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万左右的宋朝官民】专题大宋（下）

宋朝废政

(a)重复军事人员：

宋朝和契丹和解后，为了防止契丹南下，河北仍保持重兵，金军人数为35万人，是开国的两倍。

宋仁宗时，党项人又成了汉族的大患。党项人在唐中期因受吐蕃压迫而被唐廷迁居到陕北、宁夏，在唐末形成割据。赵光义时期曾派兵征讨，未能将之消灭，宋真宗继位恩养党项，党项人开始积聚实力。公元1038年，党项人首领李元昊称帝建国，引来宋廷的讨伐。

战争延续四年，宋军讨伐失利，数次被李元昊抓住机会以众击寡而成建制损失部队，无力将李元昊消灭。公元1044年宋廷被迫与党项人议和，约定党项人向宋称臣并取消帝号，且在边境设立榷场贸易，每年赐给党项人银5万两、绢13万匹、茶2万斤，各种节日还需额外赐银2.2万两、绢2.3万匹、茶1万斤。和宋与契丹战争一样，议和不能消除党项人的威胁。

此后60余年间，双方在边境冲突不断，宋廷被迫在西陲维持大军，禁军数量一度高达82.6万，厢军达43.3万，国家养兵125万。为了抵御党项的袭扰，宋廷耗费巨资扩军筑垒，军费飙升，国入六分之五用来养兵，几乎入不敷出。

北宋禁军人数的激增

自宋仁宗时期开始，宋军普遍吃空饷，纸面上的125万军队实际或不足百万。北宋后期，宋廷裁剪禁军，将其压缩到60万，可腐败却愈演愈烈。契丹人议和后百年不南侵，河北河东无战事，军队进一步腐化，缺员近三分之一，唯有常年与党项人对峙的数十万西军情况尚可，但西军内部将门林立，难以统一指挥调派，颇有唐末藩镇之态。

宋代马政的崩溃：

马政是历代之重，决定国家骑兵力量。宋朝开国时刻群牧监保有17万匹战马，组建4万骑兵部队，但澶渊之盟后宋廷不思进取，荒废马政，甚至出现过500多匹马养殖，死亡300多匹之事，于是马政推给地方执行。地方官府出钱让百姓养马或直接购买百姓的马匹，但财政困难且吏治腐败导致出钱成了奢望，往往形成官府强迫百姓无偿养马或强行收购马匹的情况，马政愈发不可挽回。对党项战争前，宋廷保有的战马仅有初期的三分之二，至王安石变法前夕仅为10万，靖康之难前夕黄河两岸宋军竟几无马匹可用，仅存的少量骑兵部队也严重缺乏训练。北宋后期只得斥重金向青海一带吐蕃部族买马。宋朝马政崩溃证明了国家垄断的统制经济必然腐烂败坏成低效无用的弊政。

（二）冗官：

宋朝的冗官问题极其严重。宋朝取士数额逐年增加，赵匡胤初在位时每年取士十几人，至宋真宗咸平三年，录取进士达一千八百人。到了宋仁宗时期共取士四千多人。宋代科举取士数量达唐朝二十倍。但除了科举投官外，恩荫授官也是宋代入仕的主要途径。文武官员中地位较高者，家族亲属皆可恩荫授官，高官可萌数十人，中下层官僚可提携一到两人。

官居二品的宰相可以加荫门客、医生。皇族宗室恩荫特权更广。此外宋朝还有“加荫”制度，赏赐前朝遗老、退休和去世的官员、刚刚出生的官僚子弟与亲属职务，有时功臣去世后会有数十位家属得官。在科举和恩萌的相互促进下，宋朝的官僚机构不断膨胀，遂成冗官滥吏之弊。

影视剧中的宋朝官员形象

宋代官吏数量无法查实，但史籍记载“太平兴国之初，朝臣在得才二百人，至咸平初四百人，天圣元年，乃逾千人”，仅仅四十余年朝臣数量就翻了五倍。宋初三班院尚不足三百人，仁宗时期此时人数竟已高达一万一千多人。宋州县地方上，赵光义时期，部分州官员从二人增至十二人，宋真宗以后恩萌糜滥，难以统计。当时官员指出，“自古滥官，未有如此之多”。这一情况甚至延续到了南宋时期，疆土减半却冗官状态依旧。

冗官问题难以解决说明了作为既得利益阶层的官僚们不愿意放弃自身利益，也说明了另一个道理——公权力造成的问题和压迫，由于公权力本身掌握军事和政治大权，难以对抗，也难以通过市场和竞争自然淘汰，实际上是难以解决的。

