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64唐朝我想说对于浙江，在这一点上大家的“误会”恐怕有点深

浙江陆地面积10.5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面积的1.1%，是中国面积较小的省份之一，是“七山一水一水两分钟战”。

于是，浙江是“资源小省”的说法，流传甚广。在浙江省信息化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前所长卓勇良看来，这一说法至少是值得商榷的。为什么这么说？不妨听卓老师娓娓道来。

武义县新宅镇大莱村

在很多人约定俗成的印象中，浙江一直被冠之以“资源小省”标签。最近，本地一位著名财经作家在公开分享时又强调提到，浙江是“资源小省”。然而，在笔者看来，诸多关于浙江似是而非的说法中，这一条最应得到修正。

“资源小省”早应休矣

其实不难理解，以今日浙江经济在全国的领先地位，浙江绝非资源小省。不说别的，浙江之最深厚的伟力是企业家资源，这是当代浙江决胜全国各省和全球市场的最丰富资源，浙江怎么可能是资源小省？

即以自然资源言，浙江是农业社会的资源大省。农业社会最重要的资源是气候资源，浙江是全国气候资源最丰沛省份之一。否则浙江又如何以较少土地养活较多人口？咸丰年间，浙江人口3040万，占当时全国版图人口的7.0%。

至于人均耕地，洪荒开初，并无地少问题。正因浙江土地更能养人，才导致浙江人均耕地急剧减少，而这又从另一方面反证了浙江自然资源的丰富。

我今天要讲的，是浙江的水。水是浙江神奇的主脉。

南浔，摄于2007年

大水滔滔

水是浙江的生命，也是浙江传奇的一条主线。根据2012年数据，浙江每平方公里陆地面积有地表水140万立方米，是全国平均的4.7倍，是这一指标全国各省份中位数的4.2倍。而且浙江七成是山，林木涵水，如此多的水，终究是要汇集到少量平原上的，江南水乡由此而成。不知从何时开始，浙江有了缺水之说。这里的一个理由，是浙江人均水资源低于全国平均。根据2012年数据，浙江人均水资源2641立方米，当年全国人均水资源2186立方米。由于各年份间降雨量差异较大，浙江人均水资源在全国平均数上下波动当属正常。同年，浙江人均水资源列全国第12位。

杭州西溪湿地

必须科学看待全国人均水资源排序。按这一排序，列第1、2位的是西藏和青海，新疆亦列全国第6位。然而这一排序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缺少足够的实际意义。

西藏青海是高原寒冷地区，地广人稀，丰富的水资源“英雄无用武之地”。新疆是沙漠干旱地区，无非是因为人少，才显得人均占有的水多，水资源总体严重不足。我曾乘北京212吉普从哈密到敦煌，其中一段长达320公里的公路穿越戈壁滩，看不到水、看不到一丝绿色，月球景色莫过如此。

如果剔除西藏青海和新疆，浙江2012年人均水资源，应该是全国人均的1.5倍，可列全国第9位。所以即使按人均水资源计算，浙江也不能说是水少的省份。这种排序位置上升，虽然意义不大，但能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

倘若一定说浙江缺水，则是局部的水质性缺水。50年前，我夏天常在宁波市中心三江口游泳，虽然当时甬江水并不清澈，但绝无异味，绝无重金属等。恰如史马迁在《史记》中所言，“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我当时也常在宁波城南的内河游泳，水很清冽，而如今，浙江的治水之旅依然在路上。

宁波三江口

我对浙江水的兴趣，始自20年前。当时写《浙江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这部书，因为要进行一些历史追溯，大量寻找和阅读资料之余，有时也不免遐想：浙江这块土地在史前社会，究竟是怎样一副样子呢？

有一天忽然大悟。当浙江这块土地还没有先民生活的时候，浙江平原应该是以沼泽和森林为主，就相当于现在杭州城西的湿地。

欧洲有大量历史性的石材建筑遗存，典型者如希腊卫城的巴特农神庙，而浙江几乎没有类似建筑。原因就是丰富的雨水加上分明的四季，造就了浙江森林的巨大生命力，以致历史上浙江人主要使用木材作为建筑原料。

有一年在绍兴参观印山越国王陵，体会到了浙江古代森林的巨大力量。墓室中的三角形木椁，用的是直径80多厘米、长6.7米的木材；独木棺全长6米多，宽1.1米，据说是最大的古人独木棺，木椁和木棺总用材近500立方米。看到墓外郁郁葱葱的山林，我当时想，这些巨木或许是就地取材的吧。

与此同时，浙江史前社会沿海一带，由于没有水库调节和堤坝拦截，周期性的洪水冲刷大地。洪水过后，低洼平原上充满了沟壑、水塘和大面积的季节性积水，其上则是茂密的植被。与此同时，天文大潮长驱直入，周期性地使沿海一带成为泽国。

