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个商朝的启示？我来告诉你答案牛！王国维两篇文章就证明了商朝的存在

王国维(1877-1927)，字正安，护官党，浙江领导人。

他是现代学术史上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在短短二十余年学术生涯中，他在文学、美学、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音韵学、版本目录学、敦煌学、西北边疆地理等多种领域的研究中取得卓越贡献，不少还是划时代或开创性的成就。

尤其在史学方面，他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两篇文章就证明了商朝的存在，巧妙利用出土文物（甲骨文）与纸质文献（司马迁《史记》）对证，首践了“二重证据法”。怎么个牛？接着看。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的创作背景和深层原因

近代以来，先后发现了大批具有极高证史价值的商代龟甲和兽骨，同时古器物学、金石学也有了很大发展，并由此形成了在近代史学方面有着重要地位的甲骨学和金文研究。罗振玉和王国维是我国应用甲骨文、金文论证中国古代历史的创史人。

1915年，王国维的终身挚友罗振玉根据家藏的大量图书资料、甲骨文字、古器物及其拓片可以利用者，撰写成了《殷墟书契考释》（前编与后编）以示王国维，王国维即为之作序并手写付印。其时，王国维正读《山海经》、《竹书纪年》，他联系古籍《世本》、《楚辞•天问》、《吕氏春秋》、《史记•殷本纪》、《三代世表》及《汉书•古今人表》的相关记载，最后初步推定《殷墟书契考释》中所见王亥为殷之先公，随后并作了《王亥》一篇载诸《异文杂志》。

接着，王国维就在日本内藤博士虎次郎的启悟下更进一步地认识到了从甲骨卜辞中考证出商代先公先王姓名及其前后顺序，以证实历史记载的殷代帝王世系可靠的重要意义。于是王国维把此段时间学术研究的主要精力转向甲骨文、金文及音韵、训诂等方面，多方搜求材料，运用了一系列古文献相关殷先公先王的记述和他本身具备的扎实古文字及相关学科根柢，终于于1917年２月撰成了此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并于同年４月再补撰成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

这两篇学术论文的撰成奠定了王国维在当时以及以后在史学界的崇高地位。郭沐若在他的《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评》中说：“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使《史记•殷本纪》和《帝王世系》等书所传的殷王世统得到了物证，并且改变了他们的讹传。”

另外，王国维在写作此篇之后于１９２６年发表在《国学月报》上的《古史新证•总论》里更详细地阐明了他在治古史时遇到的问题，以及他运用新材料与古文献相结合，即“二重证据法”，去探究古史的深层原因，他说：“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这种纠缠不清的情形自然在商代的帝王世系、尤其是先公先王的记载中存在。孔子虽“信而好古”，但对于“夏殷之礼”却语焉不详，他说：“君子于其不知，盖阕如也。”孟子与古事之可存疑者，则曰“于传有之。”于不足信者，曰“好事者为之。”所以孟子也未能具体考订出殷先公先王的世系。

后来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则对商代帝王世系有着完整的记录，但也对商汤之前的许多先公先王的记载简略，所以商代先公及其事迹仍处于传说与史实之间，其可靠性无法进一步证明。后来，由于《尚书》于今古文外，在汉有张霸之的《百两篇》，在魏晋有伪孔安国之书，以及汲冢发掘出的《竹书纪年》，尤其是《竹书纪年》，自夏以来皆有年数；于是稍后的皇甫谧据以上材料作出了《帝王世纪》，为上古的五帝三王尽加年数，后代的人们即据此《帝王世纪》以补司马迁《史记》之不足。

但到了清代的“考据派”那里，终于又考证出孔安国本《尚书》是伪造的，《竹书纪年》也不可尽信，于是才明白以《帝王世纪》补《史记》之不足是信古之过造成的。近代以来，又有另一学术流派“疑古派”，他们在疑古之余竟怀疑起尧、舜、禹等人物的真实性来了！

终上所述，商代的帝王世系，尤其是商汤以前先公先王的世系，自古至今传说与史实纠缠不清，这种情形更在近代引发了“疑古之弊”。王国维认为这种状况是“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而甲骨文的发现使他得到了弄清历史真实的一个极佳契机，他自己也兴奋地说道：“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证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份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以上所说乃是王国维两篇文章的选题起点，而两文著后，商代先公先王的名号和世系经过王国维的考证基本上得到了确认，从而大体上建立了殷商史的体系。《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这篇文章一方面使《史记》作为历史材料的可靠性进一步得到了证实，同时还表明了《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等材料的相关记载也具有证史价值；另一方面，更使人们认识到了甲骨卜辞在历史学领域的巨大价值。当然，王国维在这篇文章中不是所有的考证都是正确的。比如，对卜辞中的羊甲一条的考证，由于他因袭了罗振玉的说法以为就是《史记•殷本纪》中的阳甲，后来经郭沐若的辩证而被否定了。另外，还有一些字体，王国维虽也有考订而为可定獻者，后起学者也多不从。但这些疏漏与不足之处并未能动摇其在殷商古史方面的卓越贡献，相反，却更能激发后学作进一步研究的积极性。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在学术史上的意义

中国传统学术在经历了清后期的低迷徘徊之后，从清末民初起，涌现出了一批大师级的学者。他们大多以源深的国学根柢融通中西，不仅开创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更创设了一种圆融通博且富于个性特征的治学门径与学术风范，后者也正是当今学术界在经历了十几年的曲折后出现的“世纪回眸”热潮中所尤为心仪的核心问题，王国维在这方面堪称最典型的代表。而王国维在研究古史方面最具个性特征的就是他的“二重证据法”，《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以及《续考》两文的撰写是他运用此方法的丰硕成果，因而王国维被郭沐若誉为“新史学的开山”：

首先，王国维是较早且较好的利用新出土的甲骨卜辞去考证古史的学者。《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文中对商代帝王世系的研究属于传统经学的范畴，他的“二重证据法”打破了传统经学从文献到文献的模式，开创了新领域和新方法，这是他独具创新精神走在时代前列的明证。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新材料，以研求新问题，则为此时代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未得预者，谓之未预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而王国维正是２０世纪学术史上之最杰出之预流者。

其次，王国维在罗叔言写作《殷墟书契考释》的基础上，将卜辞对照的文献范围，由《史记》一书扩大到《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世本》、《吕氏春秋》等古代文献，特别是还扩大到了铜器铭文，这使他成功地发现了《史记》中误记或以通假字记载的一些商先公先王名号。

再次，本文是严谨求实的考证文章，主要是以《史记•殷本纪》为本，考释甲骨卜辞的文字，行文上主要采取了排比、归纳的方式。文章虽引用了众多材料论证，但其间逻辑层次分明，予人以简洁明快之感。这种行文风格，既保持了传统学术写作的模式，又在其间体现了新的观念和方法，这正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时期的鲜明特色。

最后，本文发表之后，在甲骨学、史学、文学、文字学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方法论上给予后学以众多启示，推动了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变。五四以后新兴的甲骨学就是由董作宾、郭沐若、唐兰、于省吾、陈梦家、胡厚宣等在王国维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另外，王国维严谨的学术风范、求实的考证过程以及刻苦的钻研精神也是学术界中值得推崇的楷模。

来自：微信公众号“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