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99年明朝专题之列全家官职求关照？这位家长，幸亏你没生活在明朝

作者：我们队张吉

“熊父母”的丢脸常常是突然的，有时只需要一张照片。

希望老师照顾自己的孩子。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心急的孩子的家长，多次打开全家八代将领遭遇的官场，在网上传播，当然引起了骚乱。(莎士比亚)。

不过，对这桩“现眼”事，身边也不乏同情的声音。就有朋友感慨说：这家长倒霉，赶上了现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很简单的一件事，就这么个求老师关照的事，竟就闹成了新闻大事件，也实在是值得同情。

但这话要这么说，那这位“求关照”的家长，首先应该感到庆幸——庆幸自己没有生活在资讯不发达的古代，比如明代。

因为，如果在明代的科举制度下，某家长如果给老师（包括考官）晒自己家七大姑八大姨的官职，求照顾下自家孩子，会是什么后果？答：相当严重的后果。

一、“秀”一下的风险

作为中国古代科举的成熟时期，明代的科举，常被后人狠踩痛批，各种的毛病都被骂了千百遍。但其中一样优点，却是中外公认：相对公平的选拔制度。

作为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方式，为国家稳定发展计，科举的公平问题，古代任何“长心”的王朝都不敢马虎，放在明王朝，科举考试更是一块出名的“净土”。不但对营私舞弊完全零容忍，考试录取任何环节的“照顾”，更要被想尽办法杜绝。严格的录取流程，正如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的名言：“提供了一个相对公正的通道”。

而在这个“相对公正的通道”里，明朝的考生们，别说是“列全家官职求照顾”，就算随便“秀”一把，可能都会摊上大事。最有发言权的一位，就是明朝弘治十二年（1499）会试考生徐经。

徐经，江苏江阴人，明朝英宗年间中书舍人徐颐之孙，有钱有背景的官宦子弟。说他的名字，可能许多明史迷们不太熟，但说他摊上的大事，略懂历史的朋友都一定熟：唐伯虎科场舞弊案。

唐伯虎科场舞弊案，是明代大才子唐伯虎，人生里一场悲催劫难。当时带着解元光环参加会试的唐伯虎，就因考完试后说了几句大话，立刻被人告了黑状。虽然接下来一番严查，啥问题都没查出，却到底被剥夺了功名，且终生不能参加科考，只能愤然走上艺术道路。实实在在的冤到家，但这场折腾里，要论比他更冤的，就是徐经。

在这场闹剧发生前，徐经就与唐伯虎交往甚密，赶考路上也是一路同行。后来科场案发，唐伯虎倒了大霉，但跟唐伯虎砣不离秤的徐经，也是跟着一起倒霉，功名前途全都废。但为什么倒霉的是徐经？关键一条，就是他太爱“秀”。

比起出身普通的唐伯虎来，徐经的家世背景，可谓实力雄厚，不止是官宦家庭，还是当时江南藏书大家，俨然有钱有背景的名门子弟。于是自信满满的徐经，会试前也十分高调，甚至出游都带着大批佣人，在京城闹市里风光招摇，比今天某些学生家长随便炫富还高调，没几天就传的沸沸扬扬。

而比炫富还狠的，就是炫关系。作为官宦子弟，徐经的人脉网自然也广，踏上京城之后，也是交游不断。甚至还在开考之前，专门拜访了会试主考程敏政，送上礼物若干。以徐经多年后的跺脚解释说：他本来就出身名门，且从小学业优良，哪里想走什么门路，无非就想“秀”一把，刷一刷声望而以。熟料唐伯虎一被告黑状，徐经也成了靶子：出门带佣人的富二代？跟唐伯虎混在一起？还在考官家里随便出入？嗯，一定有问题。

于是，徐经的倒霉事，就这么“顺理成章”的来了：科考功名没了，名声也没了。虽说这场折腾，有太多背景原因，但放在徐经身上，就是“乱秀”惹的祸。

因为明朝的科考，每一次都是这样高度紧张，为了保证绝对的录取公平，当然就绝不放过任何可疑现象。“秀”一下人际关系财富，都可能落到徐经这样的遭遇，“秀”全家官职？嗯，画面“美”的不敢想。