（三）冗费：

由于养兵太多，官吏数量太多，宋朝财政难以为继。宋代农业税大约在6000万贯钱到7000万贯钱左右，商业税约为500万，北宋中期商业大发展也不过1000万，而军费便能消耗其中大半，因此从宋仁宗时代开始，宋廷使用公权力对日常流通货物进行大规模专卖，专卖范围包括盐、铁、酒、茶、醋、香料等大宗商品，民间贩卖私盐、私茶超过20斤即为死罪。

宋廷通过政府垄断的方式每年榨取近4000万贯钱，加上农业税和商业税每年可以获得近1.2亿钱，其中一半以上用来给军队发工资，官僚队伍的支出也有2000万钱，剩下的还得用在救灾、皇室开支、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因此始终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

国贼蔡京影视形象

北宋中后期，宋廷甚至无法做到基本的收支平衡，财政收入往往只有支出的四分之三。在国贼蔡京主持下，通过货币贬值、对农民加征、摊派的方式敛财，这导致市场流通货币累计贬值7成以上。此外各种摊牌、加征和盘剥也及其高昂，这些农民造成的负担甚至达到农业税的三倍以上。

宋朝汉族百姓的困境:

“天下之田，有一亩而税钱数十者，有一亩而税钱数者”、“富豪形势者田多而税少，贫弱者地薄而税重”，宋代官府常与富户勾结，实行变相的包税人制度。富户少缴税，百姓多交税，宋代摊派倍于过往，百姓压力更大。“匍匐孩提童，伛偻百岁翁。饥妇更啾唧，黧面头蓬蓬。”这是宋代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宋代黄河决口不止，河道呈现整体北移的倾向。宋廷认为黄河天险，如果黄河流入契丹境内，天险则无，于是多次组织人力堵截，使之南流，结果造成了更大规模的洪灾。史称三易回河。“自永静以北居民所存三四，自沧州以北所存一二”，百姓伤亡百万。宋朝实施国家专卖制度以充裕国库，使人民的生活负担剧增，食盐价格一度高达每石上千钱，迫使生活困苦的百姓不得不铤而走险。据史料记载宋廷曾于公元1025年释放了2400余名死刑犯，其中大部分是触犯专卖法的人，专卖法的酷烈由此可见一斑。

（四）党争：

赵匡胤曾预见党争爆发的可能，鉴于历朝中枢大员通过官僚选拔人际网结党的历史，在公元962年，他下令通过科举考试之人不得将主考官视为师门，更不得自称为其门生。

公元973年，赵匡胤将殿试制度化，将所有通过殿试的考生视作“天子门生”。但党争并未被阻止。早期的党争持续时间不长且影响有限。到了宋神宗时期，党争的规模和影响提高。王安石变法后，朝堂上按是否支持变法分裂为新党和旧党两派，互相攻讦争斗不休。

宋神宗肯定新党，多次贬斥旧党，但宋神宗去世后，旧党在其母高太后主持下复辟。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主持了“元祐更化”，一次性废黜了全部新法，甚至将宋廷苦战十余年方从党项人手中夺回的安疆、米脂等地割让给异族。

公元1094年宋神宗之子宋哲宗亲政以后，又复辟新党，并下令恢复新法。得势的新党旋即对旧党进行了清洗，仅在公元1098年便有830名旧党官员受到惩处，其中包括著名的苏轼、苏辙兄弟。

公元1100年，宋哲宗早逝，由于其无子，其弟赵佶即位，是为宋徽宗。表面上属于新党的蔡京被重用。新旧两党的反复交替导致中枢和地方官僚被反复清洗，办事者少，结党营私者众，宋朝的官僚系统屡遭动荡，国家组织力因此糜烂。

2北宋的变革与崩溃

宋朝的冗兵冗官冗费在宋仁宗时期开始显露。当时的有识之士期望通过变法找到出路。当时范仲淹主导了第一次变法，史称“庆历新政”。范仲淹改革的核心是“节流”，以裁汰冗员、减少恩荫官员数量、提高恩荫门槛的方式节省开支，这直击问题的要害。

王安石变法

但这场改革也直接触动了体制内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遭到了朝堂上下、朝野内外的一致反对。随着宋仁宗的转向，庆历新政最终失败。

