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体制变化，从军国体制到轻徭薄赋，一个伟大帝国的兴盛历程

西汉的轻浮和浮力，那么自然地说的是文庆统治时期的情况。毕竟两汉时期最典型的轻薄富庶也是文庆时期最突出的。(莎士比亚，莎士比亚，莎士比亚) (美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

而说到汉初体制，就要谈到从汉高帝刘邦开始，总体上沿袭秦帝国时期的军国体制了。

所谓的军国体制，就是指的整个国家体制偏向于从战争出发的军事管理为主，正如《秦汉军制演变史稿》的绪论中谈到的：

这里将秦与西汉早期帝国的体制特征，从某种意义上称为“军国体制”，以与之后更为常见的“日常行政体制”相对。有学者在研究十六国汉赵国史时，已使用“军国体制”一语，主要是指“明显带有军事化特征的官制类型”，其中有着旧有胡族部落军民一体的背景。而这里的使用，更偏重军事组织行政化下的形式及特征。“军政”一语，亦非近代始现，实际在先秦以来历代文献中多有使用。“军政运作”偏重指军事事物的管理及运行。这里所使用的“边地化”，并非指内郡或其他地区出现边地的军事组织设置，而是指军事机构日益集中在与京师、内郡相对的边郡地区。

从春秋发展到战国，以至于最终的秦帝国，因为国家兴亡的迫切需要，以及战争的异常频繁，因此军国体制逐渐发展到巅峰。

而这种巅峰状态下的“军国体制”所表现出的一点就是，整个国家虽然已经成为了一个大一统帝国，但各地方郡县无论是边郡还是内郡，都存在有大量的军事管理部门，甚至这些军事管理部门一度可以凌驾于地方行政部门之上。

因此在《秦汉军制演变史稿》中有一章节就重点谈到了到汉朝中期所谓的军事“边地化”趋势，而这里的“边地化”就是指的军事管理部门逐渐分为了外和内的区别。也就是说，在秦及汉初之时，国家体制在军事方面的管理其实是内外一致的，而只有发展到汉中期以后，才有了这种专门的军事“边地化”的情况。

那么这种内外一致发展为内外区别的情况，又是怎么演变的呢？他们又有什么区别呢？

这就要谈到秦及汉初之时的重要郡级官职郡都尉的地位演变了：

有一点可能是今天很多人不太明白的，那就是虽然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将郡都尉列为郡太守之下，但实际上在秦及汉初之时，郡都尉和郡守并不是上下级的关系，而是平级的关系。

具体的参照史料就不详细列出了，下面直接引用《秦汉军制演变史稿》中的结论：

（西汉早期）此阶段，内史、中尉、郡守、郡尉皆秩二千石，不仅内史、中尉同秩，郡守、郡尉同秩，而且内史与诸郡长吏亦完全同秩。

实际上秦及汉初之时，郡守和郡尉其实是平级的，都是“秩二千石”，并非《汉书·百官公卿表》中记载的郡尉只是“秩比二千石”。当然了，《百官公卿表》中记录的内容确实也不算错，毕竟这确实是汉帝国体制稳定之后内郡的实际情况，但这并不代表了汉初也是这个情况。

而这种郡守和郡尉平级的局面，同时也伴随着的是郡尉所握有的庞大军事管理体制，下面再看《秦汉军制演变史稿》中所得出的结论：

中尉、郡尉系统不仅内部职官设置基本相同，而且从长吏到各级属吏的秩级，也是完全一致的。京师与诸军在军事上没有高下之别。秦及西汉早期所置郡，或可看作中央内史地区的平行延伸，而非后来意义的“中央—地方”格局形态。

这番话所强调的一点就是，虽然表面上汉初之时的体制是中央集权下的郡国并行体制，但实际上各郡的体制其实都是仿照中央施行的，其中尤其是各郡以都尉为首的军事体制，基本上中央下辖有什么军事部门，他们各自也都有。

说的再简单一点就是，汉初所谓的各郡县，虽然很多名义上不是诸侯国，但其实都能算作是一个个小型诸侯国。

而地方各郡之所以能维持这样的地位，实际上也与汉初之时频繁的战争有关。毕竟如果各郡不能保持有强大的武备，那么一旦某个掌握强大军事实力的诸侯国反叛，就会迅速蔓延到全国。因此地方保留强大的自主军事实力，也是当时汉廷中央所能接受的，当然也是被迫接受的。

