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民国煤油灯】专题煤油灯下的记忆

于文谦在榆木文学中创作

我是刘沙县北寨乡北寨村的苏怡教，1963年2月出生。

那时，广大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极其恶劣。种田靠的是牛，拉东西靠的是骡、马、驴等牲畜，出行靠的是步行或胶皮车，加工粮食用的是石碾、石磨或水磨，穿衣靠的是婆婆与妈妈老一辈自纺自织自做的粗布衣服，黑夜靠的是煤油灯照明。

大约七十年代初，北寨公社才有了拖拉机，一部分平地才实现了机耕，各大队也才有了电磨，出现了历史性的的转折与变化，大大地解放了劳动生产力。

那时，虽然人民公社社员的生活水平比战争年代好了许多，社会主义建设正欣欣向荣、蓬勃发展，但我国的国民经济还正处在恢复阶段，生产生活条件非常落后。那时，社员们住的都是土木结构的四檩房，一丈一尺长的大梁，七尺长的檩子，屋子空间非常窄狭，一家七、八口人挤在一盘小炕上，还有的社员仍住在土窑洞里。当时，房子的墙壁全部是用泥摸下的，经济条件好点的户用石灰水等涂料粉刷一下，有的户连石灰也买不起，只能是泥墙。在这样的环境下，每天夜里点着煤油灯，黑烟不停地冒着，天长日久整个屋子都被熏得黑乎乎的。有的户一年粉刷一次，有的户几年才粉刷一次，大多数户粉刷不起，只能将就住。那时，谁还能顾得上煤烟污染，小小的煤油灯在漫漫长夜里不仅给人们带来了光明，带来了温馨，带来了乐趣，也带来了希望。

摄影｜张云

在煤油灯下，自己与姐、哥、姊妹们经常用手变兔子，变其它图形，寻找乐趣；在摇曳的灯光下，婆婆或妈妈有时织布，有时纳鞋底子，有时洗锅刷碗或做其它针线活。父亲在灯光下记账或聊天。兄弟姐妹们大部分时间学习，有时也听大人们聊天。

我记得婆婆很会讲“黑瞎话”，在煤油灯下，婆婆有时讲战争年代她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有时讲她听别人说过的真人真事或神话传说，语言朴素，绘声绘色，形象深动，我非常爱听。在讲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我们无不义愤填膺，小拳头攥得紧紧的；恨不能与日本侵略者拼个你死我活，只可惜不在那个时代。据婆婆讲，那时村民们在山里都打着躲难窑，一听说日本兵来了，就赶紧拉上牲口，担上锅碗勺筷往躲难窑里跑。可也有跑不掉的时候。

1941年冬天的一个早晨，爷爷与婆婆正坐在炕上就着白萝卜咸菜吃米汤煮疙瘩，或听街上有人吆喊“日本人来了，快跑！”爷爷与婆婆赶紧下地出门拉上牲口就跑，还未跑出街门，就听见鬼子“呜哩哇啦”一正乱叫，爷爷赶紧将婆婆推到牲口棚里躲起来，他自己却被鬼子抓住带往辽州修公路。不过，在去辽州的途中，爷爷借口方便，冒着生命危险，乘鬼子不注意跑掉了。那次，日本人在北寨村杀了很多人。牛旭珍爷爷家除了牛宪忠二大爷外，好几口人在四引沟一个土窑洞里全被鬼子活活烧死了，连其他亲戚一共烧死八个人，其状惨不忍睹。听到此，我们的牙齿咬得圪蹦蹦响，恨不能剥了日本鬼子的皮，抽了日本鬼子的筋。此时，小小的煤油灯照着我们仇恨的脸，留下了永生难忘的记忆。

在煤油灯下，我从当时的缺吃少穿联想到以后怎样才能丰衣足食；从眼前落后的生产、生活条件联想到我国甚时才能实现自动化、现代化；甚时才能从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使人们从按劳分配的体制发展到按需分配的高级境界中。

1971年，北寨村家家户户安上了电灯线。1972年秋天，我村往下至青峪各村正式通了电。

刚通电的那天夜里，我望着光芒四射的电灯与白天般一样明朗的屋子，心里充满了惊奇与喜悦，心想，这一下可好了，在亮堂堂的屋子里无论是做家务还是看书学习，干什么都方便了。我从煤油灯到电灯神奇而伟大的变化，感受到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发展与变化，心中充满了对共和国与共产党的热爱，充满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遐想与希望。

李长茂:记忆中的油灯变革史

偶然看到一幅画面——《麻油灯下》，一下子勾起了心底尘封的记忆。画面上的夜，漆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但在土炕上的一盏油灯划破了黑暗。麻油灯早年是用生铁铸的底盘，中间似麻花的细熟铁棍，上面铸个像小碟儿似的油盘盛油。这种用具是从古老流传下来的。后来改制为下面是一小方块木座，中间是一根圆形木棍。上面插一个灯台的，有铁皮的、有锡制的、也有少数是铜制的。用手搓一支棉花灯芯，里面倒上麻油，随时左右摇曳火苗。人们，特别是小孩一不小心，把炕上的油灯打翻，到处都是油，让人很烦恼。但也有无油人家，把大麻除皮，用高粱杆皮或用细铁丝将十几个除皮的大麻串连在一起，点火照明。孩子们用它写字、看书。

