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4年明朝专题之聊一聊明朝万历时期的“国本之争”

中国皇权封建统治期间，太子一直被称为国家的根本，但在中国封建传统制度中，嫡长子继承制一直贯彻到皇权继承制度中。

然而，事情总有例外，作为权力制高点的皇帝总会由于个人喜好来违背原有的礼法制度，这就是中国封建王朝的一个重要的矛盾点——礼法与皇权的冲突。

按理说，礼法的形成就是为了维护皇权的地位，但是由于实际情况和皇帝本人的意愿和喜好，往往会与祖宗法制和礼法相违背，而明朝明神宗年间的“国本之争”就算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一、偶然生了个娃

明神宗朱翊钧的长子朱常洛的出生完全是父亲朱翊钧的一次“意外”，而且是朱翊钧并不愿意发生的一次“意外”。明神宗万历九年，也就是公元1581年，身为皇帝的明神宗朱翊钧只有十九岁，正处于年轻好动、崇尚自由玩乐的年纪。

就在这一年的某一天，明神宗朱翊钧前往太后所居住的慈宁宫去向自己的生母慈圣皇太后请安，但是当时慈圣皇太后并不在慈宁宫，而慈宁宫太后身边的宫女王氏端来一盆水给明神宗洗手，而十九岁的明神宗正处于精力旺盛的年纪，一时兴起就将王氏临幸了。

按照当时明朝宫中的规矩，皇帝临幸宫女被称为“私幸”，在私幸之后皇帝应当赏赐一件物品给宫女。但是私幸了王氏的明神宗觉得，在自己母亲慈圣皇太后的宫中把自己母亲身边的宫女临幸了，是件不太光彩的事情。即使并不会有人对此说三道四或因此指责皇帝，而当时年仅十九岁的明神宗也压根没想着要负责，纯属只是一时兴起，并没有给王氏信物，自己穿好衣服就走出了慈宁宫。

但是明神宗没想到的是，自己偶然的一时兴起竟然让王氏怀孕了，而且王氏又是自己的母亲慈圣皇太后身边的宫女，所以太后也知道了。老太后当年也是宫女出身，所以对王氏表示理解和关切，并为自己即将抱孙子而高兴，于是在一次酒宴上就向皇帝问到了王氏怀孕这件事。

“渣男”明神宗起初并不愿意承认王氏怀孕是自己干的，可是这么说显然不会有人信，太后宫中的宫女怀孕了，不就只有皇帝这一个男人能做到吗，所以一向就对明神宗管束严厉的太后就命令太监把用来记录皇帝每天起居生活的《内起居注》拿来让明神宗自己查看，明神宗这才承认王氏怀孕是自己做的。

太后趁此劝说让明神宗将王氏封为恭妃，而王恭妃也不负众望生下来一个男婴，而这个男婴就是明神宗的皇长子朱常洛，但是明神宗并不喜欢自己的这个皇长子，经常称朱常洛为“都人子”，也就是宫女的儿子，可见其轻蔑之意。但毕竟明神宗有了儿子是一件喜事，明神宗还是下诏举国共庆，减税免刑。

二、宫女和贵妃

明神宗对于自己儿子的偏见主要源自于儿子的母亲，他因为朱常洛的母亲是宫女出身，所以一直对朱常洛不太待见，朱常洛和明神宗的另一个儿子朱常洵在明神宗心中完全不是一个地位。

朱常洵的母亲是明神宗最宠爱的妃子郑贵妃，在万历十年，明神宗将其封为淑妃，次年将其封为德妃。郑贵妃和明神宗既是夫妻也是知己，所以明神宗对郑贵妃最为宠爱。

郑贵妃敢于直接讽刺和调笑明神宗，和明神宗开玩笑、抱着明神宗摸明神宗的头这种在当时都是属于“大不敬”的行为都会被明神宗所接受，可见郑贵妃和明神宗之间有多恩爱。

但是郑贵妃被封贵妃的事情让大臣们慌了起来，因为大臣们看得出来明神宗有废长立幼的苗头，所以纷纷上书奏请皇帝册立太子，其中户科给事中姜应麟言辞极为激烈，被明神宗严厉处罚，之后又有大臣相继上书，但也都被惩罚，再到后来，越来越多的上书交递明神宗，明神宗虽然对此置之不理，但是心里极其恼火。

