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丁男被甲】秦始皇暴政的秘密，生理缺陷毁掉了秦始皇

秦始皇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影响力很大，争议也很大。他以雄才大略延续了“六世余热、陈章策、御牛内”，横扫六合，一扫天下，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几百年来割据多年的局面，开创了国家统一的新纪元。

然而，秦始皇依恃绝对皇权，独断专行，搞得人人自危，以暴虐君临天下，开封建专制独裁政治之先河。

秦始皇“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用残酷的刑罚来镇压人民的反抗。以死刑为例，见于史书记载的即有腰斩、枭首、弃市、戮尸、坑、车裂、戮死、凿颠、抽肋、釜烹、具五刑等20种之多，并随意动用族诛之刑，而株连之广为历代所不及。

秦始皇为满足个人对财富和权势的贪欲，迷恋于武功，使“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他大兴土木，四处巡游，求仙寻长生不死之药，给人民带来了繁重的徭役和赋税负担。贾谊称其“以暴虐为天下始”。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秦始皇成为“千古一暴”呢？

第一、秦始皇的残暴与他年少时的生活环境有关。

现代心理学的理论已经无数次证实，一个人年少时的生活环境对其性格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而性格的形成又与身体、生理的健康程度有着密切联系。

秦始皇嬴政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历程是艰难的。他出生于秦的世仇——赵国的都城邯郸，在赵国生活达9年之久。其间，为了躲避赵国的搜捕，母子二人东藏西躲，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仇恨的种子。所以，始皇十八年，也就是在灭赵的那一年，他亲至邯郸，“诸尝与王生赵时母家有仇怨，皆坑之”，亲自坑杀了幼时的仇人来报仇雪恨。

同时，关于自己是吕不韦私生子的传闻，让秦王嬴政自小就感到无比的羞辱。

据《史记·吕不伟列传》和《战国策》所载，邯郸大商人吕不韦的一次政治投机，改变了他本人的命运，也使秦史变得斑斓陆离。吕不韦本着“立国之主赢无数”的目的，以金钱资助秦公子子楚，并到秦国游说，为其争得了继承王位的资格，也因此做了秦国的丞相。而《史记》本传里则更进一步载有子楚又娶了吕氏“有身”之绝好善舞歌姬，生下了后来的秦王政，说秦王政实为吕不韦之私生子。

东汉史学家班固作《秦纪论》，直称“吕政残虐”。唐代司马贞解释说:“吕政者，始皇名政，是吕不韦幸姬有娠，献庄襄王(子楚)而生始皇，故云吕政。”嬴政竟被称为“吕政”，连姓都改了。虽然后人对秦王政是否为吕不韦之私生子提出了怀疑，但吕氏与嬴政及其父庄襄王(子楚)的关系比较特殊，据典籍载当是无疑的。

正是这种特殊的关系，加上当时“太后宣淫不止，幸郎”，当时人们对太后与吕氏的传闻是肯定存在的，而秦王嬴政也肯定是有所耳闻的。年轻的秦王当然受不了如此的耻辱，复仇的怒火在心中燃烧，但当时又不能表露，心理受到压抑。这种压抑对以后他性格上的扭曲、残忍影响很大。

第二、秦始皇的残暴与他的生理缺陷有关

至于生理缺陷导致他的残暴问题，郭沫若有过饶有兴味地研究。他根据《史记·秦始皇本记》中所载尉缭所说的“秦王为人蜂准，豺声、鸷鸟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认为秦始皇嬴政“精神和肉体两方面都很有缺陷”。他指出尉缭所说前三项都是生理上的残缺，特别是“鸷鸟鹰”是现今医学上所说的鸡胸，是软骨症的一种特征。“蜂准”应该就是马鞍鼻，“豺声”表明有气管炎。有这三种症侯，可以得出软骨症的诊断。

因为有这些生理上的缺陷，秦始皇在幼时一定是一位可怜的孩子，相当受人轻视。这样身体既不健康，又受人轻视，精神的发育自难正常。“少恩而虎狼心”便是这种精神发展的表征。

第四、法治的传统及法治成功的巨大迷惑，是秦始皇惑而不悟、因循暴政的根本原因。

秦原是非常落后的民族。夏、商、周、秦四族的祖先都曾在尧、舜为首的部落联盟中共事，但此后的发展却极不平衡。前三族相继建国达千余年后，秦还是个偏处边陲，与戌狄为伍的小部族。历来行“戎狄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东方各国将秦国视为“戎狄”，不与往来。

但是自从孝公任用商鞅、行法家之术实行变法以后，“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从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前后仅用了十年功夫，就统一了天下。贾谊认为秦始皇以“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只不过是“续六世之余烈”，是继承了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六位先君的法家事业而已。

秦始皇对法家路线的崇拜，在他一开始统一战争时就很明显。当初，他得到韩非子的著作，读罢《孤愤》、《五蠹》，大发感慨:“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足见他对法家思想的崇拜。

