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演进历程及特点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一些“故国”逐渐成为文明的中心，带动了各地区文明的发展进程，形成了以哈、上、州首都为核心的部落联盟。一些学者指出，夏商周的王朝发生了变化，仅代表三国之间势力和文明辐射的强弱变化，是“故国”文明的进一步发展。

夏朝与商朝对多神的信仰和祭祀相当普遍。而周朝则是人文精神勃兴的时代，是中华古文明发展的关键，经过文明交流与百家争鸣，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思想体系逐渐形成，其以民为本的治国思想与大同小康的理想社会指引着中华文明后续数千年的发展走向。

儒家的大同与民本思想可以作为了解中华文明进程的枢纽

大同的理想社会。儒家经典文献《礼记·礼运》篇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大道流行的时代，天下不是家族相传，而是为世人所共有，选取贤能之人共同治理，大家讲信用，和睦相处，彼此合作，家庭社会各方面的治理达到尽善尽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样美好的世界就算是真正的大同世界。这是孔子在君王世袭制的环境之中所提出的超越世袭制度的政治理想。

民本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传统文化中的“民惟邦本”“重民本”“以民为本”的思想。据《尚书·五子之歌》记载，大禹曾告诫其子孙：“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句话是说人民是用来亲近的，不能轻视与低看；人民才是国家的根基，根基牢固，国家才能安定，这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发端。可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诠释：

君王与民众的关系。《孟子》中讲了一个大道理，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民贵君轻”的思想对于中国传统社会影响很大。《管子》也指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意为君王要想完成霸业，必须以人民富裕安康为前提与基础，如果穷兵黩武、劳民伤财而争夺霸业，则必然把国家引向危险的境地。又如，齐景公时期，有一位基层官员对齐景公说：“使君无得罪于民。”意思是指但愿君王不要得罪百姓。齐景公很生气，回答说：“诚有鄙民得罪于君则可，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这句话意思是：如果说有小民得罪于君王还差不多，君王对百姓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哪儿有君王得罪百姓的说法呢？晏子插话说：“敢问：桀纣，君诛乎，民诛乎？”，是说夏桀和商纣王，是被君主杀了呢？还是被百姓杀的呢？”意在告诫齐景公，不可得罪百姓，否则家国不保。所以《礼记·大学》中所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就是告诉执政者要以百姓的好恶为自己的好恶，与百姓心连心，这样才可以与人民亲如一家。

天意与民本的关系。商朝的统治者几乎是每事必卜，许多重要的军国大事都要由神意来决定。但是发展到周朝的时候，“人”的意志开始大于“天意”，根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纣杀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强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这说明，周朝的开国者已经不太在乎代表天意的占卜，而更加关注人心向背、实力强弱等因素。周王朝总结夏桀、商纣王失败的教训，指出“天命靡常，惟德是辅”，上天在统治者有德的情况下会给予世俗统治者以合法性，也可以在失德的情况下撤回天命，转给他人。《尚书·泰誓》篇是武王伐纣的誓约，其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命是否授予某个执政者，关键看这个执政者是否有“以民为本”的执政情怀，这就是“以德配天”“保民而王”。

服务与教化的关系。传统的民本思想强调对民众要加以教化、引导、提升。《论语》中有一记录，孔子去卫国，冉有陪同。在路上，孔子感叹卫国人丁兴旺。冉有问，人口多了以后怎么办呢？孔子说，让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富裕了以后怎么办？孔子说，教化他们。这就是孔子提出了庶民、富民、教民的三部曲。“以民为本”，要创造出安居乐业的环境，要满足民众对物质文化的需求，但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还要在此基础上加以“教化”。所以，《礼记·学记》篇云：“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大学》开篇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亲民”有“亲近民众”与“使民自新”两种解释。所谓“亲近民众”就是要求管理者、执政者与百姓打成一片，服务人民；而“使民自新”则是在此基础上的提升，要在完善自身的基础上，使人人都能去除污染而自新，这就是“引导群众、提高素养”的过程。这两种解释都讲得通，结合起来更好一些。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以人民为中心，既注重服务，也注重教育引导，这正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准确把握与借鉴。

忠诚与革命的关系。《大学》有云：“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 作为执政者要把仁爱作为最高目标，作为大臣要把忠诚、恭敬作为自己的不懈追求。“仁”与“敬”是一对关系，相依而存，如果君王对于民众失去了仁爱之心，没有了“民本”的思想基础，那么下属的忠诚也不可能存在。上下双方是基于“以民为本”这一基本共识而形成的君仁臣忠的契约关系。孔子曰：“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晏子也说：“士逢有道之君，则顺其令；逢无道之君，则争其不义。故君者择臣而使之，臣虽贱，亦得择君而事之。”在《史记·宋微子世家》中，微子曾说：“臣主以义属……人臣三谏不听，则其义可以去矣。”上下级关系以道义维系，如果君王犯错误，下属基于对事业、民众的忠诚，应当再三劝谏，劝了没有效果，就应当辞职。在传统典籍之中，碰到了不顾百姓死活的君王，除了辞职，还有易位、革命等选项。《孟子·万章下》中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这句话是说君主的亲族，以宗庙为重，在君王已经失德的情况下，可以发动政变，在家族内更换更加合适的领导人。而家族内如果无力解决，为了黎民百姓的生计，就只有革命了。所以《周易·革卦·彖传》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孟子将商纣王等暴君定义为残贼之人，而对商汤、周武王的革命行为加以颂扬。

