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韩帝国皇帝

汉代正处于我国古代外交开拓、创新的阶段,此时世界文明还没有完全摆脱野蛮的蒙昧状态,不是一个不怕的人,怎么能有勇气离开繁华的长安城,冒着生命危险离开韩国土去别国进行外交活动呢?从记载来看,秦国有扫六合、统一天下的功,但寿命短,在外交上没有大展拳脚,与外族交往也是“蒙蒂北筑长城、守栅栏”,但匈奴只有700多里之说。

去秦不远的汉朝接下历史的重担,开辟了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外交篇章。

为何要选出“勇士”为两汉使节?

都说两国交战,不斩来使,是中国自古以来的规矩。既然如此,为何汉代使节的选拔标准以勇为先,使节最重要的辩才却是其次呢?因为此时的世界文明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尚未完全脱离野蛮蒙昧的状态,而汉代外交最主要的对象,也是勇猛却又不讲理的少数民族政权,尤以悍勇的西域诸国为要。

1、条件恶劣,出使者需要克服种种困难

外交使节面临着的是一片陌生的世界、陌生的文明,这样的外交具有探险的性质,成则功成名就,败则埋骨他乡,这样来看,汉代的外交使节与其说是外交官,不如说是探险家。而当时的交通、通讯和物质条件极为匮乏,医疗卫生条件也极为落后,使节要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

“天子以其绝远,非人所乐往”,还要克服物资匮乏的难题,“禁其食物以苦汉使”,致使“汉使乏绝积怨,至相攻击”,出使不仅是一项极其艰难险阻的苦差,严重者甚至会失去生命。

大汉使节

开辟、创新阶段的古中国外交此时还具有浓厚的野蛮性。外交固然是国家之间的文明、礼仪和友好关系的表现,然而此时的世界外交尚处于早期阶段,外交行为的规范、约束、礼仪等还未形成系统化、规模化的体系。

汉朝和西域诸国双方之间尚未形成“不斩来使”的默契,因而在汉代外交史上,其他文明的野蛮行为时有发生,对于汉外交使节的拘禁、袭击、杀害等残忍现象屡见不鲜。汉家使者需要极大的勇气才会出使西域,出使其他国家和地区。

以汉武帝选拔出使月氏的使节为例。考虑到汉朝与匈奴敌对,本着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原则,汉朝想要拉拢月匈奴敌对的月氏,因而想派人出使月氏,达成友好协作,共同抵抗匈奴。然而出使月氏必须路经匈奴,“道必更匈奴中”,具有极大危险性,甚至极有可能有去无回,“乃募能使者旧以充任”。果不其然,张骞在出使途中果然被匈奴拦截,被扣留十余年后才使计得以逃脱。

2、建功立业,保家卫国是男儿本色

可以说,每一个男儿心中都有舍弃不去的英雄梦。对于他们来说,能够出使西域,也是建功立业,实现梦想的一大途径,然而却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勇气去实现梦想。除此之外,西域当时被称作是绝路,可见其凶险,有去无回的概率往往比荣耀归国的概率要高,他们需要克服来自家人的阻扰,坚定自己的信念。离开汉朝这个安乐窝,去往西域这个绝地,非勇者不可为之。

西域统治阶层

武帝时期,由于文景之治的积累,西汉生机勃勃地向前迈进,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身处这样的时代,时人对大汉前途充满了信心,而汉朝也是一个不讲究出身的时代,如卫青,最初不过是公主家奴,最后却凭实力成为大将军。受到这样的鼓舞,汉人普遍有一种建功立业、矢志报国的强烈愿望。而汉使之所以愿意出使号为“绝域”的西域和被称为蛮族的匈奴,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了建功立业、保家卫国的思潮的影响。

汉家使节的选拔机制

上文说到,汉朝尚处于世界文明史的早期阶段,一切都还在摸索,政治制度也不例外,汉代使节的选拔方式多种多样,不仅仅局限于一种方式,也不局限于身份地位,有勇有谋者皆可借此一展抱负,然而在选拔中,更注重的不是使节的辩才,而是其勇气。

1、勇者为先,向天下招募英才

招募一直是我国古代重要的选拔人才的方式,正如古装剧里常演的那样,朝廷张贴皇榜,招募天下英才。而汉朝也是如此,无论是郡守县令,还是将军元帅,都可以通过募来召集所需的人才。如西汉后期,东郡太守翟义反对王莽篡汉,于是 “募郡中勇敢,部署将帅”,举兵讨莽。

凿空西域的张骞也是汉武帝招募而来的,汉武建元年间,为抗击匈奴,汉武帝欲遣使西域的月氏国,当时西域乃绝地,朝中无人愿往,“乃募能使者”,于是张骞“以郎应募,使月氏。”张骞成功之后,为了经略西域,击败降服匈奴,汉武帝大规模遣使西域。

