灾。

客观而言，伊斯兰主义力量并非中东变局的领导者，中东变局在性质上也并非伊斯兰主义运动。但是，中东变局无疑为伊斯兰主义力量借势而起提供了历史机遇，伊斯兰主义政党上台执政或参政议政曾一度成为转型阿拉伯国家的独特政治风景线。在中东变局中，埃及穆兄会领导的自由与正义党（Freedom and Justice Party）、突尼斯的复兴运动党（Ennahda Movement）、摩洛哥的公正与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以及其他国家的穆兄会力量在中东形成了一个潜在的伊斯兰主义政党力量集团。

但是，伊斯兰主义政党在初试锋芒后便遭遇了严重的挫折。以埃及穆兄会下属的自由与正义党为例，在执政一年后便遭到军方的废黜，并被埃及政府宣布为恐怖主义组织，成为伊斯兰主义力量遭遇的最严重挫折。

穆兄会在埃及政坛的沉浮不仅改变了埃及国内的政治生态，中东地区力量围绕支持和反对穆兄会的政治博弈，也对中东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对埃及、沙特、伊朗、土耳其等地区大国间的关系，以及对2017年6月以来的沙特与卡塔尔断交危机产生了直接影响，而其背后则是地区力量围绕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的复杂博弈。

总之，在穆兄会沉浮的过程中，不仅埃及国内的宗教和世俗两大力量展开激烈对抗，地区力量也基于对伊斯兰主义的不同立场展开了复杂的博弈。在此过程中，沙特领导的海湾君主制国家（卡塔尔除外）构成了中东地区内反对穆兄会的主要力量，而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伊朗、卡塔尔不同程度地支持穆兄会。

沙特为何反对穆兄会？

埃及和沙特一直存在争夺阿拉伯世界主导权的矛盾，但在穆巴拉克垮台前，埃及与沙特在意识形态上的矛盾主要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矛盾；埃及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中心，而沙特是泛伊斯兰主义的中心。长期以来，埃及通过推行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对外输出纳赛尔式的阿拉伯革命，推进阿拉伯统一事业，对沙特领导的海湾君主制政教合一国家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而沙特则通过推行泛伊斯兰主义，成立伊斯兰会议组织（2011年更名为伊斯兰合作组织）与埃及的泛阿拉伯主义抗衡。

穆巴拉克垮台后，穆兄会领导的自由与正义党很快通过选举在埃及掌权。相对过去掌握埃及政治主导权的世俗民族主义力量，穆兄会代表的温和伊斯兰力量本应与沙特代表的保守伊斯兰力量找到更多利益契合点。但事实恰恰相反，穆兄会所代表的温和伊斯兰力量与沙特所代表的瓦哈比派保守伊斯兰力量存在严重分歧。对此，有学者分析指出：“穆罕默德·穆尔西对利雅得温和而又谨慎的态度表明，穆兄会拒绝（沙特）瓦哈比派，并且推进以其他伊斯兰思想学派为基础的更温和的伊斯兰教。其结果是，在军方通过政变颠覆穆尔西政权的过程中，沙特阿拉伯在反对穆尔西政权方面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因为穆尔西对沙特采取独立的政策，对伊朗和土耳其采取实用主义政策，这都使沙特感到紧张。”

埃及军方废黜穆尔西政权后，沙特国王阿卜杜拉致信埃及军方，称赞其在关键时刻拯救了国家。沙特和阿联酋很快表示将分别向埃及提供50亿美元和3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此后，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对埃及军方针对穆兄会抗议示威的清场行动也表示支持。在沙特的带动下，阿联酋、科威特、巴林、阿曼都表示支持埃及临时政府。

沙特等海湾国家反对穆兄会既有意识形态的原因，也有现实的政治考虑。

从意识形态和国家发展模式的角度看，沙特反对穆兄会的原因在于避免现代伊斯兰主义力量成为中东地区的主导力量，并在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方面对海湾君主制国家构成挑战。一旦埃及穆兄会的自由与正义党获得成功，就会对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穆兄会等现代伊斯兰主义力量产生示范效应。在中东变局中出现政权更迭的阿拉伯共和制国家，都在探索如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推动伊斯兰民主的建设。相对于其他国家，埃及的规模、地位和传统，决定了埃及的伊斯兰民主尝试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和更为重要的影响。

而沙特则是维持现状的阿拉伯君主制国家力量集团的核心，也是瓦哈比-萨拉菲派力量集团的核心。从长远角度看，穆兄会力量探索的伊斯兰民主及其在转型阿拉伯国家的推广，显然对以世袭制、家族制、政教合一为特征的海湾君主制国家构成了挑战。2012年7月11日，穆尔西访问沙特，其目的就是要打消海湾国家的疑虑，通过建立信任争取政治与经济支持。据沙特《利雅得报》报道，在启程访问沙特前夕，穆尔西曾公开表示不会输出革命，这也从侧面验证了穆兄会与沙特的潜在紧张关系。

