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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话题

公元前1116年,周武王病危,恐惧的气息在朝臣中迅速蔓延。

为什么司马迁笔下伐纣灭商,大封诸侯,开创了太平盛世的西周君臣会心乱如麻?究竟是谁给他们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威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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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116年(据柏杨《中国历史年表》),也就是推翻殷商王朝的两年之后,西周都城镐京传出了周武王病笃的消息。

“武王病危,大厦将倾”,这条流言就像瘟疫一样迅速地在镐京城里蔓延开来。

一旦武王真的倒下,新生的西周王朝是否会重新被拖入战争与动乱的泥潭呢?

这样的忧虑让朝中群臣产生了普遍的恐慌。

甚至连两位辅政重臣姜太公与召公都沉不住气了,准备马上进行一次穆卜,向上天和神灵询问武王的吉凶。

在后人的眼中,西周群臣的恐慌似乎令人费解。

因为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明明写道,武王伐纣灭商之后,君臣弹冠相庆,于是开国功臣们依次受封:

封姜太公于营邱,建齐国;封周公旦于曲阜,建鲁国;封召公于燕,封弟弟叔鲜于管;封弟弟叔度于蔡……

为了向天下臣民昭示太平盛世的到来,周武王甚至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墟,丢弃干戈,释兵振旅。

如果司马迁说的这些都是真的,那么西周的王业应该像盘石一样坚固。

即便周武王驾崩,在姜太公、周公、召公等开国重臣们的齐心辅佐之下,少主周成王也应该能够顺利地接过先王的权柄,将西周的国祚平稳地传承下去才对。

可为什么一听到武王病危的消息,连久经沙场的姜太公都稳不住神儿了呢?

其实,肇建初创的西周王朝,在它太平的表象下有多么脆弱,恐怕也就只有周武王的心里最清楚了。

在推翻商纣,实现鼎革之后,重新回到宗周镐京的周武王仍然整夜整夜地不能成眠。

看着忧心忡忡的王兄,辅政的周公旦请问道:

“您究竟为什么事儿失眠呢?”

周武王的回答,原话是这样的:

告汝:维天不享殷,自(姬)发未生,于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鸿满野。天不享殷,今乃有成。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

——《史记·周本纪》

周武王的意思是,西周之所以能够最终推翻殷商,是因为殷商君王在长期的荒淫无道之后终于遭到了天命的抛弃。

但是,这个相传17世,存续了长达5个世纪的王朝之所以能够享国如此长久,乃是上天安排了众多贤才尽心辅佐它。

而如今肇建的西周王朝是否也能如它一样受到天命的眷顾呢?对此,周武王心里还没有底。

就上面这一段周武王的回答,如果我们拨开上古政治传统中神秘的“天命”学说,单从人事上着眼来分析,不难看出,周武王对西周国运与前途的忧虑,同西周王朝尚未获得天下人的普遍支持密不可分。

那么,究竟是哪些人最有可能成为西周王朝潜伏的敌人呢?

2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西周灭商的前事说起。

虽然周武王率领的军队在牧野同殷纣王交锋并且取得了酣畅淋漓的胜利,最终推翻了殷商的统治。

但从商、周博弈的历史轨迹看,西周灭商仍然是以小搏大,这个僻处西方的小国能够推翻强大的殷商王朝并非纯粹出于自己的主观努力。

《左传》记载:

纣克东夷而殒其身。

——《左传·昭公十一年》

当殷纣王在位的时候,殷商王朝实际上面临着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

在西方,经过太王、王季、文王等先君的持续努力,西周已经崛起;

而在东方,东夷诸国则趁着商朝国势衰微的契机积极向中原挺进。

从商王仲丁时代,商朝就不断与侵入中原的东夷国家发生军事摩擦。到了帝乙和帝辛(即殷纣王)时代,这样的军事冲突更是愈发紧张了起来。

对殷纣王来说,他统治的商朝实际上处于东方的夷族与西方的周族两向夹攻的不利地位。

从内线作战的一般规律来说,纣王应该选择一方作为决战方向,为了保证速战速决,需要集中力量向此方向进行投送,同时在非决战方向则保留一定的力量以保障决战方向的胜利。

究竟应该优先解决西周,还是解决东夷呢?