然而虽有张骞成功之例,却少有人愿意远离故土,于是下诏无论是何出身,只要有才,皆可应选,即使是犯罪之人也不例外,“募吏民毋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由上可知,招募是汉代选拔外交使节最常采用的方式,愿意接受招募的,大多是具有献身精神,都是汉家好儿郎,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勇者。

张骞出塞

2、为国请命,至死方休

如果说愿意接受招募的汉家使节有些是存着戴罪立功的私心而去的,那么,那些为国请命,自请出使的使节就是怀着一腔热血,为国为民,相较于招募的汉使,他们的动机更为纯粹,也更为主动。

终军,西汉时期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少有才名,18岁即被选为博士弟子,受到汉武帝赏识,封"谒者给事中",后擢升谏大夫。他本应在长安安享富贵,然而他却没有选择这条安逸的道路,反而凭着一腔孤勇,战前请缨,出使南越,劝说越王归顺大汉,后卷入越国内乱不幸身亡。

终军此人,可谓是为国请命、至死方休的典型了。后世之所以将使臣称之为使节,也是因为他们即身处异国他乡,受到何种威逼利诱,仍然持节不改其志,用一生光阴乃至生命为世人谱写了一曲汉室气节。

辩士与勇士之别

《管子》说:“内辩士,使图其计;内勇士,使高其气。”使节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能担任,大略而言,主要为文、武两方面的人才,文者主要为“辩士”,武者主要为“勇士”,两者中以后者为主,就像是羊群需要一个坚定信念的首领,才能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

1、何为辩士?不战而屈人之兵

辩士者,文士也。辩士主要是以辩才而闻名,曾在我国古代外交史立下汗马功劳,两度率领使团出使南越的陆贾就是一位典型的辩士,“陆贾者,楚人也。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正是因为他辩才出众,所以受到汉初皇帝的赏识,经常奉命出使。

武帝时期出使南越的终军也是一位有名的辩士,“少好学,以辩博能属文闻于郡中。”在他的劝说下,越王最终答应归顺汉朝。这些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和修养的“辩士”在外交中都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优势,出色的完成了使命,往往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结果也多是“皆如意旨”,令“天子大说”。

2、何为勇士?置生死于度外

《左传》中说:“知死不辟,勇也。”而《国语》中也说道:“勇者,文之帅。”由此可知,勇士与非勇士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为国献身精神。重名节、轻死生的勇敢无畏之士,才会不惧艰险,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

使团勇士

前面我们提到汉代的外交规范、礼节尚未完全形成,除了言语说服及利诱等外交手段外,刺杀也是常见的外交手段。班超出使西域时,与随行吏士商议袭杀匈奴使团,众人建议曰:“当与从事议之。”从事郭恂是被出征匈奴的权臣窦固安插于使团中的。

班超怒曰:“吉凶决于今日。从事文俗吏,闻此必恐而谋泄,死无所名,非壮士也!”班超袭杀成功之后,第二天才告诉郭恂,“恂大惊,既而色动。”不是勇士不会也不敢如此行事,反而还会有泄密通敌的可能。

在《汉书》赞到:“甘延寿、傅介子、苏武等人,皆以勇武显闻。”可见上述诸人都是属于“勇士”型的外交使节,他们持汉节不失,说明其忠贞;多年蛰伏、忍受磨难,说明他们身体强健、坚韧不拔,具备了勇士所具有的一切美好品德。

从上我们可知,辩士非无勇也,勇士非无辩才也,只是在不同的情况下,侧重点不同。辩士是文弱之人,也不乏勇气,但是他们面对的都是如南越这样的边远小国,实力低下,不敢于大汉争辉,所以突出使节的辩才。

而出使西域的使者多为勇士型,是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大汉的强敌,一直以汉王朝为掠夺对象,慕强心理更为突出,在这样的情况下,辩才对于使节来说是锦上添花,其勇武更为重要。汉朝外交的重心是在西域,往西域诸国派遣使者是最多的,所以结合史料,汉朝使节勇士为之,辩士次之。

文人辩士

总结

综上所述,汉代使臣的标准为何以勇士为先,辩士为其次就可一目了然了。若不是勇士,怎么能忍受了饥寒困苦的局面,也不改初心,不肯投降叛国。汉代交通落后,工具古老,出使西域乃至其他国家,大多是靠人力、畜力为主,其时间跨度之大,至今难以想象。

以上的事迹都告诉了我们那个时代出使的艰难,这些中国外交史的开拓者,忍着常人难忍的寂寞、困难,默默来往于汉朝与西域的土地上,为国为民,置生死于不顾,要做到这些,辩才不过是其次,难得的是要有足够的勇气才能不改其志。

参考文献:

1.《汉代外交使节的选拔》

2.《汉代外交体制研究》

3.《西域使匈奴、西域使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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