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夏朝专题之颠覆认知！华夏文明形成于“多元一体”还是诞生于“一枝独秀”？

(作者：赵辉)围绕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100年来，中国考古界发现并发掘了许多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围绕这些重要的新石器时期遗址，陆陆续续产生了许多阐述中华文明发展历程、模式的学术观点，如盛行于1950～1970年代的“中原中心说”（如夏鼐、安志敏等），1970年代以来的“满天星斗说”（苏秉琦），1980年代以来的以中原为中心的“重瓣花朵说”或“多元一体说”（严文明），2000年以来的“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说”（赵辉），2002年的“新中原中心说”（张学海）等等。在2018年5月结项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总结报告中，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发展形成过程，成为目前的阶段性认知，也就是“多元一体说”。

人们将百年来发现的考古遗址，分别命名为“某某文化”遗址，按年代早晚，主要的有仰韶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等。其中的龙山文化晚期，因为年代进入了夏文化时期，成为研究夏文化的重要依据，也是考古学研究中华文明形成的主要参照遗址。以龙山文化及之前的文化遗址，阐述华夏文化起源，成为考古学研究华夏文化，或者说研究夏文化的唯一依据。

以这些物质文化遗址及相互关系，成为夏文化研究各种学术观点产生的基础。因为单一的文化遗址无法完整地阐述华夏文化的起源，综合各个文化遗址的“多元一体说”，就成为目前平衡各个文化遗址利益关系的综合学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就此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

虽然“多元一体说”平衡了各文化遗址的学术关系、利益关系，但它能反映中华文明起源与华夏文化延绵不断传承的真实历史历程吗？显然是不能的！

且不说这些发现的人类生活遗址，只是3600年前华夏大地上人类生活遗存的九牛一毛，无法完整反映3600年前的华夏先民的生存与文化状态。以这些少的可怜的文化遗址，来阐述中华文明的起源，显然是存一漏万，反映不出华夏文明起源的真实状况。

这些文化遗址只是人类生活的遗址以及残留下来为数不多的陶器、陶片、墓葬，很难反映出当时人们生活的真实状况，以及人们与自然斗争，摆脱为生存而奋斗后，逐步形成人们精神生活的文化内涵。仅仅以生存遗址，来研究华夏文化的丰富内涵，又是一种片面的唯物论，反映不出当时人们的精神文化发展历程。

这些文化遗址，考古研究至今无法明确它们的族属，以不明确的族属遗址，来论证产生的华夏文明起源的学术观点，显然是不负责任的，也是反映不出客观事实的。华夏文化在2500年前，乃至3000年前，就是华夏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根本。华夏历史自古以来就是华夏民族与北方、西部少数民族的生存斗争史，失败了就是华夏民族的灾难，华夏文化也难以延续发展。这些地区的人类生活遗址是反映不了华夏民族的文化生活发展状态，研究结论的真确性也就无从谈起。

这些文化遗址，即无法研究出它们文化的来源，也无法研究出它们的文化结果，都是一定时段内的消失文化。以这些断代的文化遗址，是阐述不了华夏文化产生、形成、发展、延续不断的历史原因。世界其他三大文明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都是产生于单一的民族、单一的地区，为何华夏文明是多民族、多地区的综合形成？而且在多地区延续发展？“多元一体说”难以自圆其说。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考古学家赵辉教授，在综论公元前3000～前2500年的文化形势时进一步指出，与大汶口、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早期、良渚等文化相比，“同期的仰韶文化却显得比较衰弱”，“文化面貌十分统一的情形消失”，“进入一种离析状态”，开始“由各个地方文明对中原地区施加影响”，出现了“中原文化和周围几个地方文明实力对比的差距”，“在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中原地区处在一种空虚状态”。

由此可见，不仅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论”无法成立，以中原为核心的“多元一体说”，更是难以阐述华夏文明起源形成的历史文化缘由。那么，中华文明是如何产生的呢？为何华夏文化能够延绵不断地发展，成为我们民族与文化的一致认同？

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与夏文化的研究，不注重环境影响的决定作用，就失去了科学性，就违背了人类生存、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考古学家进行华夏文化历史研究要与专业盗墓者有所区别，不能仅对考古遗址与出土器物感兴趣，以此来探源华夏文化、中华文明，以推陈出新的拼凑理论来解释华夏文明的丰富内涵。

