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化”和“北朝出口”，兼容百纳促使隋唐大一统的兴盛

隋唐是中华文明历史上特别引人注目的时期，也是继秦汉之后又一次“大统一”时代。

不同于西晋的短暂统一，隋唐的统一不论是时间长度还是文化心理层面都是非常深层次的，具备和秦汉一样的统一样貌。

隋唐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一统”

东晋初年开国君主司马睿曾对江南世族首领顾荣说过这样一句话，“寄人国土，心常怀惭”，意思是司马睿对于自己从北方沦落寄居在别人国土上，时常感到惭愧。同属一域，身为皇帝的他为何会有如此感叹呢？原来东晋建立之时，西晋统一孙吴才过去30年左右的时间，此时不论南北都认为晋是一个征服者。司马睿口中别人的国土，正是指江南孙吴的故土。

自战国时期秦国商鞅变法，以及其余列国变法以来，中原君主均试图沿着巩固君权专制、中央集权、削弱贵族势力的路线进行下去。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了秦朝之后，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和官僚政治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模式中的三大常态要素，并持续影响了数千年。然而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贵族势力借着汉匈战争时，中央财力吃紧，大肆隐匿户籍人口、扩大自身影响，并以豪族世家形态重新占据权力中枢，成为掣肘皇权的一股重要力量。

到了隋唐大一统来临之际，尤其是隋朝创造设计了科举制，唐朝大力推行科举以后，官僚政治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轨道，有了一个可以依托的制度体系。官僚政治的出现有利于巩固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凭借科举制取得晋升空间的士子不必再拜入世家门阀，完全可以独立于世家门阀之外了。这些自身缺乏家族背景、以寒门或百姓出身的官员们，其权力来自于中枢朝廷和皇权，也就天然的拥戴皇帝和朝廷的统治了。所以隋唐时期，中国不论是文化心理上、地域版图上，亦或社会结构上，相较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都出现了较大的不同，将中国政治重新拉回到了秦汉时期的常态。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和官僚政治，这三个常态要素的形成很有意思。要知道它们属于君权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符合人类文明共同特点的。不过相较于中国，西欧的君权发展始终面临两股力量的制衡，从而难以达到中国这种皇权专制状态。一股是教会力量，一股是贵族领主的力量。在中国，从殷商时期开始就已经逐渐完成了君主和宗教大祭司两个角色的统合，国家君主即为宗教祭司。到了周朝，这种演变更加明显，周天子身上的“天命论”属性更加强烈，但同时宗教神秘色彩开始淡化，更加普世化了。所以总体而言，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足以制衡君主专制的宗教力量。

至于贵族领主力量，不论是秦汉还是隋唐，都对其有过打压，而培养和建设完备的官僚体系就是打压贵族政治的最重要“法宝”。不过，由于年代的不同，隋唐时期的大一统出现了许多秦汉时期未曾经历的情况，也因此变得更为复杂。秦汉时期，中原族群与四夷已经产生了非常频繁的互动，但关系相对简单，没有隋唐时期那么复杂；另外秦汉时期的主要文化冲突体现在秦国和山东六国之间的东西矛盾中，这与当时的政治冲突是融为一体的。伴随着秦灭六国，这一系列问题也就都得到了解决。隋唐则不同，此时的民族文化、地域分割更为复杂，延续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许多历史遗存问题。