老太后年事已高，难以监督明神宗，而明神宗的师父张居正已经去世，当时的内阁首辅落到了“和事佬”申时行身上，明神宗开始懈怠朝政，沉迷在后宫之中佳丽，开始了和朝中群臣在太子人选上长达十五年的拉锯战。

三、十五年的斗智斗勇

国本之争持续了十五年，在此期间，无数大臣因为上书奏请册立太子被贬官罢职，有的甚至被施以杖刑，还有的甚至因此郁郁而终，而皇帝为了不立朱常洛当太子真是想尽了办法和借口，先是逐渐减少上朝听政的次数，又以朱常洛尚未出阁年龄还小为借口拒绝将他立为太子。

但是，大臣们更加不依不饶、变本加厉，直接开始抨击明神宗的私生活，而宦官们眼见大臣们如此大胆地抨击皇帝的隐私，也开始明目张胆的向朝廷大臣传播皇帝的隐私秘闻，明神宗私生活放纵行乐不上朝的消息在朝廷中闹得沸沸扬扬，明神宗忍无可忍，又对大臣们进行了一系列“贬官”、“廷杖”。

万历二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593年正月，明神宗按捺不住，下诏给当朝大学士王锡爵，让长子朱常洛与三子朱常洵连带有皇五子朱常浩一起封王，想借此拖延时间并以“择其中善者”来当太子的借口来稳住群臣。

大臣们根本不买账，再加上王锡爵因为怕自己在明神宗和大臣们中两头不讨好，于是上书想让皇后抚养皇长子朱常洛，这样让皇长子也是嫡子。然而，会错了意的王锡爵瞬间遭到了群臣围攻，众大臣都开始指责王锡爵谄媚迎逢，明神宗也借此转移了朝中一定的注意力，但是王锡爵很快又辞官了，大臣们再次把矛头指向明神宗，明神宗迫于无奈只好把“三王并封”的念头收了起来。

国本之争经历了十五年，最终在李太后的干预之下（太后问明神宗为什么不立朱常洛为太子，明神宗含糊地答道：“他是宫女的儿子。”使得也是宫女出身的太后大怒：“你也是宫女的儿子！”明神宗战战兢兢，不敢对母亲再有违背），万历二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601年，明神宗终于答应将朱常洛立为太子，而其他儿子都封王。

但是，明神宗依然没有断绝改立的念头，而且十分不待见朱常洛，朱常洛出阁读书的时候是在冬天，太监竟然不给太子点上火炉取暖，被讲官郭正域呵斥之后太监们才点上火炉。另外，被封为福王的朱常洵迟迟不愿离开京城去藩地，又遭到大臣们的口诛笔伐。

直到万历四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614年，赖在京城的福王眼看夺嫡无望，在朝臣的压力下只好离开了京城，就藩于洛阳，紧接着第二年，梃击案发生，矛头和嫌疑直指郑贵妃和福王，郑贵妃和福王再也无法对太子的地位构成威胁。国本之争这才算基本平息。

这场国本之争堪称万历年间最激烈且持续时间最长、情况最复杂的政治事件，相继将申时行、王家屏、赵志皋、王锡爵四位首辅逼退，而涉及到的部级官员有十几位，而涉及到的其他中央官员和地方官员多达三百位以上，其中有一百多位被贬官、罢官、流放、充军，在朝堂之上掀起巨大的风暴，并加剧了包括“东林党”在内的党争，引发了晚明三大疑案，加速了明朝灭亡。

毫无疑问，长达十五年有余的这场“国本之争”是明王朝衰败的标志时间，也是皇权与礼制矛盾所造成的重大悲剧。

参考文献：《明史》、《明实录》、《明史纪事本末》、《东岳庙碑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