灯边围着的人，在灯光的照映下，有了层次感，放映在墙上，看起来如同幻灯一般，大人们用手变各种动作逗着孩子玩。女人们在灯下低头默默地纳鞋帮、绱鞋、缝补衣裳。大人小孩争着这灯光。大一些的孩子抱着小弟、小妹看大人做活，还是坐在较远的地方。光照不到是模糊的，在忽明忽暗的光彩中带来了家庭的气氛，麻油灯下唯一的效果就是静。这种朦胧的光彩，如抒情曲伴着孤独和忧伤，是夜的曼妙背景。在古时，夜间唱戏也是使用麻油灯照明。它是做个三角铁架、上面放个铁盆、用棉花搓三支一寸粗的灯芯，里面放上油吊在空中，随时左右摇曳火苗，但光照还很阴暗。

再后来“洋油”进入中国，特别是“七七”事变后，“美浮鹰牌”煤油成了抢手货，价格很贵，一些富裕人家开始使用煤油点灯。灯壶是圆形而扁，中间有个小圆口，上面加个盖中间有根黄豆粗的空心细管，里面用棉线或纸做个灯芯，里面放上煤油，把油壶放在早年使用的灯台上，它是用铁皮或铜制的。

那时，煤油灯光线很亮，但也很厌烦，甚至有些恨。只要一时不注意鼻孔出气大一点儿或有点风，灯就被熄灭。并有顺口溜：“煤油灯省油不省洋曲灯（火柴）”。突然一阵子，油灯的火苗会息闭的，眼前景物也变得一明一暗，似乎在抖动。大人们着手调整灯芯子，轻轻地拧着。调好了一切恢复平静，灯又稳稳地罩住这个小小世界。从窗子向外望，邻居的家里也亮着煤油灯，知道那家的大人也在做针线活，孩子们也在学习，那里也有个小小的世界。那时候，煤油灯光似乎特别柔和了，如同自己湿润轻盈的心境。后来由大城市传入汽灯，在大场合或夜晚唱戏使用汽灯照明，那就很时髦了，光线亮的很扎眼。

在解放前商号、公众场地；以及解放后集体单位机关、包括农业社，都各有玻璃制的灯台和灯罩，灯台也有马铁口皮或铜制的，灯台上还有个铁皮灯口，上面有三个爪，中间有支横杆控制火苗大小，灯芯是用棉线织成的。这样灯人称“美浮灯”。点灯时，拿下灯罩，把灯罩用布擦得光光亮亮，用火柴点火，刚开始火苗蹿老高，冒着黑烟，左右摇曳。加上灯罩火苗就收小了，变成一小粒，光也亮多了。在1959年通电后逐渐淘汰。由于电力不足经常停电，还备此灯，放在窗台上随时取用。随着社会的进步到八十年代彻底淘汰。如今，当年的油灯就躲藏在记忆的角落里，无声无息，不经意间。现在，我家里还保存着玻璃灯台和马灯。你如果用心地擦拭一下那被岁月之尘蒙蔽的灯罩，它会渐渐地亮起来，与之相伴的，是旧日那平凡难忘的时光。

史忠华：情系煤油灯

如水的光阴，如水的岁月。记忆中那盏如豆的油灯，犹一艘搁浅的小船，在时光的长河里摇曳，那一抹抹心底的温柔，也软软的随波荡漾开来……

据母亲讲，1964年1月20日，正值数九寒天，滴水成冰的季节。萧瑟的冬日，瘠薄的年月，农村的午夜传来了新生儿的啼哭声，一个骨瘦如柴的我，降生到了农家大院的一盘土炕上，迎接我来到这个世界的，除了生我的母亲，邻居接生的奶奶，就是一盏或明或暗，火苗跳跃的煤油灯了。

刚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农家，日子过得像力尽的老牛，残喘着。

一周没有吃过一口奶水的我，只靠喝点清米汤，哭声连刚出生的小猫高也没有。“这是一条命呢，送人吧，要不就活活饿死了”，父母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接生的奶奶过来劝母亲“你不想想，你们家人多，她现在还小，吃穿花不了太多，起码你们家能多分一个人的口粮，多领一个人的布票”。长我12岁的哥哥，更是一跳三尺高“不能送人，没听说把自己孩子送人的”。母亲满脸的无奈，面对穷的像一张A4纸苍白瘦薄的家，喃喃道“怎么办？一口奶也没有，家里也没钱买奶粉、麦乳精呀，总不能天天喝米汤吧！”接生奶奶出主意“就喂点白面糊糊吧”。哥哥仿佛找到了救命的稻草“妈妈你做好，我来喂”。于是，母亲做好面糊糊，在筷子的一头缠上棉花，用白色细线把棉花捆紧，然后用有棉花的一头蘸上稀稀的面糊，喂到我的口里。白天有阳光的眷顾，一切看得清楚，自然是好的。夜晚，昏暗的油灯下，12岁的哥哥抱着刚刚满月的我，蘸着面糊糊，精心的喂着，可能是我太饿了，用力一吮吸，就将面糊连同棉花吸进去，卡在喉咙里，小脸憋得通红，咳嗽不止，哥哥、母亲吓坏了，连忙拍着我的背，好一会儿才缓过气来……农家的孩子，就如大田里的草，给点阳光就灿烂，淋点雨水就疯长。就这样，日复一日，一点白面糊糊的喂养，一盏不灭的油灯陪伴，一缕亲情的呵护，我开始咿呀学语，开始蹒跚走路，尽管营养不良，尽管面黄肌瘦，但也开始认识这个世界，有了思维，有了记忆。