宋神宗时期王安石主导了第二次变法，他尽量避免损害体制内的利益，以“开源”为核心，主张通过国家行政手段调节社会经济。他的措施包括由官府提供担保为农民贷款的青苗法、厉行清丈田亩并根据土地肥沃与否分层交税的方田均税法、以官府威信作为后盾要求地方富户出资修筑水利设施的农田水利法、培养将领与军队熟悉度的将兵法等，同时裁撤部分禁军以节省开支。

这些政策异想天开，赋予了官僚们大量寻租的自主权，在民间变成了官僚们寻租手段，在执行改革措施的时候强制摊派，致使民间暴动频发，引发了规模不小的流民潮。

王安石变法通过向民间榨取的方式有效缓解了宋神宗时期的财政状况，改革军事使得宋军作战能力部分上升，对党项战争中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改革并未明显改善军队积弊，且使得党争愈发白热化，一直延续到靖康之难以后。在王安石的建议下，宋廷还进行了对官制的改革，即“元丰改制”。

元丰改制合并了部分机构，进一步分散了相权，一定程度上裁汰冗员，但效果不明显。

宋神宗去世后，宋朝陷入反复党争和朝堂清洗的局面。宋哲宗去世后，宋徽宗继位。宋徽宗好大喜功、贪图享乐，但又内政无能。他信任蔡京，托付其朝政；信任童贯，托付其军事，结果内政上，蔡京之策祸国殃民，他延续王安石政策强化对民间控制压榨，迎合宋徽宗奢靡无度的喜好，以杀鸡取卵的方式大肆掠夺民间财富。

蔡京掌权期间大肆提拔亲信，肆意打击政敌，公然卖官卖爵，多次主导货币贬值，以至于家财十余万贯的大富豪都不能幸免，往往一夜之间家业尽没。他还以“稻田务”的名义对中原农业区疯狂加派，甚至连渔业也不放过，致使民不聊生暴动频仍，激起了规模空前的方腊起义，起义军一度夺取杭州，占据浙江，坐断东南，后被宋廷唯一的精锐西军南下镇压。

宋徽宗喜爱奇异的花木和石头，他就派专差向民间搜刮，劫往京城，供皇帝赏玩，沿途百姓苦于运送珍奇劳役与被官府抄家破门的苦难，死者数不胜数，山东两淮因此爆发起义，宋江横行河北淮地，张荣割据梁山泊以抗官军。

宋徽宗

就在宋廷治下的汉族民变不断之际，北方局势大变。契丹政权军力下滑、内斗不断，此时女真人势力崛起。公元1113年女真人举兵谋逆。公元1114年，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占据辽河以北并于次年称帝，国号为金，是为女真金国。公元1116年，女真人夺取辽东，1120年前后攻取契丹国上京临潢府和中京大定府，酋虏耶律延禧逃亡大同府，契丹国覆灭已成定局。

宋廷得知契丹人的颓势后，决定趁机出兵收复燕云。公元1120年，宋徽宗遣使经海路抵达辽东与女真人接触，达成了宋廷拿回燕云并将原先给契丹人的岁币转交女真金国的盟约。1122年5月，宋廷命童贯为北伐军主将，集结重兵进攻契丹。结果因轻敌冒进大败而归。1122年7月宋廷又派刘延庆率军出击，依然惨败，女真人由此窥得宋朝的孱弱。公元1125年，女真金国灭契丹国，此时的宋廷深陷财政危机，军队腐烂至极，河北驻军吃空饷严重，实际人数不到账面三分之一。

当年女真金国进犯宋朝，结果势如破竹，两月之间便陈兵黄河北岸，宋徽宗惊骇禅位给宋钦宗并逃往南方，此举致使朝堂大乱，只有兵部侍郎李纲站了出来主战。

李纲积极巩固城防，暂时稳住了局势，使得金军在开封城下无可奈何，但宋钦宗无战心，妄图割河北三州之地外加赔百万金银之款换取和平，不久女真人退兵，宋钦宗与成为太上皇的宋徽宗矛盾颇深，朝内政斗激烈，清洗不断，根本不备战，金军留在开封城外没带走的投石器居然一直没拆除。

1126年8月，女真人再次来袭，20万大军直扑开封。宋钦宗还妄图割地赔款求和，但女真人不同意。开封城居民百万，参与守城的青壮年多达三十万，且全国各州县都征发青壮组建勤王军奔赴开封，金军一度困顿于城下无可无奈，但宋钦宗此时居然迷信江湖骗子郭京之言，信任其身怀道教之法术，能施道门"六甲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布阵，可生擒金将退敌，于是大开城门应敌，结果一战即溃，被金军攻克城墙。