“南朝化”：庄园制、募兵制、两税法、纳资代役

关于隋唐时期盛世的渊源，史学界通常有“南朝化”和“北朝出口”两大观点，这两种观点实际上是对隋唐时期中国社会如何走上“大一统”的讨论。从历史版图的扩张方向来看，从南北朝向隋朝演化的过程是由北朝的西魏、北周先行扩张或兼并了北齐、南朝巴蜀地区，而后又由隋灭陈朝，一统天下，所以应当是北朝征服了南朝。但隋朝和唐朝前期继承了南朝庄园制经济模式，社会经济构成出现了和原先北朝不一样的地方。后来到唐玄宗时期，南朝曾使用过的“职业军人”募兵制取代了北朝“义务兵役”府兵制和兵募制，在军事组成方式上也出现了南朝化的倾向。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的税收制度由“两税法”取代了租庸调制度，甚至就连“和雇”、“纳资代役”等工酬方式都和南朝有着密切的关系。所谓“和雇”指的是官方在市场上以市场价去雇佣工匠。千万不要小看隋唐的这一变化，要知道从西周时期工商业者就始终依附于官府（毕竟中国古代以农业自然经济、自给自足模式占据主体，商业需求不够旺盛），所以长期存在“工商食官”现象，因此出现百工制度，由官府另立户籍控制工匠世代从业，以专门解决官府的建筑等方面需求。这种“半自由”状态甚至限制了工商从业者的婚姻对象和活动范围。正因如此，随着南朝经济的发展，“和雇”取代了百工制度，无疑是一种进步。

与“和雇”类似，“纳资代役”同样是源于南朝的一种人性化制度设计。它允许百姓通过缴纳钱财的方式免除徭役，这促使南朝的经济活力得到长期保留，无疑是具有积极推动作用的。除了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制度，隋唐重视文学的风气同样源于当年的南朝，要知道南朝的诗词曲赋不知道甩北朝多少呢。因此，许多学者认为隋唐的兴盛与其南朝华密切相关。

“北朝出口”：均田制、府兵制、三长制

虽然关于隋唐“南朝化”的讨论有很多，并且诸如募兵制、庄园制、两税法、和雇、纳资代役等政策均源于南朝，但这些却属于隋唐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对隋唐初期兴盛的促进作用是值得商榷的。尤其是两税法和募兵制更是在唐朝中期时才发展并得到普及推行的。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北朝才是对隋唐历史发展更大的存在，正是在北朝奠定的基础上才迸发出强劲的官僚体制，逐渐走出了魏晋以来的门阀政治。

陈寅恪先生曾评价隋唐的统一，认为是“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这种叙述客观反映了隋唐对北朝勇武、善战风气的继承，展现了隋唐文武并重的时代特征。在经历了十六国的长期纷争之后，北方人口长期萧条、地广人稀，这促使历史包袱较轻的北朝在制度上做出了许多创造，比如实行均田制以满足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愿望。

当然，随着人口的日渐增长，均田制终将走向瓦解。但是也正是由于均田制的存在，它和西魏、北周乃至隋唐前期的府兵制相互配合，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人力、物力资源的综合效能。一方面它保证了国家的兵源，另一方面又极大地减轻了中央财政负担，毕竟依托于均田制的府兵，他们的衣物、粮草、马匹、铠甲等全都是自备的。另外，北魏冯太后主政时期，曾用“三长制”代替曾经鲜卑部族实行的“宗主督护制”，通过邻长、里长和党长将朝廷权力向下渗透到了农村基层，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皇权统治。后来，以三长制为基本蓝图的农村管理模式被隋唐继承了下来。

当然，关于南朝和北朝谁才是隋唐大一统时代兴盛的根源，可谓是众说纷纭。不过我们从唐朝人对“文武双全”的推崇可以同时窥探出南北朝双方的印记。需要指出的是，除了南朝和北朝以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处于边缘区域的河西走廊地区，因为远离动荡，反而从文化荒漠一跃成为文化发达之地，并在隋唐时期自陇右反哺中原，这也是不能忽视的。

综上所述，隋唐大一统相较于秦汉大一统，其时代背景出现了更多的复杂因素。隋唐时期需要在民族关系、文化融合、疆域和心理统一等多方面进行处理，其结果也比秦朝完成得更加彻底。隋唐时代的兴盛既有“南朝化”的特征，也有“北朝出口”的现象，同时还有包括河西地区文化反哺情况的存在。这些特征和要素纷纷加入隋唐统一混合之文化，蔚然为独立于一元，承前启后，开创中华文明之一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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