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3年的清代移民专题之法源寺：又来萧寺问年华

法院社仍有——名“民冲”年末袁崇焕被砍头，他的仆人收拾尸体后在这里度过了亡魂，清末谭启东等人的尸体也曾停在这里。也许正因为如此，才启发了李敖记录《北京法源寺》。(莎士比亚)。

又到人间四月天，花红叶绿自成诗，法源寺的丁香满开了。 （IC Photo/图）

四五月间，北京法源寺应该是一座香刹。

如今法源寺以丁香闻名，但其实法源寺本没有丁香。京城诸多寺院之中，法源寺比不上北京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雍和宫那样气势恢弘，游人如织；它又比不上偏安京西的卧佛寺与碧云寺，能成为人们踏青、避暑、赏枫的盘桓之所；这里没有潭柘寺的清幽，又没有大觉寺的玉兰、香茗与素斋。若论地理位置，它更比不上交通便利的白塔寺与天宁寺，甚至好像每每故意为难驾车造访之人。那就徒步造访吧——从菜市口西边的教子胡同往南走，向东进入法源寺前街就到了。法源寺前街东边与西砖胡同相连，西砖胡同是唐代幽州城的东垣，北边的广安门内大街则是唐时的檀州街。

素色的美丽

曾几何时，法源寺丁香，与崇效寺牡丹、极乐寺海棠、天宁寺芍药并称京畿四大花事。如今，这里满院绿植，古槐、松柏、丁香、海棠、银杏、文冠果等名木繁多，殿堂掩映其中，禅意自然生发。寺中四时不断之花、八节长青之草，引文人墨客纷至沓来，“素色的美丽”更是已经在这里延续数百年——明时便有的丁香诗会，至清代达到极盛，纪晓岚、顾亭林、洪亮吉、龚自珍、何绍基和宣南诗社成员皆曾来此以花会诗；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钱载、翁方纲、王昶、余集、吴锡麟、赵怀玉、严长明、罗聘聚会于此，留下《法源八咏》，石刻至今仍留存寺内。更为著名的诗会则是1924年4月26日，宛若“岁寒三友”的泰戈尔、徐志摩、林徽因来此瞻古刹、赏丁香，将风流侧影拓印在庄严古朴的寺庙建筑之上，泰戈尔甚至在夜晚于此逗留作诗。香雪海里佳话传——同年，梁启超集句赠徐志摩，有“临流可奈清癯，第四桥边，呼棹过环碧；此意平生飞动，海棠影下，吹笛到天明”句，后半句即指此事。

走进法源寺形制古朴的单檐歇山顶式山门，230余米的中轴线上对称布置的钟鼓楼前，文冠果枝叶浓密；向北即是天王殿，其中供奉明代制布袋和尚及韦陀像，殿前白皮松苍翠斑驳。天王殿北的大雄宝殿坐落在宽敞阔朗的平台上，供奉明代木质佛像毗卢遮那佛、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和普贤菩萨，即“华严三圣”。天王殿后，法源寺特有的建筑悯忠台（戒台）的外墙以12柱为架，室内以12柱支撑，与故宫御花园万春亭式样相同，为唐景福二年（893年）幽州节度使李匡威兴建，辽天禄四年（950年）毁阁，辽应历五年（955年）重修，当时有“悯忠高阁，去天一握”之说，元人亦有“高阁秋天迥，金仙宝珞齐”之称；如今“去天一握”的悯忠台只存1米多高的台基，建筑为后世重建。

悯忠阁 （张亚萌/图）

悯忠台北乃毗卢殿，原名净业堂，巨大的铜佛像通高近5米，据传唐僧的顶骨舍利亦曾供奉于堂内。观音殿后，法源寺最北端为藏经阁，两层五开间的木阁据说收藏了唐及五代抄写的经书及东汉以来诸佛像。只是如今不对外开放，只有阁前银杏树影婆娑，荫覆半院。

天然之趣味

1917年，作为“北漂”的齐白石曾借住杨潜庵所居法源寺如意寮，白天在琉璃厂南纸铺鬻画卖印，备受冷落。一日，高等师范学校国画教师陈师曾在琉璃厂见齐之印与画，遂赴法源寺寻访。齐白石记录“晤谈之下，即成莫逆”，他取出《借山图卷》，陈即挥毫赞其画格之高：“画吾自画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又指出齐画之不足，力主变法：“自出新意，变通画法。”

“余作画数十年，未称己意。从此决定大变，不欲人知；即饿死京华，公等勿怜，乃余或自可问快心时也。”齐白石“衰年变法”就于法源寺发端。如今如意寮所在何处已不可考，只有齐曾作诗《法源寺桃花》：“破笠青衫老移民，法源寺里旧逡巡。重来幸有桃花在，认得衰翁是故人”——说“旧逡巡”与“重来”，是1919年齐白石花8元钱租得法源寺羯磨寮，如今就在观音殿东侧，通过羯磨寮前小路即可到达藏经阁。己未年（1919年）六月十八日，齐白石与门人张伯任在羯磨寮闲话，忽见地上砖纹有磨石印之石浆，“其色白，正似此鸟，余以此纸就地上画存其草”，遂画下轮廓简略、憨态可掬的小鸟，并记“真有天然之趣”。

转向“天然之趣”的创作之路给齐白石乃至中国画坛带来崭新面貌。1922年，陈师曾赴日，带去的齐白石作品全部被日本收藏家买下，且画价颇高，齐遂声名大噪，“我的卖画生涯，一天比一天兴盛起来。这都是师曾提拔我的一番厚意，我是永远忘不了他的”。“历史固然有大潮和趋势，但映射到每个历史中的人身上，却是复杂而细腻的个人与声势浩大的历史大背景有所疏离，恐怕才是真实的，艺术或许自有其发展的规律。”北京画院副院长、齐白石纪念馆馆长吴洪亮曾撰文如是说。