而在记忆深处，那如荧的煤油灯，永远跳跃在农村漆黑的夜晚，远逝的岁月，也深藏在那橘黄色的背景之中，给农家涂上了昏黄神秘的颜色，也给我的童年开启了一道生命的霞光。

夕阳退去，天空立马拉下黑色的幕帘。家中一盏煤油灯，发着微弱的光芒，这是一盏铁质的油灯，中间一根不到一尺长的细铁棍直直相连着上下两个盘子，下面的底盘，是为了保持油灯的稳固，上面的托盘盛放煤油，一根用棉线搓成的灯捻子放在煤油里，灯捻的一端稍露在托盘外面，被火点燃，整个屋子被它摇曳的朦朦胧胧，妈妈和大姐在灯下缝缝补补，父亲在地上掰着玉米棒，二姐借着瘦弱的灯影，通过手势的变化，在屋子的土墙上，为我们创造出种种形象。只见她只需一只手，将拇指食指一捏，其它三个手指伸直,土墙是就是一只骄傲的孔雀；两拇指十字相挨，一只手四指稍弯曲，另一只手四指伸展，就是一只飞翔的老鹰。二姐的两只手缠绕勾连，不停的变换，时而是一只蹲着、卧着的安详的兔子，时而就又成了一只奔跑的骏马。二哥写完作业也加入进来，墙上的手影变的更加生动，有趣，二哥的“老狼”，在咬二姐的“狗”，二姐的“狗”嗡嗡吠叫，腾、挪、躲、闪，二哥的“狼”，穷追猛打，狂咬不止，我和弟弟边看边叫，“往右，掉头，快跑”，几个回合下来，“狼”终究吞噬了“狗”……煤油灯下，使清汤寡水的童年变得有滋有味，也使枯燥乏味的童年变得有了色彩。

日子，就像串起的珠子，而每年的腊月初一，就如一颗七彩的玛瑙。在乡间有这样一句俗语“腊月初一不吃炒，这个起来那个倒”。也就是说，腊月初一一定要吃炒豆子，把一年的灾难病痛像嚼豆子一样咬碎，准备迎接新的一年。而腊月初一吃炒豆也是有讲究的，初一一早睁开眼，不许说话，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吃三颗炒豆子。所以，初一的前一天，母亲就先选好黄豆，把个大、饱满、圆润的黄豆，用温水加点盐泡好，等到膨大后捞出，再端到寒冷的院子里冻上。等到晚上，母亲把油灯里添上满满的煤油，再换一根较粗的灯捻，为了使灯照的亮，照的远，特意在靠近灶火的炕上放一高凳，新拾掇的油灯，放在凳子上面，照的满屋生辉，也映的我们眼里发光，点亮的煤油灯，如进军的号角，拉开炒豆的帷幕。父亲是我们家的炒豆高手，首先，父亲让我们抱来早就准备好的芝麻杆、茄苗杆，放进灶火口点燃，一口大铁锅里面，盛着父亲找来的粗沙，铁锅严严的放在灶火上，待铁锅烧热，改为小火，父亲将锅里的粗沙，拿一根棍子不停的搅动，等沙受热均匀，再把豆子倒入锅中，继续把豆子和沙子不停的搅，这时一定要掌控好火候。火太大，炒出的豆子会黑会苦，品相不好，口感不行，小火炒出的豆子，发蔫，没有脆感。一定要中火炒制，噼噼啪啪的声音，炸成一簇簇霍霍燃烧的火焰，将锅底烧的通红，也将灶台旁忙碌的父亲的脸映的彤红，锅里的热气，屋里的烟气，腾腾的冒着，蒸腾出一种生活的气息。炒好一锅后，父亲把粗沙和豆子一起倒入筛子里，粗沙随着筛子的摇动，顺着窟窿眼溜下去，筛子里留下的是酥、脆、香的豆子。橘黄色的煤油灯，红色的灶火，照的屋子亮亮的，暖暖的，寒冷的空气中弥漫的是炒黄豆的香味。