浙江文明起源并不晚于黄河中上游地区，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却非常逊色。原因是水制约了浙江发展，小规模文明的辉煌终究是有限的。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攻打吴国所带的军队，是一支由囚犯两千人、士兵四万人、士六千人组成的小规模军队，这已是十年卧薪尝胆倾国而出的力量了。

同一时期在黄河流域发生的战争，一次动员数十万军队很寻常。由于水的力量实在太厉害，先民们只能长期蜷缩在小块土地上。出于更大发展空间的需要，越王勾践于公元前470年左右迁都山东琅琊。

水抑制浙江发展，亦促进浙江发展。从史前社会的滔滔洪水，到今天的“五水共治”，一条水脉贯穿浙江发展至今。

治水辉煌

一部浙江发展史亦是治水史。河姆渡干栏式建筑，以及最近霸屏的良渚水坝，是浙江先民应对浙江大水的史前智慧创造。不过据说河姆渡和良渚的先人，最终都被大水冲走了。所谓人定胜天，实在只是一种不自量力的呓语。直至南北朝，浙江治水尚未全面展开。已有的人口和水利资料，都能说明这一点。浙江人口直至南北朝，一直增长缓慢。西汉元始二年即公元2年，浙江约有76万余人。一百多年后，到了东汉永和五年即公元140年，浙江人口也不过90万。到南朝•宋大明八年即公元464年，浙江人口仅122万人。从西汉初至此长达400余年间，浙江人口只增长了40余万。

楠溪江，摄于2014年

浙江大规模治水首项重大标志性工程的荣耀，或非东汉会稽太守马臻治理鉴湖莫属。永和五年即公元140年，马臻实施鉴湖治理工程，史书记载说是创筑镜湖，湖周350余里，沿湖筑塘开水门，灌溉田地9000余顷，利及后世千余年。

位于莲都区碧湖镇的通济堰，建于南朝萧梁天监四年即公元505年，是浙江现存最早大规模水利工程设施，比鉴湖水利工程晚300多年。

浙江大规模治水在唐朝全面展开，人口加快增长。据1998年编纂出版的《浙江省水利志》的大事记，秦至唐以前1000年仅18条治水记载，唐朝近300年间则有22条治水记载。宁波人引以为傲的它山堰，创建于唐大和七年即公元833年。至唐天宝元年即公元742年，浙江人口达到489万，是南北朝时的4倍。

这里或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工具进步，大规模治水需要尖锐的金属工具，而铁器在中国的普遍应用，大致是汉以后；二是管理水平提高，大规模治水需要组织动员大量资源，需要相当的管理水平，这必须得有社会文化水平进步的支撑；三是人口增长的内在需求，南北朝以后大批北人南迁，形成治水造田的巨大需求。

人口快速增长需要更多生活资料，进一步激发浙江的大规模水利开发。著名宋史专家、日本学者斯波义信指出，在长江大地域中，由政府组织的开发下部三角洲的庞大计划，通过宋、元二代，到明朝中期已大致完成。如明州即现宁波，到南宋中期即公元1200年前后，绍兴到明嘉靖年间即1522至1566年，皆已基本完成了有关的水利工程。

在宋代，浙江一度是全国水利工程最多省份。根据斯波义信提供的资料，北宋熙宁三年至九年即1070至1076年，全国共有10803处水利工程，浙江有1980处，占全国18.3%。当时全国水利田3603万亩，浙江1048万亩，占全国29.1%。

斯波义信在《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中，详细叙述了现萧山湘湖的士绅们，在历史长河中，围绕湘湖治理及由此而产生的利益所展开的曲折故事。

向海要地构成了浙江治水的重要部分。慈溪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修筑海塘，围垦海涂。大规模围垦活动始于北宋庆历年间即公元1047年前后，当时主要修建了大古塘。开始是修土塘，到1341年全部改为石塘，全长80余公里。此后，相继修筑海塘近10条，海岸线向外推进16公里，围垦土地780平方公里。全省至今由海涂而得的耕地，多达约3000平方公里。

1901年，杭州海关第四任税务司，俄国人单尔在杭州海关第一份十年报告中，流露出了对杭州湾海塘工程的敬意，“工程困难之巨大应与大运河和中国长城齐名”。

伴随着大规模治水，浙江人口也终于在清中后期达到历史最高峰。清咸丰九年即1859年，浙江人口达到3040万，占当时全国人口的7.0%，要比当前浙江占人口全国比重高出3个百分点。

新世纪前后浙江最大一波治水工程，当推千里标准海塘工程。1997年11号强台风重创浙江，此后3年，全省投入45亿元，建成1020公里标准海塘，成为沿海人民的生命线和幸福线。