1126年12月开封沦陷，大获全胜的女真人在开封城内大肆掠夺金银抢劫妇女，然后带着得到的财物，押着徽钦二帝、上万北宋皇族贵胄和平民女性以及大量财宝、珍贵古籍退兵，北宋时代因此结束。

论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在于通过国家行政手段增加收入，进一步通过集权的手段强化统制经济，必然会损害汉族社会中相对富裕群体的利益，受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者的抵制。同时也进一步增加了平民的负担。与王安石及其改革派的新党相对，司马光等旧党认为民财有限，不是在官就是在民，且祖宗之法不可易。历史证明，不直面问题根本而试图采取迂回的办法，能起到的效果从来不是全面革新而仅仅是十分有限且副作用不小的增益。王安石变法所凭借的国家公权力并不可靠，尤其是在古代更加明显。古代的治理手段相当粗放，监察手段效率极低，外加官民地位悬殊，允许国家公权力介入社会经济的必然后果便是官吏的借着政策与上命下从对普通民户与没有官府背景的富人的大肆盘剥、摊派，导致万家破门。青苗法原本是在年景不好或农民急需用钱时给农民的救急，在王安石主政地方时由于其本人的权威与监管而效益良好，但在变法时代青苗法被州县官吏强行摊派给农民，直接导致了巨大规模的破产潮进而造成大规模流民。由此可见，王安石变法部分政策可取，但其根本思路不可取。但与此同时旧党的主张也不可取，如果说新党尚且试图解决问题、改革国政、增强国力以对抗外敌收复旧疆，那么旧党则完全躺平不问苍生，甚至将变法时代收复的汉族故土重新让给异族，这更令人不齿。新党、旧党都无法解决宋朝统治下汉族社会的困境，由此看来，大起义与更替宋朝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革除弊端，将国家改回正常的发展轨道，这符合民族主义者对于保守和复古的理解。

小思考：

酒数行，腊起曰:“天下国家，本同一理。今有子弟耕织，终岁劳苦，少有粟帛，父兄悉取而靡荡之;稍不如意，则鞭笞酷虐，至死弗恤，于汝甘乎?”皆曰:“不能!”腊曰:“靡荡之余，又悉举而奉之仇雠。仇赖我之资益以富实，反见侵侮，则使子弟应之。子弟力弗能支，则谴责无所不至。然岁奉仇雕之物初不以侵侮废也，于汝安乎?"皆曰:“安有此理?"腊涕泣曰:“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吾侪所赖为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无锱铢遗。夫天生悉民，树之司牧，本以养民也;乃暴虐如是!天人之心，能无愠乎?且声色、狗马、土木、祷祠、甲兵、花石靡费之外，岁赂西北二虏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二虏得此，益轻中国，岁岁侵扰不已。朝廷奉之不敢废宰相以为安边之长策也，独吾民终岁勤动妻子冻馁求一日饱食不可得，诸君以为何如?皆愤愤曰:“惟命!"各位不妨想一想，方腊起义的本质是什么？

3南宋

由于皇族尽数被掳掠，只留下宋徽宗第九子赵构。赵构在金军退兵后便在南京应天府继位，是为宋高宗。宋高宗怯懦，即位之初任用投降派黄潜善等人，一路南逃抛弃河北、河东和国都开封，且杀主战的陈东等人，并贬斥建言抗金封岳飞。

金国并未因此放过赵构，不久便派兵南下。赵构从商丘逃亡到扬州，后至金陵、杭州、宁波，金军尾随而至，沿途生灵涂炭。

岳飞在金陵抗击金军，韩世忠率兵在长江沿岸阻击金军，张俊在宁波反击金军，金军南下江南损失较重，同时期陇西汉族人李彦仙在豫西陕州阻击金军使之两年内不得由豫入陕，但依旧在不久之后因兵力不足、援兵不至而失败，女真金国彻底攻陷秦岭淮河以北。

金军撤出江南后，赵构开始倾向于主战，任用稳健派的赵鼎为相，任用主战的张浚为副相，并改革军制，先设立御营大军，后改为护军，任用岳飞、韩世忠、吴阶、张俊、杨沂中、刘光世等人为护军统帅。南宋对前线军将的限制大大减少，将军可以指挥数万战兵，这是北宋时期难以想象的。宋军兵力此时为35万人，人数下降，但质量提升了。