但伴随着汉初异姓诸侯国的相继覆灭，以及同姓诸侯国的相继稳定下来，因此从吕后开始，到文帝之时，国家体制进行调整就是必然的了，毕竟地方维持这么庞大的军事实力就势必会影响到中央对于地方的控制力，同时也极大的削弱了整个国家的财力物力人力。

所以这就要谈到为什么汉初之时会特别强调“轻徭薄赋”了，实在是因为这种体制是不正常的体制，对于国家和百姓的损害都是非常大的。

因为无论是地方还是中央，想要维持庞大军备必然是需要钱的，那么钱从哪来呢？羊毛出在羊身上，自然是从百姓那获取的。

而秦时为了维持这种庞大的军事体制，所激起民变已经说明了这种体制导致的巨大问题了。故而到汉初战乱之时，还能勉强维持，可一旦稳定下来，那么进行转型就是必然的了。

也就是刚才引用《秦汉军制演变史稿》中谈到的，从“军国体制”转型为“日常行政体制”。

所以从汉初开始，为了解决地方强大武备的问题，整个国家基调就是尽量以“轻徭薄赋”为主。

正如后来董仲舒在劝说汉武帝时所说的：

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汉书·食货志》

董仲舒之所以劝说汉武帝要轻徭薄赋，就是因为他很清楚秦及汉初之时的军国体制对于国家和百姓的巨大损害。

不过到汉武帝时期，说是军国体制其实有点夸张了，事实上正是从汉武帝开始，军事“边地化”的情况表现的最明显。因此汉武帝时期也算是步入“日常行政体制”的关键时期，只不过汉武帝又把“军国体制”集中发挥到了边地上。

也就是说，汉初之时是各郡的百姓上税供养各郡的强大武备，而汉武帝时则是将各郡百姓的税集中用于边地的强大武备。

但好在一点是，单纯作用于边地，至少说明了内郡的军事部门的裁撤已经完成了一大半，因此只需要中央稍微调整一下边地的军事体制，就能将整个国家迅速回归到轻徭薄赋上，从而缓解民情。

这也是为什么秦帝国时期的崩溃会那么快，并且也是彻底无可救药。而汉武帝时却相反，虽然也同样激起了民变，并且规模也很大，但只要汉武帝稍微调整一下边地的政策，就能很有效的缓解地方百姓的压力。

正如史书中记载的：

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下诏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汉书·食货志》

汉武帝末年针对民变迅速调整国家政策，然后大力发展民生，于是到汉昭帝时期：

至昭帝时，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蓄积。《汉书·食货志》

基本上没几年，所谓的民变便迅速从根本上平息了，并且整个国家也正式进入了高速发展期。

同时因为汉武帝时期也基本解决了外部的军事压力，因此到汉宣帝时只要稍微强化一下边地的军事守备，那么整个国家就能真正进入鼎盛时期，如此也就是刘向所谓的：

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安，四夷亲，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其（宣帝）治过于太宗（文帝）之时。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轻徭薄赋对于西汉体制的重要改变。同时这对于汉代体制而言，客观上说也是将强汉推到鼎盛时期的重要原因。

当然了，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轻徭薄赋也是国家体制进入到正常状态下的一种正常举措，同时也是汉初历代君主顺应历史潮流的正确选择。

至于稳定下来的这种体制到底好不好，只能说还是不够完善的，并且一旦后世君主处理不好，反而会弄巧成拙，也就是由守外虚内的强国体制变成了外强中干的纸老虎。

所以无论何时，改革都是必须一直进行的。

这也是为什么汉武帝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君主之一，就是因为在他所执政的那数十年里，基本上一直都在改革，甭管是错还是对，至少一直都在变化，并且也敢于纠正错误。

相反到了汉宣帝时期，虽然国家达到了鼎盛时期，但最终也只能是盛极必衰，因为汉宣帝只是将汉武帝末年所调整的政策继续发扬光大，并没有更进一步调整和纠错，所以汉宣帝时期也是汉代由盛转衰的开始。

因此不管是什么体制，好和坏都是相对的，就像秦帝国的体制，能够一统天下当然是好，但统一不过十余年就迅速瓦解，还能说好吗？

国家发展就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永远没有可能维持一种形态。想要靠着一种体制永远存活并强盛，那就是真正的自欺欺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