从现实的角度看，穆巴拉克主政时期的埃及尽管与沙特存在意识形态和争夺地区主导权的矛盾，但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相对纳赛尔时期已严重衰落，已经放弃输出革命和阿拉伯统一的埃及对沙特的挑战已经大打折扣，沙特与埃及的矛盾已大为缓和。相对而言，穆兄会力量不断在转型阿拉伯国家扩张的潜在影响，对于沙特无疑更具挑战性和不确定性，如果在世俗的军政府和穆兄会之间做选择的话，沙特显然倾向于地区影响较小的军方力量，而不是拥有巨大地区影响和不确定性的穆兄会。

土耳其为何力挺穆兄会？

与沙特的态度相反，土耳其积极支持穆兄会，并对埃及军方的行为表示强烈反对。土耳其选择支持穆兄会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其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与自由与正义党同属温和的伊斯兰政党，二者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土耳其力图通过支持转型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政党，扩大正义与发展党新版“土耳其模式”的地区影响，增强土耳其的国际地位。

自1946年土耳其启动多党制进程后，各政党便纷纷利用伊斯兰教进行政治动员，并先后出现了正义党、民族行动党、民族秩序党、繁荣党、正义与发展党等具有传承关系的伊斯兰色彩浓厚的政党。繁荣党曾在1996~1997年与其他政党短暂联合执政，而正义与发展党自2002年以来一直是土耳其的执政党。但是，土耳其伊斯兰政党的崛起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过程，正义与发展党之前的伊斯兰政党曾先后在1960、1971、1980年的三次军事政变和1998年的“软政变”中被取缔。1998年土耳其宪法法院宣布取缔繁荣党，繁荣党随后又改称美德党；2001年6月，美德党再次被取缔，该党中的传统派组成幸福党，而改革派则成立了正义与发展党。

在成立不到一年后，正义与发展党便取得2002年土耳其议会选举的胜利并单独组阁执政，并先后取得2007年、2011年、2015年土耳其议会选举的胜利，创造了当代土耳其历史上的政治神话。有评论指出，正义与发展党连续执政及其执政期间土耳其取得的迅速发展已经创造了新版的“土耳其模式”，其内容包括：在维持国家政权世俗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强调传统伊斯兰价值观，注重以道德理念、准则作为社会的规范，提倡在尊重自由的前提下推进世俗主义和民主化，把宗教自由作为民主化的重要内容；主张通过改革扩大公民权利，改善人权，发展公民社会。

这种新变化具体表现在：第一，从激进世俗主义走向消极世俗主义，即在坚持国家世俗性质的同时充分保证个人的宗教信仰自由；第二，发展民主政治，限制军人权力，逐步改变“军人监国、文官执政”的治理格局；第三，奉行自由主义政策，扩大社会基础；第四，在东西方关系上，实现了从追随西方到“向东看”的平衡外交，突出自主性（参见王林聪：《“土耳其模式”的新变化及其影响》，载《西亚非洲》2012年第2期，第90~93页）。由此可见，土耳其的民主转型经历了从威权体制到多党民主与军人干政相互交替，再到正义与发展党的温和伊斯兰民主的曲折转型。

中东变局爆发以来，在阿拉伯国家转型过程中，伊斯兰政党通过议会选举，纷纷成为转型阿拉伯国家的执政党。在此背景下，正义与发展党创造的新版“土耳其模式”对于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政党产生了较大的吸引力，如突尼斯伊斯兰复兴运动党领袖拉希德·加努希（Reched Ghannouchi）强调，土耳其的民主实践是突尼斯的榜样，“土耳其模式”是展现伊斯兰教与民主相容的典范；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主席阿卜杜拉·本·基兰（Abdelilah Benkirane）也表示希望“世俗伊斯兰”的土耳其模式能在摩洛哥取得成功。在2011年的阿拉伯民意调查报告中，44%的埃及人认为其政治制度应效法土耳其。因此，伊斯兰政党在转型阿拉伯国家的崛起，无疑被正义与发展党视为推广新版“土耳其模式”，扩展土耳其地区影响的重要历史机遇。

埃及陷入动荡后，时任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是第一个要求穆巴拉克下台的外国领导人。穆巴拉克垮台后，土耳其对穆兄会予以大力支持，并在穆尔西当选总统后向埃及提供了约合20亿美元的经济支持。2012年9月30日，穆尔西还应邀出席了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代表大会。2013年7月，穆尔西政权被埃及军方推翻后，时任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电视讲话中做出激烈反应，称军事政变是民主的敌人，同时他还谴责西方国家对埃及的政变坐视不管。土耳其政府直言不讳地批评埃及军方推翻穆尔西政权是“不可被接受的政变”，埃尔多安更是公开呼吁释放穆尔西。自穆尔西下台以来，土耳其与埃及的关系持续恶化。2013年8月，埃及军方强力驱散支持穆尔西的抗议示威之后，两国的关系再度恶化，互相召回大使，双方外交关系被降至临时代办级别。