1131年后，宋廷派兵肃清了各地的匪患并且镇压了部分在靖康之难中割据一方的势力。当年，金军入寇淮南，但被曾经的梁山泊起义军领袖张荣击溃，金军被杀上万人，此后不敢轻易南下淮南。同时，金军试图入寇四川，被吴阶击退，杀金军近万人，金国攻势被遏制。

从1134年到1139年，汉族对女真的战局开始呈现逆转的倾向。岳飞在江汉河南抗金，金军数次南下都不能取胜，中原、河北汉族人组织义军反抗女真，女真的统治开始出现困境，但赵构意志消沉，在1137年任命曾任金国大员完颜挞赖门客并实为金国细作秦桧为枢密使，不久任其宰相。

秦桧在赵构许可下与金国勾结，最初在在1139年与女真达成《天眷和议》，女真金国让出河南陕西，换取宋朝称臣和缴纳岁币，但不久金国撕毁合约兵分三路南下进攻，但这次进攻被宋军遏制，在东线金军攻势被韩世忠和刘錡阻击在两淮，西线金军被吴璘多次击败，中线金军则被岳飞在野战中重创，宋军一度挺进到黄河畔，华北汉族起义军也发动了空前规模的作战，让金国在华北的统治陷入风雨飘摇的境地，但最终在宋高宗赵构与秦桧的运作下，1141年宋朝不败而败与女真金国签署《绍兴和议》，割让秦淮以北疆土，称臣并纳岁币，遣返南逃的北方汉族人，并杀岳飞、罢韩世忠，荒废宋朝武力。宋朝收复河山自此无望。

北宋末期到南宋初期，宋朝连续出现三位昏君，致使宋朝半壁沦陷，复土无望。在冷兵器时代中期，君主作为国家首脑和核心，其指导决定国家的未来。错误一旦犯下，只能留到下一位君主才能更改。

随着女真站稳脚跟，南宋在秦桧乱政荒废军力的情况下，为了维持统一防止军阀割据，继续限制地方权力和分散兵权。南宋政府的盘剥导致了恶性循环，民穷财尽下无法组织起军队收复北方，北方巨大的军事压力导致财政需求进一步恶化。这个恶性循环一直困扰南宋，直到其最终灭亡。

女真的暴虐：

入侵宋朝后，女真人积极践行剃发易服，不服者死，与后世的满清雷同。女真人在河北圈地，抢劫汉族百姓的财产土地，将汉族百姓贬为奴隶；作战间隙，常常赌博取乐，以汉族百姓作为赌注，时而杀之。金国执政完颜粘罕曾下令，汉地商人日行不得超过30里，违法即杀，女真与汉奸官吏也常常制定严苛法令勒索搜刮汉族百姓，不从者死，百万汉族百姓因此丧生，数十万汉族百姓涌入太行山组建义军与女真人相抗，军号八字军，其中最有名者为马扩。岳飞北伐时，义军曾收复河北大量名城，但因赵构强令撤军，最终被金国镇压灭杀。女真金国统治趋于稳固后，不断从其老家迁徙女真人入中原，规模达上百万，并大肆圈地和掳汉族百姓为奴以供养内迁女真；每逢大战便强征汉族百姓为签军，并掳掠汉人财产为军资，除少量投金士大夫和军将外，北方汉族百姓如同身处地狱。

4宋代汉族的经济社会

宋朝时期的汉族社会相比唐代进步显著。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对南方进一步开发，农业迎来了新一轮爆发式增长，公元1021年的耕地面积高达524.7万公顷，南方地区发展尤为迅速，苏州、常州、湖州成为汉族社会新的产粮中心。

得益于一年两熟的新稻种，宋徽宗宣和四年全国户口已达2088万户，据此推测总人口可能达到1亿。汉族社会的人口分布日趋平均，淮河以南的汉族人口占比首次过半。在南宋时期，南宋境内人口最高峰也达到了8000万。

宋代的城市发展速度相当惊人。与唐代的长安、洛阳相比，开封、扬州等宋代大城市人口更多，更加市井化、商业化，且无须宵禁。与过去只有商人和手工业者才能被认定为城市居民不同，宋代的坊郭户皆为城市居民，普遍获得政府户籍认可，这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城市的兴起进一步促进了艺术和手工业的发展。宋代以前手工业者大都受政府控制，实为隶属于国家的工奴且社会地位低下，随着宋代经济的发展，私人手工业者的数量和经济能力与日俱增，逐步摆脱了人身依附的状态，转而成为受到雇佣的自由人。