嚼着喷香的炒豆，一场物质盛宴刚刚闭幕，精神盛宴便粉墨登场。尽管母亲大字不识，父亲也只上过四年学堂，但每晚一个小时的读书时间，自从哥哥能识文断字后，就成了家里雷打不动的规定。煤油灯下，上五年级的姐姐，继续着昨天的故事，一家人静静的聆听，连调皮的小猫也慵懒的躺在暖暖的灶台上。.屋子里，油灯下，只剩下母亲纳鞋帮的声音和姐姐读《野火春风斗古城》的声音。多少个这样的冬日，多少个这样的场景，先后听了哥哥姐姐读的《水浒传》、《烈火金刚》、《青春之歌》、《三国演义》、《李自成》等。其中对我印象最深，影响最大的就是《李自成》一书中，对义女慧梅的描写，特佩服她内柔外刚、侠肝义胆的品质，以至于影响到我性格的形成。

腊月里，煤油灯下剪窗花，也成了每个女孩的必修课。首先找来窗花纸样，贴于要复制的白纸上，白纸与纸样放整齐，纸样的一面对着煤油灯上方慢慢进行烟熏，这是一个细致活，不得移动白纸和纸样，一定要熏的均匀，纸样上的叶呀、草呀、花呀、果呀细细的，密密的才可重现在白纸上，去掉被烟熏黑的纸样，白纸上就留下清晰的底样，这时方可将红纸与底样用针线粗略的缝制在一起，按照熏制好的花形，修剪窗花了。一到过年，家家窗户纸上，贴着，什么喜鹊登梅、福字、柿子如意、鱼跃龙门等等寓意吉祥的窗花。静谧的夜晚，橘黄色的油灯，雪白的窗户纸，大红的窗花，为农家添上了节日的喜气，给单调的日子填补上了美轮美奂的色彩。

渐渐的，我也欣喜的背起书包，进了学校，可以自己读书学习了，油灯下，写完老师布置的作业，一本本黑白小人书，就成了我爱不释手的伙伴，《鸡毛信》、《小兵张嘎》、《鲁智深痛打镇关西》、《小英雄雨来》等开启了我的心智，树立起善恶评判的标准。

漫长的冬夜，窗外北风呼啸，屋里的煤火已封，伴随油灯捻子的噼啪声，有时半夜醒来，看到调暗的油灯下，母亲在飞针走线。我们懂得母亲调暗灯光的用意，一是怕影响我们休息，二是当时煤油紧俏，需凭票购买。看到母亲在昏暗的油灯下，左手握鞋底，右手拿锥子，扎孔，穿针、引线，再用力把麻绳缠在右手掌拉紧，尽管右手中指戴着顶针，手掌上戴着手隔套，但也可看到母亲手上有麻绳勒的印痕。麻绳在摇曳的灯光下，随着小小的银针一闪一闪，针与线不停的在鞋底的两面，穿来穿去，发出嗖嗖声响，每纳三四道，母亲就在头发上擦一下针。多少个春夏秋冬，煤油灯下，母亲一直在织呀，纳呀，补呀，洗呀，辛劳和疲倦织进了她的额头眼角，母亲用自己的黑发、银丝缝制希望，把幸福喜悦纳成对子女的期待，用她的不眠不休，缝补家境的窘迫，浆洗贫穷的生活。油灯下，我知道了生活的艰辛，父母的不易。

油灯星星点点，飘飘闪闪，织起生活的经，编成经历的纬。70年代末的农村虽已通电，但一到晚上就会停电，依然漆黑一片。恢复高考后，学校加上晚自习，煤油灯就成了我们不可忽缺的照明工具，于是兴起一股自制煤油灯的热潮。

找一个装过西药的小玻璃瓶或墨水瓶，里面倒上煤油，再找一个铁片，或铁盖，在盖中间打一小孔，在孔中间穿一个用铁片卷成的小筒，再用棉线，搓成细捻穿到孔里，上端露出少许，把较长的下端泡到煤油里，拧紧瓶盖，油灯就做好了。

50多个人的教室，50多盏自制煤油灯，放在课桌的一角，点燃的油灯，将教室照的充满生机。教室门窗紧闭，就连走动也不敢快，因为油灯火苗太脆弱了，经不住一点风的吹拂，霍霍点燃的火苗下，是一张张求知若渴的脸，有的背语文，有的解数学，有的做物理，有的互相讨论……两个小时的晚自习，鼻孔、眼窝都被油灯給熏黑了，用手一抹，嘴唇上会留下一二道黑印，有搞恶作剧的男生，偷偷的把女生的发梢放到火苗上燎，直到闻到焦糊的味儿时，方能察觉。如豆的灯，如荧的火，点燃起学习的热情，也燃成了那个时代校园特有的风景，跳出农门，远离黄土，成了我们读书的动力，天空的星星与教室的油灯相映衬，高悬的明月见证了夜晚油灯闪烁的校园，见证了油灯下莘莘学子苦读的身影……

如果不曾有油灯的光，我不知道什么是亮，如果不曾有油灯的伴随，我不知道什么是成长。如今，过去的石头盖成了楼，曾经的高山变成了丘。记忆中的油灯，已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华丽的电灯，取代了油灯的前世，化作了美丽的今生。而记忆中的那盏油灯，却将永远闪亮在心灵的深处，熠熠生辉，不灭不熄！