二、官越大越危险

当然，关于徐经的悲剧，近代也有“专家”认为，还是因为徐经家里背景不够强，所以才和唐伯虎一道，被将错就错当了替罪羊。可瞧瞧结局就知道，被徐经登门拜访的主考官程敏政，最后都惨遭罢官回家，回家后悲愤交加而死。这“秀”一下的后果，绝不是官大官小的事儿。

甚至不夸张说，放在明代的科场风波里，官职越大，风险反而越大。

比起汉唐宋等王朝来，明朝国家制度的一大改革，就是言官制度，那些都察院与六科的御史言官们，品级小却话语权大，负责监督弹劾一切不法行为。对关乎国家稳定发展的科举事业，更是瞪圆了眼睛紧盯，丁点蛛丝马迹，都可能被加倍放大。而且涉事者官职越大，他们战斗力越强，愤怒的“抨击火力”立刻打来，不“打”出结果绝不收手。

虽说在明末时，明朝的言官们，最后变得很不靠谱，但在明朝大多数年代里，他们都以靠谱的表现，成为国家惩治腐败，维护公平的利器。也正因他们的靠谱表现，明朝科场上再大的“黑手”，也是无处现形。

最典型的，就是明代的“甲辰科场案”。明朝嘉靖二十三年，明朝内阁首辅翟銮喜迎捷报，他的两个儿子翟汝孝与翟汝俭双双科场高中，翟汝孝还斩获一甲第三，可还没等翟首辅高兴庆贺，就有言官掀了黑幕：翟家这两小子，从乡试开始就被开绿灯，会试时的主考官更大开方便之门，甚至还有考官为他们的考卷上做记号，副主考官更借着给翟家儿子行方便的机会，把自己亲戚也塞了进来。终于上下齐心，把这俩熊孩子捧了上去。

结果，捧的坏摔的也狠，被人揭发之后，外加各路御史言官穷追猛打，这事儿没几天，就给翻了个底朝天。科考功名是别想了，除了翟家俩儿子被剥夺功名，首辅老爹也黯然下课，昔日位高权重的翟大学士，就这么分分钟卷铺盖回家。大行方便的各位考官，包括副主考江汝璧，考官高节张岳等人，这些当时名噪一时的“精英”，有的被打六十大板后撤职，有了躲过了板子，却狼狈发配充军。卖力蝇营狗苟的这几位，几乎全被一扫空。

所以说，明朝哪怕贵为内阁首辅，想要老师“关照”一下自家孩子，后果都可能这么严重。

也因为这严重后果，所以明朝每次科考，对于类似“关照”，很多考生和家长，都是唯恐避之而不及。比如戚继光的恩师唐顺之赶考时，就得到当时内阁大学士杨一清的热情橄榄枝，可这位未来的明朝大儒，却吓得立刻把杨一清拒之门外，宁可得罪高官，也绝不沾上嫌疑，反而凭着本事，漂亮考上探花。

甚至很多明朝高官们，也为这严重后果，有时干脆认命。比如万历年间的明朝内阁大学士王锡爵，一听说其子王衡考上解元，立刻苦口婆心劝儿子：为了不沾上“高官父亲关照”的嫌疑，儿子你就委屈委屈，等爹退休了再考行不？于是憋在家里读书的王衡，直到四十岁那年才再战考场，无可争议拿下榜眼。这么个高官躲都来不及的事，倘若有谁来“晒”官职？后果可以预料。

这样“过分”的场面，也常引来后世的诟病。虽然，明朝科考也有诸多毛病，但明朝三百年的辉煌文明，很重要一条，就是这个王朝大多数时间里，一直坚持的公平取士的制度。时代在变，观念与思想在变，但尊重公平，无论古今，都应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不变的原则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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