藏经阁 （张亚萌/图）

可有的时候，个人的行动却与声势浩大的历史大背景紧密相连——1980年，日本送鉴真干漆夹苎像回国巡展，法源寺曾设莲座供奉，唐寺迎唐僧，一时被传为美谈。其实，法源寺的诞生即与唐朝有关：唐太宗应新罗之请出兵征讨高丽，亲率大军于法源寺所在幽州城东南誓师，结果惨败而归，“深悯忠义之士殁于戎事，卜斯地将建寺为之荐福”，于唐贞观十九年（645年）诏令立寺纪念，但尚未建成，他就与世长辞。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寺成，初名悯忠寺。缪荃孙辑《顺天府志》载，武宗会昌五年（845年）下令毁削佛寺，但悯忠寺为敕建免于此难，于是燕云十六州地界上只留下这一座寺院。寺内收藏《悯忠寺重藏舍利记》中有“大燕城内，地东南隅，有悯忠寺”一句，这一会昌六年（846年）保存下来的记录，成为后世史地学家推断唐代幽州城规模和大致格局的有力证据。

“安史之乱”中，此寺先后改称“开元寺”“顺天寺”，安禄山曾在寺前东侧建塔，两年后，史思明亦在西侧建塔，皆高十丈，成对应之势，后因火灾和地震被毁，安史之乱平息后复称“悯忠寺”。唐僖宗中和二年（882年），悯忠寺毁于大火，幽州节度使李可举捐俸禄重建寺院。

大抵建筑与人的历史，总在兴与废、毁与建之间兜兜转转。

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宋徽钦二宗被俘北上，徽宗被囚于大延寿寺，即今枣林前街北京66中附近，钦宗则被囚于悯忠寺，这里留下了北宋王朝终局的一段足迹。和靖康之耻同样被记录于此的还有南宋的谢枋得。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曾任江西信州太守的谢枋得因南宋灭亡而蛰居闽中，后被元人俘获，北上拘于悯忠寺，元人诱其做官，将谢枋得押到文天祥就义处，威胁“此地系文丞相砍头处”，谢枋得听后仰天大笑：“当年与吾友同榜登科，今日又能与吾友同游地府，岂不幸耶！”回悯忠寺，绝食而死，留下《北行别人》诗：

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纲常在此行。

天下久无龚胜洁，人间何独伯夷清。

义高便觉生堪舍，礼重方知死甚轻。

南八男儿终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

谢枋得的故事远不如齐白石与文天祥的往事为人所知。

明初，寺院毁于兵燹，“寺与塔皆毁，遗址仅存”。正统二年（1437年）寺僧相瑢法师募资修葺，易名“崇福寺”，如今七进六院的建筑格局也基本为明时形成。1550年左右，北京城拓展，原本偏安一隅的寺院被圈入城内。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改为律宗寺庙，至此时才改名“法源寺”。

而今除唐、辽代石刻和石柱外，法源寺最为著名的则是乾隆帝所题“法海真源”牌匾了——从“悯忠寺”到“法源寺”，横亘了千年时光。

宣南掌故花

法源寺依然“悯忠”——明末袁崇焕遭剐刑，其家仆收尸后在此超度亡魂，清末谭嗣同等人的尸身亦曾停放于这里，或许正因如此，才启发了李敖写下《北京法源寺》。

百年光景瞬息逝。“所有地面上活动的，都化为尘土，都已躺下，剩下的，只有那静止的古刹，在寒风中，在北国里，悲怆地伫立着”，《北京法源寺》这样写，“一千年过去了。一千年的风雪与战乱，高高的悯忠阁已经倒塌了，但是悯忠寺还凄凉地存在着”。1000年过去了，朝代更迭，宗教变迁，城市也变换了形态，人与事都消逝在历史长河中，空留法源寺，未曾湮灭，始终缄默地偏安一隅，只留下一段段文字与些许的遗迹，就像寺内廊间墙壁所录白居易禅诗：“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北京法源寺》虚构了一个想象中肃杀的历史空间，而北京的法源寺则学僧众多，洋溢着与别家寺庙不同的明朗气息；正午时分，曾见大爷大妈围住一两个学僧提问，兼做“心灵马杀鸡”；懒洋洋的猫咪见到喂食者会快步跑过院子奔食，尽管它们胖得都快变形了。法源寺，这座源于死亡而建立的寺院，如今却鲜明地“活着”——建筑、文化与公众在当下，于法源寺结合在一起，富有多重形象与意义的“香刹”堆叠了不断的认知与想象，更接续了当下的城市空间。

学僧出没其中，令法源寺与众寺不同。 （张亚萌/图）

说法源寺本没有丁香，是因为清代同光之前，法源寺更以海棠闻名，洪亮吉曾言“法源寺近称海棠，崇效寺远繁丁香”；龚自珍亦作《悯忠寺海棠花下感春而作》一诗：

词流百辈花间近，此是宣南掌故花。

大隐金门不归去，又来萧寺问年华。

信步走出法源寺时，门口所见小公园即是唐时悯忠寺遗址。平常时日，这里多有附近闲逸长者和儿童玩耍娱乐，人们或许已经忘了那些或厚重或惨烈的往昔，唯有法源寺还记得千百年历史来去的繁复与沧桑。由是观之，样子简单甚至有些寒酸的法源寺，并非龚自珍所言“萧寺”——于此地叩问年华，它是繁花之寺，亦是繁华之寺。

张亚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