张宁静:儿时煤油灯的往事

古人云：“人活七十古来稀”；随着岁月的流逝，不知不觉我已走近古稀之年。进入老年后，经常是“近事不记，往事记。”思想心灵回忆，老往岁月深处走；那些难忘的旧时生活片段，不断浮现在我眼前，充满了甜蜜的趣味和愉快的回忆。

儿时的一盏煤油灯便把我拉回到那个时代。我是和共和国一起成长起来的。新中国在一片废墟上成立；百废待兴。那时的榆次城内居民基本上还没有通电。每当夜幕降临时，家家户户便点燃了煤油灯照明。就是这一盏盏大大小小的煤油灯，抖动着的小火苗让每家每户看似静止的生活又活跃起来……

当年，我家住在榆次阁北街17号两间民宅。每天傍晚，天色便渐渐暗了下来了，母亲拿一根火柴划着点燃煤油灯后，再用针挑一下灯芯，煤油灯便发出了昏黄的光，窄小的屋内便有了些亮光。

煤油灯的制作很简单，用一个旧瓶子，在瓶盖中间插上一根细长的园铁皮管，管内放入一根长度适中的棉花芯，把从五交化商店买回来的煤油倒入瓶内，一个很简单的煤油灯便制做成功了。

我依然记得：每天晚上，母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忙着做着家务，也就把当时那枯燥的时光变的快乐有趣。每当我放学回到家，母亲便把煤油灯移到我写作业的方桌上，并用针挑一下灯芯，煤油灯也就更亮了些，以便我写作业；有时，不注意，一阵风吹来，煤油灯熄灭了，屋内马上漆黑一团，这时，母亲让我不要动，找来火柴划着后点着煤油灯，屋内就又亮起来了。我在煤油灯跳动的火苗下，赶紧把作业写完好早睡觉。夜间我有时醒来把便，看见母亲仍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缝制衣服，我便说：“妈，不早了，快睡觉吧！”母亲朝我微微一笑说：“你先睡吧！我再赶制一会儿，好让你们过年穿上新衣服！”

还有一件至今难以忘却的往事。有一天夜里，我起来把便，叫醒母亲点灯，母亲从睡意中醒来，划着火柴，点着灯后，顺手将火柴扔到地上，不巧，正好扔在哥的鞋里。由于余火未灭，将一只鞋烧毁。全家人都在睡觉，谁也没有发现。后半夜被烟熏醒才发现一只鞋已烧毁。哥没鞋穿了，不能上学了。母亲十分着急，去学校给哥请了两天假。连明彻夜才赶制出一双新鞋，哥穿上后才去上学。现在回忆起来实在令人好笑……

那时的煤油由于质量差，每天早晨起来，鼻孔里全是黑的，都是被煤油灯烟熏的。

当时正值经济困难时期，如遇晚上没事，为了节约，母亲便吹灭煤油灯让我们早早睡觉，睡下后听母亲给我们讲故事，不知不觉便进入了梦乡……

尽管那时的生活虽然简朴，但煤油灯下的日子却充满着无尽的甜蜜和欢乐。

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我们的生活质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电灯、空调、手机、电脑闯进了百姓的生活。城市变得五光十色，亮丽的灯光又把城市装潢的五彩缤纷。陪伴我度过儿时的煤油灯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一去不复还了，但却留在了人们永远的历史记忆中。

围灯———太谷人久远的记忆

围灯，也称马灯，咱太谷人习惯称之为围灯，是一种烧煤油的灯，可以用手提着，也可以挂在墙上、树上，有防风雨的功能。在上世纪60年代，这种设计非常实用、精巧的灯给生活在农村的人们送去了温暖的光芒，成为那个时代太谷人抹不去的记忆。

记忆中，围灯中间部位安置有玻璃灯罩，灯罩用铁丝固定，下边是装煤油的圆形盒子。小时候，农村经常停电，一般人家都是用煤油灯，围灯很少用，那时谁家要是有一盏围灯，会让很多人羡慕的。生产队饲养牲口的马厩里就挂着好几盏围灯，负责喂养牲口的是一位名叫二娃的大爷，由于是我家的邻居，平日里，我经常和小伙伴们一起去他看管的马厩里玩耍或者掏鸟窝，所以，我对围灯有着非常特别的记忆。马厩里的光线并不好，尤其是阴雨天，二娃大爷都会用手把围灯下面的一个小钮调一调，顿时，屋子里亮堂起来，勤劳的二娃大爷用柳条编制的大簸箕装满粉碎的玉米秆，在围灯下给马或驴添草料。

那个时候还没有电灯，一到夜晚，村里村外一片漆黑，大人们怕娃娃们害怕，纷纷点起围灯，任凭调皮的娃娃们到处追逐打闹，自己早早地躺到土坑上抽着旱烟，大口大口地吐着烟雾，呛得老人和娃娃们一个劲地咳嗽。那个时候，村里人的生活真的惶，家庭富裕点的城里人，家里差不多都有台收音机，而村里的人家搜遍全部家当最多也是只有个手电。