礼仪、仁政、民本等思想为封建社会和平发展提供了基本治国方略；民本与革命的思想为朝代更迭提供理论支撑

在周王朝发展成熟的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明，对于和平发展、改易更化、改朝换代都提供了具有指导意义的文明资源，这一资源的核心就是“以民为本”，具体到每一个时空环境之下，是仁政还是革命，都是在民本这一前提下加以抉择。

在《礼记·礼运》篇中，孔子指出天下为公在当时的环境下不能实现，在“家天下”的环境下，天子、诸侯的宝座父子兄弟相传。就只能把“礼义”作为根本大法，用来规范君臣、家庭、社会关系。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成王、周公，就是以礼治国的佼佼者。“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这六位君子，严格按照礼法治理国家，一切都是有规可循，违礼必究，这就是小康，历代帝王也就将此作为学习的目标。

贞观元年，李世民刚刚当皇帝，他就指出：“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既见前王成事，足是元龟。今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李世民通过研究历史得出结论，凡以仁义治理国家的都国运久远。用严刑酷法统领人民的，虽然能治理一时的弊端，但国家很快就会灭亡。所以他要以儒家的诚信、仁义作为治理国家的方针。他还表示：“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贞观政要》还记载他对民本思想的认识：“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人民是国家的根本，百姓的安居乐业是统治者得以存在的基础，是其合法性的来源，不能本末倒置。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儒学提供了最合适的长治久安之策，所以为历代政治家所推崇。

民本与革命的思想为朝代更迭提供理论支撑。如果身处乱世，儒家的君仁臣忠、以民为本的礼仪制度已经缺乏实施的可能性，那么其内部蕴含的革命文化资源就可以登场了。《周易》《礼记》《孟子》《荀子》及《管子》等书中，都有对汤武革命的颂扬，认为商汤的革命恰恰可以拯救黎民于水火，是民本思想的重要体现。由于隋炀帝的横征暴敛，隋末天下大乱，《隋书》云：“《书》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传》曰：‘吉凶由人，祆不妄作。’又曰：‘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观隋室之存亡，斯言信而有征矣！”史籍引用《尚书》《左传》评价隋炀帝的灭亡是咎由自取，风起云涌的革命造反当然是正义之举。所以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改朝换代的大戏时常上演，但儒学的历史地位没有根本动摇。

儒家思想为各民族、宗教留有充足的平等交流空间；大同理念为终结帝制提供理论支撑

佛教的慈悲与儒家的仁爱有着充足的对话交流空间，所以佛教作为域外宗教可以和平的进入中华大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所说，“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少数民族政权，当他们的势力深入到中原汉族文化地区以后，都会拥抱儒学与中华文化，因为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庞大而缜密的思想体系，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可以为治国理政中出现的各类问题提供长久有效的解决方案。

大同理念为终结帝制提供理论支撑。儒家思想不仅仅可以为家天下的封建社会的建设与革命提供理论指引，也可以为帝制的终结提供思想资源。数千年的封建时代，儒学作为指导思想存在，但儒家始终保持着非议贬低“家天下”的大同思想，保留着天命靡长、以德配天，汤武革命、顺天应人的革命思想，但是几千年的帝制时代，官方也认可并传播这些思想，这既是文化的宽容，也是政治的宽容。

作为清政府的重要官员晚清名臣徐继畲，在1848年出版的《瀛寰志略》一书中盛赞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他以孔子“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来诠释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贬低“家天下”，开创儒家与西方文明对话的先河。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一书中指出，“人类进化之目的为何？即孔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把大同理想概括为“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精神。康有为也专门写了《大同书》，结合儒家大同思想作为人类进化的“目的”，描述他的理想国。辛亥革命元老、现代大儒熊十力在《原儒》中指出：“孟、荀虽并言革命，而只谓暴君可革，却不言君主制度可废，非真正革命论也。惟《礼运》言‘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而深嫉夫当时之大人世及以为礼，此乃革命真义。”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很多思想家也将共产主义与大同理想进行比较，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这说明孔夫子的大同理想可以作为诠释共产主义的思想根源之一。

（作者孙劲松 武汉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华文化发展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