随着他一统六国，登上胜利的顶峰，他被自己的巨大成功迷惑了，他丝毫不认为统一是历史发展合力综合作用的结果。他把一切成就都算在了自己的头上，以为是自己一贯的法家路线的结果，以为自己“功过三皇、地广五帝”。因而更加迷信法家，以为秦朝德水，宜“刚毅戾深”，一如既往地推行尚力不尚德的法治路线，应该“刻削毋仁恩和义”。

秦始皇丝毫没有想到法家“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他一味地严而少思、刚愎自用，采用苛法严刑来治理天下百姓。“见万民碌碌，犹群羊聚猪，皆可竿而驱之”，结果导致了秦王朝的迅速覆灭。无怪乎贾谊惊呼“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以致落得“身死人手为天下笑”的可悲下场。他所说的“惑”，便是统治者对法治政策的巨大迷惑。

第三、贪权专断，缺乏皇权制约机制，暴政频出。

韩非在论及君王专制时指出:“主之所以尊者，权也。”强调为君之道在于如何“操权”。在君主专制的中国古代，无论是先秦时期的王权，还是秦汉以后的皇权，都是国家治乱兴衰的根本所在。

皇权高高在上，但也不是代表一切，压掉一切，肆无忌惮，皇帝必须依赖官僚的合作治国，依靠人民的服从而享国。皇权要想维持稳定，必须自觉接受来自于人民和臣僚的种种制约。否则，皇权将会失去自己的统治基础而迅速崩溃。中国古代史上，臣僚的据理谏诤，对于限制皇权的胡作非为有着重要意义。

相传“周成王作周官，立太师、太傅、太保曰三公，论道经邦，变理阴阳;立少师、少傅、少保曰三孤，贰公弘化，寅亮天地，以弼天子”。三公三孤设置未必是真，但皇权必须接受一定的监控和制约却是真。

《大戴礼记》说凡“天子不惠于庶民，不信于诸侯，不成于戎事，不诚于赏罚”，即天子所有失职之处，三师(三公)均可出面干预。他们“训护天子，导以德义，天子加拜，待以不臣之礼”。帝王虽然被赋予了主宰天下的绝对权力，但诚如荀子所言“彼持国者，必不可以独也”。皇帝不可以一己之好恶来决定天下的一切，他必须建立健全皇权监控和制约机制，来抑制自己的肆无忌惮。

但是秦王朝过分地贪婪权势，“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建立了高度集权的中央皇权，甚至连谥号也取消了，认为“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人臣议谥号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何言其它?一切权力为他个人所垄断，他“不信功臣，不亲士民”，独断专行，连长子扶苏的劝谏也不能容忍，将他逐之北境。侯生、卢生私议始皇，他则以坑杀的手段来加以对付。这一来，“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秦的统治丧失了必要的“民主”基础，皇权缺乏必要的监控和制约。

古代帝王中很少有象秦始皇那样贪婪权势的。他每天要亲自处理全国各地的奏章文件，以竹简木牍一石为标准，可谓日理万机。他虚悬太尉之职，为的是不让兵权落入他人之手。史载，王翦每攻城掠地，都必向秦王索要封赏，因为他生怕秦王怀疑自己拥兵自重。

因为秦始皇的过分揽权，所以统一后，他身边除李斯等人外，很少有得力的社稷肱股之臣，更谈不上有敢于据理强谏的正义忠直之士。因此，他“恶劣的情欲”很容易外化成现实。无法满足的奢望给帝国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暴政，以致于“海内怨沸，遂用溃畔”。

第四、对暴力的崇拜，拓边战争妨碍了政策重心的转移。

秦始皇实现统一根本上讲是无数历史合力综合作用的结果。经过长年的战乱，广大的人民群众迫切的愿望就是在和平的环境里从事生产和生活，所谓“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因此，统一战争结束后，秦始皇本应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及时地实现统治决策的转移，将统治政策的重心由战争转到和平建设、调整封建生产关系上来。但秦始皇对这一点并非全无觉察。

秦始皇之所以废分封，就是考虑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也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他“毁坏城廓，决通川防，夷去险阻”，以巩固统一的局面。应该说，秦始皇在统一后还是觉察到社会需要“宁息”的。但他看重个人的权势更甚于社会的长治久安。

秦始皇不幸作了权欲的傀儡，为了满足扩充皇权的欲望，迷恋于武斗，统一战争刚刚完成，就马上进行南北面的拓边战争，使人民继续疲于奔命。“当是时，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秦始皇的好大喜功，盲目拓边，“非以卫地而救民死也，贪戾而欲广大也”。

连年的拓边战争，势必把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进去。因为这些战争的需要，秦王朝不可能、实际上也没有把统治政策的重心转移到稳定统一局面、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上来，而是依然沿袭“刑罚深酷，吏行残贼”的残暴统治。结果造成了王朝的倾覆。这就像陆贾所说:“秦非欲不治，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