二娃大爷家的四儿子在城里做小买卖，以卖豆腐为生。记得有一年四儿子给他老爹花9块钱买了一个半导体，从那个时候起，大人娃娃晚上有事没事都争着抢着往马厩开跑，为的是挤在那里蹲在围灯下面可以听广播。那时候，村里经常会有人家要翻盖房子，旧房子拆掉没有地方住，于是，夜里就没了全家人睡觉的地方，每每这个时候，大人们就会在院子里搭个简易帐篷，之后，在帐篷里的柱子上钉个钉子，把围灯挂在上面，在围灯下，一家人要度过几个月的时间。

“电灯电话，楼上楼下。”这个说法是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听到的，也是当时农村普遍有了照明灯的真实写照。从那时起，村里基本上都通了电，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电灯，围灯从那个时候就很少有人家使用了。

榆次五十年代中期通了电

我刚记事的时候，我家住在矮小阴暗不足10平米的平房里，当时还没有通电，晚上用煤油灯照明。母亲每天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给我们缝补衣服的情景历历在目，每每想起来，都会使我的眼睛淌出泪花，难以忘怀！

随着社会的发展，到了五十年代中期，通了电，家里安装了电灯，屋里一下亮堂起来。电灯的逐步普及，使人们的生活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起初的电灯用的灯泡是白炽灯，牌子记得是“光明”牌和“亚”字牌，其它的牌子印象不深，后来又出现了日光灯。据说，25瓦的日光灯可抵上100瓦左右的白炽灯！因这种灯比较贵，所以用的家庭很少。那时，电灯的灯泡分螺口和卡口，而螺口居多。现在，卡口一般没有了，而螺口却一统天下了。

电灯，不管是螺口还是卡口的白炽灯都是用钨丝元件制作的，灯泡里抽掉空气成真空，但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一个灯泡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坏了，钨丝烧断了，俗称“灯泡吹了”。一些懂技术的人们便想出办法，利用“搭丝”的办法连接起来还可以再使用一段，“搭丝”是短路，比以前稍亮些，但由于温度高，所以寿命较短烧得时间长了就又断了。

60年代初，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实行计划经济，各种商品是凭票供应，而电灯泡更是紧缺，不是想买就能买到的，人们往往通过“走后门”、“找关系”购买。当时商店规定买一个灯泡需要回收一个坏灯泡，翻新后能重新使用。在经济困难时期为了省电，一般家庭用的都是40瓦以下的灯泡，记得40瓦的灯泡是3角5分钱，还常常缺货。

更让人们担心的是由于技术问题，灯泡里真空抽得不净等原因，经常会发生灯泡突然爆炸。

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电灯泡的稳定性、安全性也大幅度提高。21世纪初，随着新型节能灯的普及，与普通白炽灯相比节能提高了90%，还又环保。使“电灯”更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随着电灯在五彩缤纷的世界里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从而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起来！

图为七十年代的购灯凭证。

榆次，电灯的往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建设、旧城改造的迅猛发展，人们陆续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楼房。经过人们精心的装潢，客厅天华板上的灯光五光十色，更使家里显得高雅、温馨。一种新的生活展现在大家面前。

看着明亮多彩的灯光，不免勾起了对往事的回忆。我刚记事的时候，我家住在矮小阴暗不足10平米的平房里，当时还没有通电，晚上用煤油灯照明。母亲每天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给我们缝补衣服的情景历历在目，每每想起来，都会使我的眼睛淌出泪花，难以忘怀！

随着社会的发展，到了五十年代中期，通了电，家里安装了电灯，屋里显然亮堂起来。电灯的逐步普及，使人们的生活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起初的电灯用的灯泡是白炽灯，牌子记得是“光明”牌和“亚”字牌，其它的牌子印象不深，后来又出现了日光灯。据说，25瓦的日光灯可抵上100瓦左右的白炽灯！因这种灯比较贵，所以用的家庭很少。那时，电灯的灯泡分螺口和卡口，而螺口用居多。现在，卡口一般没有了，而螺口却一统天下了。

电灯，不管是螺口还是卡口的白炽灯都是用钨丝元件制作的，灯泡里抽掉空气成真空，但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一个灯泡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坏了，钨丝烧断了，俗称“灯泡吹了”。一些懂技术的人们便想出办法，利用“搭丝”的办法连接起来还可以再使用一段，“搭丝”是短路，比以前稍亮些，但由于温度高，所以寿命较短烧得时间长了就又断了。

60年代初，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实行的计划经济，各种商品是凭票供应，而电灯泡更是紧缺，不是想买就能买到的，人们往往通过“走后门”、“找关系”购买。当时商店规定买一个灯泡须要回收一个坏灯泡，翻新后能重新使用。在经济困难时期为了省电，一般家庭用的都是40瓦以下的灯泡，记得40瓦的灯光是3角5分钱，还常常缺货。

更让人们担心的事是由于技术问题，灯泡里真空抽得不净等原因，经常会发生灯泡突然爆炸。

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电灯泡的稳定性，安全性也大幅度提高。21世纪初，随着新型节能灯的普及，与普通白炽灯相比节能提高了90%，还又环保。使“电灯”更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随着电灯在五彩缤纷的世界里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从而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起来!

