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044年(夏商周断代工程被认为是1046年)1月26日,周武王发动了战车300人、豪本3000人、甲师4.5万人从锄头京(今天陕西西安)出发,对商朝进行了颠覆战。
出乎预料的是,面对这个与周边方国征战了500余年的殷商王朝,小邦周国的军事行动显得格外顺利。二月二十七日,近5万周军已抵达朝歌以南的牧野(今河南卫辉)。
据出土的青铜器利簋的铭文记载:“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牧野之战,周武王仅用了一天时间就结束了战斗,完成了商周鼎革。
自盘庚迁殷以后,商朝的都城便固定在了殷墟(今河南安阳)一带,但夏商周三代,大邑往往不修建外城墙,纣王继位后,为了加强王畿的防卫,便在殷墟以南营建了一个陪都:朝歌(今河南鹤壁一带)。
朝歌所处位置,东临古黄河,西靠大山,北边地势狭窄,唯有南面有一个平坦开阔的区域,这便是牧野,这是周军最理想的决战地,也是周军进兵朝歌的必经之路。
但对于纣王来说,朝歌以南的牧野已经是陪都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旦有闪失则国破身死,而后来的战局也的确如此。那么纣王为什么不提前布防呢?相比适合大规模战车作战的牧野,如果商朝大军能在盟津一带阻击周军,阻挡对方渡河,那么武王伐纣恐怕会是另外一种结局。
问题出在了哪呢?
在武王伐纣之前,周人皆自称“西土之人”,这是因为关中以东皆属殷商,周人称之为“东土”。考古发现也证实,代表着早商的二里岗文化分布范围已囊括陕西以东,甚至在周原一带也有发现。这表明,商汤建立的夏朝,疆域最西已到周人的家门口。
但,周武王从一月二十六日在西安誓师,再到二月二十一日率大军在盟津渡河北上,二十六日抵达牧野,中间并未遭遇商军的任何阻击。
纣王是在什么时间得知周军来攻的消息的呢?
《吕氏春秋》有明确记载:“武王至鲔水,殷使胶鬲候周师,武王见之。胶鬲曰:“西伯将何之?无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将之殷也。”
鲔水在盟津(今河南孟津县)东北三十里,也就是说,纣王是在西周大军已经渡过黄河后,才得知周军进犯的消息,进而派胶鬲前去交涉。
《汉书》载:“孟津去周九百里”(汉代九百里约为今天的700多华里),武王伐纣攻入商朝腹地已经700里的情况下,纣王才收到消息,战机已失。
周武王从二十一日师渡盟津再到二十六日布阵牧野,中间仅间隔了5天时间,在没有机械化装备的商朝末年,纣王是绝对没有足够的时间做战争准备的,故而被迫以奴隶俘虏匆忙应战,结果大败亏输,自尽而亡。
那么殷商西部防线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以至伐纣大军如入无人之境呢?
考古工作者在洛阳、郑州等豫西一带对殷商文化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一个奇特现象,具有丰富二里岗文化遗存的豫西地区,却缺少殷墟三、四期遗存。
上文已述,二里岗文化是早商时期的文化遗存,而殷墟三、四期则是晚商特别是帝乙帝辛(纣王)父子在位时期的文化遗存,豫西的考古发掘表明:纣王在位时期,原本属于商朝统治腹地的洛阳一带出现了“真空”,并且该地也并未发现有其他方国的文化遗存。
显然,豫西统治的“真空”,并非是战争等原因导致的,否则无法解释商朝势力从此地撤出后,其它势力也未趁虚而入,最大的可能是这里遭遇了非人为因素(如瘟疫、干旱等),迫使商朝无法在此驻军设镇。
所以,周武王的大军可以从容穿越700里“不设防”区域,进而在洛阳正北的盟津渡河,而直到此时,殷商的前哨才发现了周军的动向并报告纣王。
对于此前将纣王大军迅速溃败的原因归结为军队倒戈、主力东调等原因而言,“不设防”区的考古发现,无疑是一个冷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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