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虽三户,死的秦必楚,短短十六年统一的秦,被楚人团灭了。陈胜吴广是楚人,项梁项羽是楚人,刘邦韩信也是楚人。
之后刘邦入秦,秦人更是完全不加抵抗,夹道欢迎刘邦的军队,刘邦仅仅通过约法三章就赢得了秦人的民心,让关中成为了自己的大后方。
秦始皇留下的大军,南越的三十万自立为王,长城的三十万和章邯一起被项羽消灭,留在关中的十万倒戈刘邦,秦军溃败之快让天下瞠目结舌,赳赳老秦,共赴国难,成了一句天大的笑话。
秦人曾经数次拒六国之兵于函谷关外,而如今他们却夹道欢迎外邦的侵略者,其中赵佗更是自立为王,全然不顾母国的死活,那个曾经充满热血的老秦人去哪了?要想弄清这点,我们还是要回到商君书。
(赳赳老秦共赴国难的精神在秦二世时期已经荡然无存)
商君书的核心是以弱去强,外杀强敌内杀强民,秦国之所以强大,全在于善于驱使弱民,商鞅之法恩威并重,重罚轻赏,刑罚让胆怯者不敢后退,赏赐让勇敢者有所回报。军功爵制和严刑峻法让秦人只敢前进不敢后退,后退死路一条,前进或许还能加官进爵。
秦人悍不畏死不是因为爱国主义和自发的勇气,而是因为畏惧刑罚,贪图赏赐。一旦赏赐没了,只有刑罚,秦军就丧失了作战的动力。
在商君书中,没有道义和爱国主义的空间,商鞅认为道义只会让人胡思乱想,心生叛逆,唯有刑罚和赏赐才真真切切,整个国家都被缔造成了唯利是图的战争机器。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继续按照商鞅的思路治国,秦始皇大幅削弱宗室的力量,不立皇后根绝外戚的影响,实行郡县制让军功贵族没有容身之所。秦二世继位后更是杀光兄弟姐妹,让原本就不强的宗室彻底毁灭。对秦国最忠诚的三支力量损失殆尽。整个帝国完全依靠一群唯利是图,与政权没有联系的卑鄙小人,维系他们忠诚的除了赏罚别无他物。
一旦他们发现天下风起云涌,自然会倒戈相向,将自己卖给出价最高的一方,萧何、曹参等人在这一时期绝不是个例,大量的秦朝官吏在关键时刻投靠了义军,关中的十万秦军未认真抵抗就投降刘邦,南越的赵佗更是干脆自立为王,与母国断绝联系。秦制下,官吏和军队都毫无忠诚可言。
(大量的秦朝官吏投靠了义军,萧何这样的人普遍存在)
内忧外患的秦朝早已没有财物可以封赏,要不章邯也绝不会动用骊山的囚徒,对于囚徒来说,自由就是最好的赏赐。
类似的例子还发生在明朝末年,明朝末年内忧外患,但明军内不能剿灭李自成,外不能击败清军,最终导致崇祯自杀身亡,大量的残余明军投靠了清朝。
诡异的是,投靠清朝的明军顿时脱胎换骨,在几年内就消灭了明朝残余势力,攻占了明朝故土,其战力之强,连清军都瞠目结舌。清朝消灭南明小政权,靠的全是明朝降将。
明军之所以脱胎换骨,只是因为崇祯发不起钱,而清朝则以封地作为犒赏,有了利益的诱惑,明朝降将拼死作战,迅速帮清朝平定了天下。之后吴三桂因为康熙削藩再次造反打的清军节节败退,可见明朝之所以败亡不是因为缺乏精兵猛将,而是缺乏政治忠诚,一旦帝国无力犒赏他们,他们就立即倒向敌人。
(明末大量吴三桂式的骑墙军阀是秦制下官吏的典型代表)
按照商鞅和秦制培养的官吏和军队,全无政治忠诚和爱国主义,他们看重的仅仅是自身的利益,秦制短期内靠着刑罚和犒赏可以极大增强战斗力,但长远来看,他无异于慢性毒药,到了秦制晚期,整个国家都会充斥唯利是图的小人,成为破坏王朝的加速主义者。
与秦国不同,楚国是保留贵族传统最多的国家,楚国贵族势力庞大,权力体系分散,楚人桀骜不驯,好勇斗狠,最早的爱国主义者屈原就是楚国人,楚国是六国中最具有爱国情怀和荣誉感的国家。
秦国扫灭六国,唯有楚国在最终时刻爆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残存的楚国贵族放弃了彼此的争执,团结在项燕周围,项燕大败李信的20万秦军精锐,逼迫秦国不得不倾全国之力灭楚。相比于其他五国,一直松散的楚国最为铁骨铮铮。
原因无他,只因楚国变法最浅,保留了最多的强民,这些强民,既有项燕项羽这样重视荣誉的贵族,也有陈胜吴广刘邦这样剽悍的豪杰。项羽之所以以少胜多,靠的全是楚人的精诚团结,八千江东子弟不离不弃,以一当十,这样的军队,远不是贪图利益,逐渐费拉化的秦军能比。
不是项羽的军队比原先的楚军强多少,实在是秦军退化的太厉害。
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项羽依靠楚人的爱国主义强盛也注定了他不能吸纳天下的人才,在项羽那里,不要说张良这样的异国人,就连刘邦韩信这样楚国边缘地带的人也不能得其重用,项羽只在乎楚国故地的贵族和子弟。
相比于项羽的狭隘,刘邦要聪明的多,他淡化自己的楚人身份,接纳了秦朝的天下观念,在刘邦那里,七国人才都可以得到重用,实际上刘邦之所以击败项羽,靠的就是关中秦人的帮助,刘邦靠着天下之力终于击败了热衷于小圈子的项羽。
(项羽本人热衷于小圈子,怀念曾经的小共同体时代)
(项羽的八千江东子弟死战不退,体现了小共同体的强大,但被刘邦的人海淹没)
刘邦一统天下后,分封刘姓诸王,并给所有的功臣猛将封了官,就连跟随高祖的小兵,都分到了土地,这些资源可以世袭罔替,这些人因而成了大汉江山最坚固的基石,不论吕后如何猖獗都无法篡夺皇位。
在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深入人心之前,建立世袭罔替的利益集团是维护政权的有力手段,无论汉朝、唐朝还是明朝、清朝都不能免俗,但问题在于,出于专制的需要,皇帝迟早会采取商君之法,削弱勋贵,提拔庶民,但庶民由于缺乏长期利益(富不过三代)的联系,往往对政权缺乏忠诚度,一旦政权的财政不堪重负,他们往往成为首鼠两端的骑墙派,随时准备倒向胜利的一方。
天下大乱,成王败寇,治乱循环因而在这片土地不断上演。
这个不可解的悖论,是秦制永恒的难题。要想解决这个难题,恐怕只有彻底跳出秦制和商君书,探索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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