总之，土耳其政府之所以选择支持穆兄会，反对埃及军方的行动，其重要原因在于穆兄会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上与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具有相似性，埃及军方废黜穆尔西政权和取缔穆兄会，无疑使土耳其通过穆兄会推广新版“土耳其模式”的外交抱负遭受严重挫折。此外，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本身也是在与土耳其军方的多次博弈中艰难生存和发展起来的，其前身也曾多次被军方取缔，有与穆兄会相似的历史境遇，这也是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反对埃及军人干政的具体原因。

围绕穆兄会博弈的本质及其和解前景

总之，沙特与土耳其围绕埃及穆兄会的沉浮存在尖锐的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的矛盾，它们围绕穆兄会的复杂博弈也聚焦了传统伊斯兰与现代伊斯兰矛盾、地区大国矛盾等，并与伊斯兰教逊尼派与什叶派矛盾相交织，进而深刻影响了中东地区格局的调整重组，进一步加剧了地区形势的动荡。

首先，围绕穆兄会的博弈是现代伊斯兰主义力量与传统保守伊斯兰力量之间矛盾的集中体现。中东变局后，作为逊尼派的两大主要力量，土耳其和沙特围绕伊斯兰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的分歧是双方对穆兄会采取截然对立立场的根源所在。一方面，面对伊斯兰主义政党崛起对海湾阿拉伯国家逊尼派君主政体安全和海合会集体安全造成的冲击，沙特、阿联酋试图与摩洛哥和约旦等阿拉伯君主国结成联盟，组成“反穆兄会轴心”，以巩固传统伊斯兰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则与穆兄会惺惺相惜，试图通过支持穆兄会来推广“新土耳其模式”。

其次，围绕穆兄会的博弈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伊朗与沙特对抗的影响，同时也加剧了以沙特和伊朗为核心的两大阵营的对抗。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沙特与伊朗基于民族矛盾、教派矛盾和争夺地缘政治主导权的矛盾长期对峙。2011年中东变局以来，沙特与伊朗围绕巴林、叙利亚、也门、伊拉克、卡塔尔、黎巴嫩等国家展开持续不断的代理人竞争， 而穆兄会因素也成为影响双方对抗的潜在因素。其基本逻辑是穆兄会在埃及掌权后出现与伊朗走近的迹象，而卡塔尔作为沙特的盟友支持穆兄会，同时不断与伊朗走近，因此各方围绕穆兄会的争夺又与沙特与伊朗的结构性对抗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尤其是通过卡塔尔断交危机加剧了沙特和伊朗的对抗，深刻体现了中东地区格局的复杂性和热点问题的联动。

亲穆兄会阵营与反穆兄会阵营的矛盾是沙特与土耳其矛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双方矛盾主要是围绕伊斯兰世界领导权、地缘政治主导权、转型阿拉伯国家发展方向、地区热点问题的竞争，是当前中东地区矛盾的主线之一。其具体问题主要包括围绕埃及穆兄会、卡塔尔断交危机、利比亚政治安排的矛盾，以及在红海非洲之角的地缘政治竞争，但围绕穆兄会的矛盾是贯穿其中的主线。在埃及，土耳其和沙特各自扮演支持和反对穆兄会的角色；在卡塔尔断交危机问题上，沙特以断交的方式惩戒“小弟”卡塔尔，但卡塔尔却得到土耳其的支持和袒护；在利比亚，土耳其支持西部的伊斯兰主义力量，沙特和埃及等国家支持东部的世俗力量；在红海和东非之角，沙特和土耳其纷纷建设军事基地展开竞争。（具体可参见刘中民：《“春风”方起又遇“寒潮”，巴以冲突打破和平期待》）

由此可见，沙特与土耳其围绕伊斯兰世界领导权、地缘政治主导权的竞争具有长期性和战略性的特点。土耳其与沙特、埃及之间的关系改善，有一定的内生动力，主要是各大国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都面临一系列困难，进而通过缓和与地区大国的关系减轻压力，但是这种缓和更多是针对美国中东战略的适应性调整。土耳其与沙特、埃及围绕穆兄会的矛盾有望渐趋缓解，但其关系能否实现彻底改善尚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

“中东睿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理论性、基础性相结合，以历史和理论的纵深回应现实问题。

责任编辑：朱郑勇

校对：徐亦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