随着雇佣制度的不断发展，商人的社会地位也水涨船高，商业也逐渐从隋唐时期的贱业，成为汉族社会中人人认可的本业。需要注意的是，宋代的发展成果源于汉族社会自身的技术、经济积累，宋廷的作用相当负面，甚至可以说以一己之力拖累了社会的发展。宋的统制经济和垄断更是造成了汉民族的沉重负担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降低。

宋朝社会比明朝社会更富裕吗？

当下不少人认为宋代汉族社会比明代汉族社会更富裕，宋朝政府比明朝政府更先进高效，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汉人社会始终处在发展的良性轨道上，唐代经济好于汉代，宋代好于唐代，明代又好于宋代，即便短期内会因为战争或天灾人祸受到影响，也会很快恢复，决不会延续几个世纪。例如明初洪武年间汉族社会的生铁产量已达1800万斤，远高于北宋巅峰时期的720万斤。其他各类大宗商品的产出也是如此，更不用说明代汉族社会总人口巅峰达到了2亿且分布范围更广了。

宋代海贸兴盛，但主要是阿拉伯、波斯商人航海到达汉地贸易，反过来的情况不多，到了明代汉族人的航海技术进步，大规模出海潮也因此氤氲而生。宋代海贸为国家所垄断，宋廷在外族商人上交税金的诱惑下，允许其在港口定居、聚居，至宋末沿海番城已经有二十多座。异族的定居、聚集让东南沿海不再安全，宋末时，蒙古南侵，泉州阿拉伯商人勾结蒙古屠杀城内汉族，惨状不忍描述。

宋代儒家学说有了长足发展，产生了理学。理学又称道学，在宋末被纳为官学。宋的理学生于儒家知识分子对佛教和道教的回应与整合，提倡三教合一，讨论的问题主要有:本体论问题，即世界的本原问题；心性论问题，即人性的来源和心、性、情的关系问题；认识论问题，即认识的来源和认识方法问题。用神秘主义来丰富了儒家。

好的一面是提倡了个人修养和方法，让儒家更容易普及。坏的一面是宋儒试图插手和干预改造社会，导致了三易回河，马政等一系列恶果。这种将个人修养和国家干预混为一谈的做法危害很大。所幸宋儒的影响并不严重，昙花一现。到明朝，儒家知识分子不再试图对社会全面干预和控制，重新把兴趣转向个人修养方面。

理学并不保守，也不主张专制：

朱熹并不反对王安石变法，他认为“祖宗之所以为法,盖亦因事制宜，以趋一时之便，而其仰循前代,俯徇流俗者,尚多有之，未必皆其竭心思法圣智，以遗子孙，而欲其万世守之者也。是以行之既久，而不能无弊，则变而通之，是乃后人之责。故庆历之初,杜范韩富诸公变之不遂而论者至今为恨，况其后此又数年,十其弊固当益甚于前，而当时议者亦多以为当变.......则是安石之变法固不可谓非其时，而其设心亦未为失其正也”即顺应时代做出改变是应然之事。朱熹并不欣赏帝王，他曾评价汉族历史上的明君唐太宗“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义,以行其私,而当时与之争者,才、能、知、术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义之可借,是彼善于此而得以成功耳”认为其假借仁义，实行私欲。除唐太宗外，朱熹还批评过多位帝王，尤其是当朝的宋孝宗，“凡此数弊，天下之人，孰不知之，而任事之臣，略不敢一言以告陛下，惟务迫趣州县，使之急征横赋，戕伐邦本，而其所以欺陛下者，则曰如是而国可富，如是而兵可强。陛下亦闻其说之可喜，而未究其要，往往误加奖宠，畀以事权”，认为宋孝宗心术不正、用人不端，由此可见理学也并不将尊崇帝王放在首位。此外朱熹还反对科举，他认为科举导致“专做时文底人，它说底都是圣贤说话。且如说廉，它且会说得好:说义，它也会说得好。待它身做处，只自不廉，只自不义，缘它将许多话只是就纸上说.....都不关自家身己些子事”进而导致社会风气败坏。朱熹认为，要想光复江山，就得废除科举制（引用一下原文）。实际上，儒家知识分子观点千变万化，但大体上尊重小共同体和社会自治方面还是相通的。宋儒对社会干预的主张前所未有，但对威权君主的反感也是空前的。若认为明朝的儒家是自由主义者，那宋朝的儒家大概是“社会主义者”。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