殷纣王最终的选择是后者,把东夷选定为首要的打击对象。

这个决定的做出可能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

首先,从地图上看,殷商王朝的统治重心偏于中国的东部,因此它与东夷近在咫尺,双方之间的战略缓冲区极其有限。

殷纣王时代的东夷诸国中的奄国,它的国都甚至就是商王盘庚迁都安阳殷墟之前的殷商旧都。

所以,纣王选择优先攻击东夷,而对西周实行绥靖,该有远交近攻的战略考虑。

其次,相对于统一的西周,东夷诸国的政治势力仍然呈现出明显的碎片化特征。

与其同强有力的西周进行一次以国运相搏的决战,不如先将散碎的东夷诸国各个击破,较为妥当。

很可能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殷纣王在山西太行山区的黎(今山西长治西南)举行了一次大规模军事演习以威慑西周之后,便迅速将商军主力东调。

而正是这个决定直接导致了殷商的亡国。

因为当纣王将商军主力(甚至包括精锐的象兵部队)投入到旷日持久的东夷战争中去以后,不但使得商朝的军事实力大为消耗,同时新征服的东夷诸国也没能快速形成对商朝国力的有效补充(牧野之战,东方战俘的阵前倒戈就是明证)。

而在西边,军事压力骤然减轻的西周却不可遏制地坐大了起来(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旧文《孟津观兵:一场笼罩着疑云的联合军演》)。

以至于到了牧野之战的前夕,殷纣王都来不及将商军主力从东方回调,只能临时拼凑了大批的奴隶与东南战场上抓来的俘虏,匆忙应战,由此造成了商军阵前倒戈,商朝因而覆灭的最终结局。

3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西周能够最终推翻商朝,同商朝选择了错误的战略进攻方向具有直接的联系。

在西周金文中自称“小邦周”的周人在与“大国殷”的生死博弈中充分利用了发动进攻的突然性,一举奠定了商周决战的胜局。

虽然胜利到来得如此的快(根据《逸周书·克殷解》的记载,西周赢得牧野之战仅仅只用了一天),但是以西周的弱小体量要想彻底消化掉殷商幅员广阔的版图与人口,在短时期内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事实上,武王伐纣之后,西周经此一战所占领的商朝领土仅仅限于以安阳为中心的殷商王畿以及越过黄河以南的部分河南之地。

至于更远的殷商国土则未能加以有效控制。

在东方,因为殷商王朝的垮台而骤然失去压力的东夷诸国也没有立刻对西周表示臣服,而是采取了暂时观望的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庞大的殷商遗民群体和敌我身份不明的东夷诸国随时有可能在西周政权发生动荡的时候成为引爆战争的火药桶。

当初,为了安辑殷商遗民,争取他们对西周的支持,周武王在不断地宣传自己讨伐殷纣是遵从天意,代天行诛的同时,又不得已做出天下为公的姿态,将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封为诸侯,任命自己的两个弟弟管叔和蔡叔辅佐他以便实施对殷商遗民的有效统治。

如果说武王之世曾经有过分封诸侯的举措,那么这次分封的主要对象,除了将殷商的王畿一分为三,交给武庚禄父、管叔、蔡叔三人进行管辖(史称“三监”)之外,也就是象征性地进行了一些“褒封”,即正式承认黄帝、尧、舜、禹的后裔及其世袭的土地为西周诸侯。

至于姜太公封于营邱,建立齐国,周公旦封于曲阜建立鲁国,那绝不是周武王时代能够实现的目标。

因为这时的营邱和曲阜还分别是东夷诸国中的薄姑和商奄两国的都城,根本不在周朝的势力版图之内!

刚刚灭掉殷商的西周,它对东方领土的治权就像建筑在黄沙之上。

只要上层建筑稍有动摇,随时都有分崩离析的危险。

但不幸的事最终还是发生了:周武王病死了,他的儿子,尚未成年的周成王根本控制不住这样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

一场决定西周生死存亡的叛乱——“三监之叛”即将爆发,而这将是辅政大臣周公旦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政治考验。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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