阎锡山吞并魏榆电灯公司始末

榆次魏榆电灯公司创建于1924年，它是山西省电气行业创先者之一，当时全省仅有太原创建了新建股份有限公司。它的建立给榆次发展近代工业开辟了新的道路，打下了新的动力基础，也为榆次人民照明带来了福音。从此，电灯取代了油灯，开始结束榆次几千年点油灯的历史。

民国13年（1924年），由宋纯如、张权三等邑绅，以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集资五万银元，在榆次城北关购买土地四亩，建筑厂房五十余间，购置主要设备十余台，其中有蒸汽引擎两部，德国西门子一百马力三相交流电发电机一部，锅炉一台等。经过一年多筹建，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六月正式投产输电。该公司由宋纯如任经理，张叔三任副经理，招用工人三十五人，日产电二十余万度。当时发电量虽然很小，但也基本上能供足商号、机关、少数住户及一些工厂动力用电。

经历四年后，由于生产不断发展，需电量逐步增长，于1929年5月间，添购了德国产的二百三十马力交流发电机一部，锅炉一台等设备，从而增大了发电量。这时的发电量为四十二万九千零五十三度，基本上适应了本地的生产和照明需要，由于经营妥善，又是都行业务，因此，获利较多。

鉴于机器设备磨损数年，需要更新修理，于1931年续资五万元进行了设备更新，主要添置了邦甫三架，二百开升压一具等，并架设线路十二公里。从此，该公司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发电厂，总容量为一百九十六基罗瓦特，总发电量为四十二万九千零五十三度，日用电为五万一千一百二十度，公用电为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度，出售电为三十六万四千四百七十七度，用户共计六百九十三户，其中工厂三户，商店四百六十七户，住户一百七十四户，机关四十九户，年营业收入四万六千九百九十九元，除设备维修和线路修理，工人工资及其它开支外，净可盈利万余元。

1932年，阎锡山为了巩固其在山西的统治，以大兴实业为名，筹建了山西西北实业公司，于1933年八月一日成立。用这个招牌来排挤和吞并民族资本家的私营工业，魏榆电灯公司就是以名为租赁实为掠夺的幌子，收归西北实业公司管理的。以后，该公司逐渐衰退，一年不如一年。1934年仅发电三十八万四千四百三十五度，比收归西北实业公司前降低了百分之十以上。

1937年，日寇侵占榆次时，处于停产状态，后由日寇接管，实行军事管制，并派日军监视，强迫恢复生产。这时的公司规模很小，仅有工人十五人，发电量仅达一万余度，实际仅供日寇使用。因为日寇用电不出钱少出钱，已形成了亏损局面。

1945年日本投降后，阎锡山重返太原，魏榆电灯公司仍归西北实业公司所管。这时，由于设备多年不更新维修，加上日寇破坏，虽然维持生产，但已破烂不堪，发电量很小，所以亏损较大。1948年榆次解放后，由华北实业公司接收，后移交榆次邮电局接管，由于无发展的必要，随后关闭停产。

张宁静

平遥近代电力与面粉工业

郝　亮

民国12年（1923年），本县仕宦后代祁敬斋（本名福曾，又名曾福，祖籍山西高平孝义村人，曾祖祁贡曾任广东、广西巡抚，两广总督），联合乡绅赵鸿猷等人，集资20万元，在县城南门外西侧创办了股份制“金井电灯公司”，祁敬斋出任经理。购置安装了德国产直流蒸汽发电机一台，功率70千瓦，架设通县城主要商业街东大街、西大街、南大街、衙门街、城隍庙街，为低压木杆铜导线，电网数公里长。1924年正式供电，主要用户是政府办公机构、较大的商铺、乡绅大户，都是照明用电。后因经营管理不善，设备发生故障运行不稳定，又发生水淹，1930年前后不能维持而停业。这是平遥电力工业的起始和先导，开电力行业之先河。定时鸣汽笛为号送电灯照明，曾引发居民们轰动性观赏，成为平遥一景，不少年长者至今犹记。

