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中国在哪里？有四方才有中国，有四国才有中华文明

(作者：中国民族科学家赵辉)中华文明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最初的中国究竟出生在哪里？这是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民族复兴亟待解决的基本问题。

虽然“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形成认识，成为当今的主流观点，但其存在的许多无法自圆其说、违背人类文明形成基本规律的天然缺陷，使得这一认识并不能全面阐释中华文明的伟大与顽强生命力，违背宇宙与自然的基本规律。就如宇宙是由一个原点爆炸而产生的众多星球，而不是由许多星球的坍塌汇聚而形成的宇宙原点。人类不同类型的文明，只有冲突而很难融合，就如今天的世界各大人类文明不会融合形成一个统一的世界文化文明，只能相互认可、认同、接受、包容。

同样，中华文明的形成并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文化，并不会由早期各地不同的文化所融合产生，而是由一地高度发达，符合各地区、各部落、各氏族人民的共同认同，也就是符合各地广大民众民族认同的文化，才能成为中华文明文化认同的共同标准，进而成为中国统一认同的中华民族文化。那么，产生最初的中华文化之地，形成最早中国民族文化认识的原点，究竟在哪里呢？

从目前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成果与中国考古研究成果来看，最早的“中国”来源有两个：一是来自《诗经》中篇幅《民劳》，二是来自西周初期青铜器【何尊】铭文。《诗经·民劳》中“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中国，以为民逑”“惠此中国，俾民忧泄”“惠此中国，国无有残”“惠此京师，以绥四国”，将最早的“中国”与“四方”“四国”“京师”“民族”“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何尊】铭文中“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将“中国”与“乂民”“大邑商”紧密地关联在一起。

从以上这两处关于最早“中国”的可靠历史来源看，“最早的中国”文化与人文思想，首先关注的民众、民族、人民，只有把人民、民族的利益放到首位的地区、地域氏族文化，才是最早“中国”的文化原点，才是中华民族的原始文化。大禹治水，解人民于水患，“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禹会诸侯于涂山”建立夏王朝，形成夏文化，成为华夏民族“独树一帜”的民族文化。大禹建立的夏王朝，成为中华民族文明历史的标志，正是源于此。

中华文明的形成源于我们民族以人民大众为天的内在精神，这种精神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内在本质，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命名永远记录在世界人类文明历史中。因此，中华文明探源、探寻“最早的中国”的本质，就是探寻与“最早的中国”有着关键联系的“四方”“四国”所在地！

《竹书纪年》记载“周文公出居于东。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叛。”“三年，遂伐奄，灭蒲姑（姑与四国作乱，故周文公伐之）”。关于“四国”的历史文献记载，多次出现于《尚书》《诗经》中，可见“四国”是一个有着具体所指的国家或为有着内在关联文化的四个国家团体。对于“四国”的定义，历史研究中有多种解释或认识：1、指殷、管、蔡、霍，即周公东征平定的四国；2、或以为殷、东、徐、奄四国；3、一说“四方之国”；4、笔者的观点，四国为由蒲姑、奄人、徐人及淮夷组成的文化地区。从《史记》的记载“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来看，周公东征的军事目标与政治目标都已实现，建立了稳定的西周王朝。“蒲姑、奄人、徐人及淮夷”反叛的所在地区都得到了平定，周公的政治任务就是安定“四国”的民众，成为西周王朝社会稳定、文化繁荣发展的基石。

因此，屡见于中国文献典籍中的 “四国”为“蒲姑、奄人、徐人及淮夷”更符合历史事实与历史逻辑。这种历史记忆在《诗经·破斧》篇中得到了具体反映：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

既破我斧，又缺我锜。周公东征，四国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东征，四国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方国，在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是夏商时期的国家形态概念，方与国具有相同的概念或称谓。夏商周王朝，皆是由众多的方国所组成的统一王朝。夏王朝建立时，有一千八百方国；商末周初，只剩下八百方国。周公东征的军事与政治目标，正是东方淮夷地区的四个方国“蒲姑、奄人、徐人及淮夷”，统一称谓为“四国”或“四方”。

《诗经•破斧》真实反映了周公东征时，“四国”“四方”的三个不同感受或三个阶段。“四国是皇”“四国是吪”“四国是遒”，四国由开始时的恐慌、到震惊、到臣服；周公对四国由开始的匡正、到感化、到安定安和。周公东征，由此实现了对淮夷地区“四国”的和平统治，淮夷“四国”由此实现了安定与繁荣，淮夷人民由此得到了稳定发展。《诗经•民劳》对此进行了高度概括与总结：“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中国，以为民逑”“惠此中国，俾民忧泄”“惠此中国，国无有残”“惠此京师，以绥四国”，展现了周公东征的辉煌成果，开启了中国文化、中华文明的高速发展期。

周公东征“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中国，以为民逑”“惠此中国，俾民忧泄”“惠此中国，国无有残”“惠此京师，以绥四国”，实现了淮夷人民四国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汔可小休”“汔可小息”“汔可小愒”“汔可小安”的军事与政治目标，四国淮夷人民得到了休养生息、安定平安，东方“四国”诸侯集团与西周王朝实现了共和。

因此，探寻“最早的中国”，进行中华文明探源，只能在周公东征的淮夷地区“四国”范围内寻找，因为这里才是最早的“中国”，才能实现“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

虽然三千年的历史变迁，已经将“最早的中国”之地、四国之地、“四方之国”变得越来越模糊，以致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之谜。但五千年延绵不断的中华文化传承并非空穴来风，中华文化以一种顽强的生命力、以一种被统治者忽略的方式，传之后世。虽然在传世文献中我们无法再找到“最早的中国”的明确记载，但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民俗却将这一段历史文化传承下来，以非地名的“四方湖”传承下来。这就是淮河流域北淝河中游的四方湖，以及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这就是“商邑翼翼，四方之极”的“大邑商”四方湖古城、“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的四方湖古城。

综上所述，探寻中华文明之源、寻找“最早的中国”，武王既克“商邑翼翼，四方之极”的大邑商，发下“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的誓言，才有了周公东征淮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的军事行动与政治抱负。因此，淮河流域北淝河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以其丰厚的历史文化以及丰富的民俗文化传承，成为中华文明夏商周历史的承载者，是中国历史文献与《诗经》文化中的“最早的中国”，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与诞生地。（作者：赵辉 中国民族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