对于引领中华文明发展的华夏文化、中国文化，2500年前地处中国北方战国时期的赵国赵武灵王的叔父公子成，曾经对创造华夏文化的中国人，有如下描述：“中国者，聪明睿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楚之所义行也。”显然，创造辉煌华夏文化是中国人，是消失于春秋战国时期数百诸侯国中的中国，华夏文化的优秀品质为南方楚国所承袭、传承、践行。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优越的地理、自然环境；华夏先民能够创造出华夏文化，离不开优越的地理、自然环境为华夏先民提供的充足物质条件；只有食物充足，华夏先民才能稳定发展出脱离动物本能的精神文化。世界四大文明产生于北纬30度线附近，正是人类文化发展客观规律的写照。

生命是自然的产物，人类是自然的产物，文化也是自然的产物。北方游牧的草原产生不了农耕文化，寒冷干旱的高原产生不了农业文明；广阔草原、高山大川养活不了众多人口，没有丰富的食物资源，养活不了形成文化的众多人口；没有获得丰富食物条件的地区，形成不了人们聚集、产生文化的条件。因此，得天独厚的地理、自然、气候条件的地区，才能让人口得以生息繁衍，稳定发展出人类文化，并在长期稳定的自然条件下，让文化得以积累、传承、发展，创造出高于其他贫瘠地区的人类文化。

宇宙诞生于一个大爆炸原点，参天大树诞生于一粒种子，生命诞生于一个原始细胞，人类诞生于一个受精卵。华夏文化也产生于一个原点，而不是多地文化的集合体、多元一体、各地文化的兼容并蓄。这个原点，就是为华夏先民生存提供优越地理、自然、气候条件的淮河中游的涂山地区。

淮河是中国地理的南北分界线，是中国南北气温的零度分界线，是中国亚热带与温带气候的分界线，是南方稻作农业与北方旱作农业的分界线；淮河两岸，河流湖泊众多，是华夏先民赖以生存的渔猎文明的理想环境；淮河流域是广大的平原地区，雨水充沛，是发展农业文明的理想环境；富饶的土地、适宜的气候，是旱作农业与稻作农业发展的理想场所；丰富的渔业资源与农业资源，保障了华夏先民的生存与发展，为文化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资源。

衣食足而知礼节，当大禹治水在淮河涂山凿山导淮，使得淮河上下游氏族部落解除了每年夏季的洪水灾害，大禹高尚的品德赢得了淮河涂山周围部落的拥戴，而成为天下共主。“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即消除了自然灾害，也让万国部落欢聚一堂，载歌载舞。人们共同跳起了淮河花鼓灯舞蹈，学习花鼓灯舞蹈，以花鼓灯舞蹈动作而产生的“夏”文化，成为各氏族部落的共同爱好。夏文化与夏王朝，也就此成为“蛮楚”之地人民的共同认同与共主，形成最早的追求文化与文明的中国人，成为华夏文化与中华文明的摇篮与发展传承者。

淮河涂山地区的人民，即使在历史政权的变迁过程中，因为其优越的地理、自然、气候环境，为人们提供丰富的食物资源，仍然是人们赖以生活的首选地区。因为其“万物财用之所聚也”的地理环境，也需要后期政权保证当地人民生命安全，从事农业生产，为新王朝提供生活所需。这也为夏文化的发展、传承，提供了可能，并在延续的发展中，产生了文字、诗歌、礼乐、诗词歌赋、仁义思想。

“华”是地理概念，是对淮河、涂山、荆山、河流环境的描述；“夏”是人文概念，是对涂山地区人民载歌载舞花鼓灯的刻画，传承延续至今，并成为汉民族的代表舞蹈。当今天我们在电视上欣赏的各类节日晚会，载歌载舞的欢乐锣鼓开场舞蹈，你是否知道它们就是淮河花鼓灯的大花场舞蹈？是四千年前大禹会万国诸侯，让万国诸侯敬仰的高度华夏文化的再现？

虽然，各类考古遗址被定义为“某某文化”，但这些“文化”不是华夏文化的集合体，华夏文化不是“多元一体”组成的；华夏文化是诞生于淮河涂山地区、发展于涂山地区、传承于涂山地区的中华大地上的“一枝独秀”文化，是万国诸侯敬仰学习的文化，成为华夏民族与文化的共同认同，延绵不断传承于今天。（作者：赵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