民国19年（1930年），平遥人王汝恩联合恒升庆经理杨汝霖（本县曹村人，著名商人杨绶、著名肺科专家杨铎之父）以及邵育进、杨林胜、祁敬斋共同出资10多万元（另据杨汝霖长子杨绶提供，出资人为恒升庆、兴隆信、永亨、丰发祥、永盛庆、复兴公、厚德恒、崇丰厚等九家银号、钱庄的东家共同出资）。在东大街板门底西侧炭市街（现二针）创办了“晋生面粉公司”，王汝恩出任经理，杨汝霖担任董事长。公司初建时安装了3台磨面机，以柴油机直接带动，安装10余千瓦小型发电机一台供厂内生产照明。民国23年（1934）工厂扩建，购置德国长城洋行的201马力煤汽机带128千瓦交流发电机，磨面机改由电动机带动，兼营平遥县城供电服务。白天供面粉生产用电，夜晚以鸣笛为号，向政府机关、商业街道、店铺、大户输送照明用电。于民国23年（1934年）中秋节开始送电，将“晋生面粉公司”易名为“晋生面粉电灯公司”。据1938年由侵华日军第二十师团编写出版的《山西大观?平遥》记述：“该厂为平遥最大的工厂，所产面粉除供应本县外，还大量销往外地，资本10万元，年产值3.822万元。”汽笛响，电灯亮，成为平遥县城一大新的风景。至此，金井电灯公司停业后，平遥县又恢复了比较正常的电力供应, 有用电者72户。不久，对外供电也有了动力用电，如泉福永（股东杨林胜独资）、合生泉（经理王汝恩独资）等面店的生产动力也用上了电力。

民国25年（1936年），晋生面粉电灯公司被统入山西官僚资本“西北实业公司”，改称平遥面粉发电厂，组织机构无大的变化，王汝恩仍担任经理。民国27年（1938年）日本侵占平遥，平遥面粉发电厂被劫取，改称“山西产业株式会社平遥面粉厂”，番号为军管三三工厂，日本华北电业株式会社建制，由日本人米木拉山（又称毛里山）任经理，原经理王汝恩改为名誉经理，生产面粉为其侵华战争服务。民国30年（1941年）左右，低压线路延伸到西门外平遥火车站，火车站始有电力供应。当年春天，面粉升降机故障引发火灾，日寇抓捕七八人严刑拷打追查无结果。民国31年（1942）日本人改换经理为上野义男，一直到民国34年（1945）日寇投降。其间民国32年（1943年）春，发生201马力煤汽机断轴事故，日寇抓捕发电工人王杰、张兴胜、王庆兴、王子山、雷同吾、贺功等七人被严刑拷打、关押，因查不出什么，诬为共产党破坏，惨忍地将七人杀害于县城南门外，砍头抛入枯井。201马力德国产煤汽机断轴后，由新绛纱厂调来100马力煤汽机替换，并随机调来韩俊德、王顺等技术工人，又曾购置两台变压器改善电压，但小马拉大车效果一直不好，电压经常偏低，201马力煤汽机断轴后屡修不好。

民国34年（1945）日军投降后，国民党阎锡山方面接管了平遥，平遥面粉发电厂又被其“西北实业公司”接受。公司派来了张则俊担任厂长，接管人员有：厂长事务，许子亮；工务科，韩俊德、王顺、路春高、路春义；业务科，关子平；总务，张喜东。时间不长，改由许子亮接任厂长，一直到民国37年（1948）7月平遥解放。

民国37年（1948）平遥解放，该厂作为官僚资本，共产党方面的“太行实业公司”从长治派来智风、郝兴斋、李玺接管了厂务，智风任经理，郝兴斋任支书负责工会、李玺负责生产，员工有80余名。1949年仅有电表20多个。

1953年5月13日，面粉生产线失火，厂房被大火烧坏，将机器调往大同，只留下发电供电工段30余人，成为专业的发电厂。供电范围仅供县城机关、商店、学校、医院、居民照明用电和西大街玉记铁工厂、城外火车站、及国营粮食加工厂动力用电，规模没有大的变化。平遥晋生面粉电灯公司从创办起，一直以县城为供电服务范围，发电设备一直维持民国23年（1934）安装的201马力煤汽机带128千瓦发电机的水平，低压电网以城内“干”字形主要商业街电网干线供电，用户除政府机关、商业店铺、乡绅大户、财东掌柜富户外，一般居民很少有用得起电灯的，所以电网范围一直很局限，发电和电网经营归当时的面粉发电厂，职工在100名左右，日伪和面粉实业公司时期大体维持这个水平。工厂管理除厂长外，设有工务（生产）、业务（供纺、财务、电费）及总务（包括保卫）。设生产面粉、发电两个工段。发电工段除设工长外，还有专门维修人员，兼管城内电网的维修。

1955年，发电厂投资6万元购置了阳泉某厂转让的上海通用机器厂生产的375马力蒸汽机带240千瓦发电组一套，于1956年6、7月安装发电，原128千瓦发电机组调往昔阳县。平遥县城一时供电充足，动员群众用电。又购置升压变压器升到3300伏后升至6600伏，架设线路5千余米，送往平遥火柴厂，当时该厂自备60千瓦发电机组供电，自此改以平遥发电厂供电为主。政府机关、平遥中学、医院，不少居民都用上了电。1957年开始向东城送电，这是农电的开始。1958年春夏，平遥发电厂又建设了两条6.6千伏高压线路通往岳壁、桥头，供其电灌站和居民用电。1959年1月2日，太原供电局筹建的平遥新庄35千伏变电站正式建成投运，从介休变电站110千伏电网上引出了35千伏供电，平遥改由太原大电网供电，平遥发电厂逐步退出了供电网。历时35年的早期电业完成了历史使命，平遥电业展开了崭新的一页，成为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现代电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