春秋战国以来两千多年间，浙江人民为治水付出了艰辛努力。今天浙江大地一片青山绿水，人民幸福安康，是先辈长期与水奋斗，遵循水环境内在规律的结果。

活水兴浙

农业社会最重要的自然资源是气候。土地固然是一个关键，但如把考察点置于文明史起点，因各地人均土地都比较多，则可不考虑土地影响。所以在一个简略的农业社会发展分析架构中，降雨、气温，以及降雨与气温之间关系，成为区域发展的主要因素。

浙江除了水资源丰富外，还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是水系独立，长江等洪水对浙江影响很少；二是山区占全省土地70%，具有调剂雨量时空分布不均的较好条件；三是浙江主要水系源短流急。在土地开发还没有大量侵占洪水泛滥用地的年代，浙江灾害发生频率远低于黄河、长江流域。

千岛湖

最重要的是，浙江降雨与气温变动相结合，形成劳动投入与土地产出的高水平均衡，构成了以丰富的水资源为主线，促进浙江农业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浙江，因为有相应的气温和降雨支撑，只要对土地投入劳动，土地就会有相应产出。不像北方和中西部地区，因为降雨少和气温低，对土地增加劳动投入，并不会有较多产出。用经济学术语说，在浙江，土地对于劳动投入具有持续较高的边际产出。从历史角度分析，浙江农业有如下三方面情形。

起点产量较高。在传统农业社会的起始点，相对于北方和中西部而言，在同样的劳动投入下，因为具有适宜的温度和充足的雨水，加之冲积平原肥沃，土地产出相对较多，因此早期浙江就相对比较富裕。这就可以有较多物质产品用于扩大再生产，以及社会文化发展。尤其是当治水大规模展开后，浙江经济社会发展陡然加快。

土地产出具有较长的增长时期。尽管浙江的劳动投入和土地产出之间的均衡点较高，但由于人类惰性、认识局限等原因，浙江土地的亩均产出增长，经历了一个由单季亩产增长，到多季亩产增长，再到种植经济作物以获取较多货币收入增长的持续过程。明清以后，中国北方地区农业增长几乎停滞，浙江农业则仍缓慢增长。

土地产出的多样性和劳动的复杂性。在人口压力下，促使浙江农民不仅追求最大的实物产出，而且根据气候变化种植经济作物，追求最大的价值产出。这就使得浙江的农业劳动不仅仅是体力投入，还需要一些起码的筹划和管理。而且，一些农作物为交换而生产，促进贸易发展，从而在小农经济环境下形成了较强的商品经济因素。

贯穿于浙江长期发展的水脉，在促进浙江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形成以水文化为内在促进因素，形成积极进取的农业文明。

首先是长时间劳动铸就的勤劳习俗。浙江农业的复种指数较高，从而农民在小块耕地上的劳动时间特别长。根据1978－1995年全国30个省市汇总统计，浙江农业复种指数平均高达250.6，列全国各省份第一。以此为衡量标准，浙江农民全年劳动时间大致是北方农民1倍以上。

浙江农民以较强的耐性，忍受着湿热气候、水田的恶劣环境。西方人说中国农民是在肮脏的泥浆水中劳作，浙江尤甚。长时间行单调乏味的体力劳动，也决定了浙江人通常不擅言谈、不喜张扬，更愿意以低调方式度过艰难的人生。

其次是集约农业和多样化农业打造的精明习俗。较少的人均耕地促使浙江农民不断提升农业集约经营水平。在杭嘉湖地区，即使在清代，像棉饼这样的优质肥料，每亩施用量也有300斤。这种高度集约的生产方式，导致浙江人的行为处事比较细腻而较少粗犷，善于从蝇头小利中积聚巨额资本。

多样化农业更是促使浙江农民，具有企业家那样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的商业气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这部书中说，中国农民是天性的企业家，或许主要是指浙江农民。

第三是气温降雨同步与灾害影响相对较小形成的积极的人生观。对于劳动投入和土地产出的积极预期，是勤劳和精明习俗的心理支持。因为过去经验告诉农民，对于土地的劳动投入就会有相应回报，这就使得他们在生活压力之下，更愿意为小块土地精心选择种子，投入较多劳动和肥料，全年忙忙碌碌，对生活具有较多积极期望。

浙江农民完全不同于北方农民。北方农民是典型的贫困，他们自唐以后就未曾富裕过，他们的心死了一千多年了。浙江农民则是贫而不困，他们能清晰记忆祖上的富裕，他们向往富裕的心没死，我姑姑多次跟我说过我爷爷家当年的富裕。即使是穷困潦倒的阿Q，向往幸福的心也没死，仍幻想着小尼姑的爱情。十分明显，相对稳定的气候条件是形成这种积极人生观的一个关键因素。

南浔，摄于2017年

在浙江，很少有像水这样的自然因素，与气候、区位、土地等因素一起，决定性地影响着浙江在传统农业时代的发展历程。

我们今天正在向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阔步迈进，农业文明留给我们的水文化财富，不仅对改革开放发挥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也正在充实提升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