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夏朝】读《史记》，讲故事（6）： 中国历史上真有夏朝吗？

据史书记载，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从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6世纪，共14比17后(夏朝者不称“皇帝”，称“胡”)，延续了约470年，被商朝灭亡。

夏代疆域图

一、为什么有人不承认夏朝的存在？

夏朝究竟存在与否？史学界争端不断。迄今为止，中国夏朝只在历史文献上有记载，最具说服力的出土文物还未被发现，所以大多数欧美史学家持否认夏朝存在。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文明，只能根据“一重证据”即青铜器、文字、城市这三种遗存的考古结果来断定。他们承认世界最早的文明是埃及文明和希腊文明，却不承认中国的夏朝文明。国外历史教材介绍中国都是从商代开始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夏朝至今没有文字发现，认为夏朝只不过是中国人的一种传说。其实他们不熟悉中国的历史文献，不了解中国学者对夏史研究的基本思路，也不愿去认真思考中国学者在对夏的探索中有了哪些值得重视的新材料和新论点。更有甚者，一些人不恰当地将中国学者对夏及其以前历史的探究归结为某种政治行为或受某种道德观念的驱动。

也有人说，商代甲骨文没有提及任何关于前朝的一点一滴，甚至没有“夏”字，你能说夏朝存在过吗？的确，目前存在的4500个甲骨文字中，能辨认出的2500个字多次出现春秋冬三字，没有“夏”字。也许，“夏”字可能隐藏在剩余未辨识的甲骨文中，待甲骨文全部揭秘，说不定其中某句话说的就是关于“夏朝”的事迹。需要说明的是，甲骨文主要记载占卜结果。即使是纪事，也往往记录最近时间发生的事情。再者，甲骨文是在商朝中晚期才出现，对商汤灭夏这些早期事情自然不会提及，也不可能刻于龟甲兽骨之上。

甲骨文

早在上世纪初，中国最伟大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就提出了“二重证据法”（即考古成果和文献并重），这在中国上古史学研究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中华民国前，夏商二代只有史书记载，没有直接的考古证据，于是在实证主义史学影响下，不少中国史学家（包括顾颉刚、郭沫若等疑古派）都断定周朝以前无史。但随着殷墟考古为商朝的存在提供了直接力证，就连外国史学界也不得不承认殷商历史，改写其教科书中中国历史的内容。

今天，中国学者主张“夏朝是存在的”，其根据是古人留下来的历史文献以及田野考古成果的证明。既然商朝通过史书记载、甲骨文辨识和殷墟发掘已证明其历史存在，那么只早几百年的夏朝也绝不会是史书记载的一段传说史。于是，中国二十世纪90年代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证明夏朝的存在。今天，有关夏朝的考古虽只发现了几座遗址（如“二里头文化”），还不能完全证明夏朝存在，但我们看到，外国学者正逐步承认此工程的成果，历史的面纱也将在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共同努力下慢慢揭开，真相正离我们越来越近。

二里头遗址发掘

二、《史记》关于夏朝的记述

禹治理洪水，建立奇功，赢得舜和天下百姓的拥戴，通过禅让继承了天子位，南面接受天下诸侯的朝拜。国号为夏后，姓姒氏。

禹死后，他的儿子启继承了天子位，是为夏后帝启。启的母亲是涂山氏女子。启登帝位，有扈氏不归从。启前往征伐，在甘地大战一场，消灭了有扈氏，于是天下都来朝拜。

帝启死后，其儿子太康继位。帝太康整天游玩打猎，不顾民事，结果被羿放逐，丢了国家。太康死后，其弟中康继位。中康帝在位时，掌管天地四时的大臣羲氏、和氏沉湎于酒肉，把每年的四季、日子的甲乙都搞乱了。胤奉命去征讨他们。中康死后，其子帝相继位。帝相死，儿子帝少康继位。帝少康死，儿子帝予继位。帝予死，儿子帝槐继位。帝槐死，儿子帝芒继位。帝芒死，儿子帝泄继位。帝泄死，儿子帝不降继位。帝不降死，其弟帝扃继位。帝扃死，儿子帝廑继位。帝谨死，立帝不降的儿子孔甲为帝。

帝孔甲继位后，迷信鬼神，干淫乱之事（如贪吃龙肉），威德日渐衰微，诸侯相继背叛了他。孔甲死后，儿子帝皋继位。帝皋死后，儿子帝发继位。帝发死，儿子帝履癸（桀）继位。

帝桀在位时，很多诸侯相继叛离了夏，而桀又不修德行，采用武力来伤害百官之族，百官不堪忍受。桀召来汤，把他囚禁在夏台，后来又放了他。汤修行德业，诸侯都去归附，汤就率兵去征讨夏桀，夏桀逃到鸣条，最后被放逐而死。汤登上天子位，取代了夏朝，领有天下。汤封了夏的后代在杞地，一直到周朝。

以上就是司马迁《史记·夏本纪》记录的夏朝兴衰史，以极其虔敬的心情，向人们叙说了夏禹的业绩，也用简约笔触，勾画和鞭挞了孔甲的淫乱和夏桀的暴虐。它是根据《尚书》及有关历史传说，系统叙述了从夏禹到夏桀十四代十七后470多年的历史，向人们展示了由原始部落联盟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人民生活等多方面的概貌。夏禹的兴起，是由于他治理洪水拯救民众于灾难，勤勤恳恳做人民的公仆，人民拥护他的结果。夏朝的衰亡，则是由于孔甲、夏桀这类统治者败德伤民，人民怨恨他们的必然结局。

《史记》和司马迁

三、有关夏朝存在过的证据

（一）文史资料

一般认为夏朝是部落联盟式国家，是第一个世袭的氏族奴隶制王朝。除中国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编写的《史记·夏本纪》对夏代世系做了详尽叙述之外，在我国现存的先秦文献中，许多典籍都提到了夏朝或大禹。从这些典籍来看，我们可以断言，太史公司马迁写史时必有所根据，对夏朝历史绝不至于凭空杜撰。

1.关于现存先秦典籍的零星记载

流传至今有关夏朝的先秦史料，因“焚书坑儒”事件的破坏，虽然匮乏，但还是有《尚书·禹贡篇》《春秋左传》《竹书纪年》《论语》《吕氏春秋》等典籍中存在关于夏的记载。《尚书》（即“上古之书”）是周朝成书，其中《周书》产生在西周初年，距夏朝不过数百年。《周书》之《召诰》《立政》《康诰》《君》诸篇，就屡言“有夏”。如《召诰》云：“相古先民有夏，天从子保”；“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稍晚的《春秋左传》中，提到夏朝及《夏书》的地方极多，还直接提到夏后们（如启、相、皋、孔甲、桀）的名字。《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吕氏春秋·审应览》：“国久则固，固则难亡。今虞夏殷周无存者，皆不知反诸己也”。其他如墨子、韩非子亦皆有“虞夏商周”四代的观念。

《尚书》

尤其是“好古敏求”的孔子，对夏代文化知之甚多。《论语·为政篇》记孔子答子张问十世可知时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八篇》记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卫灵公篇》记颜渊问为邦，孔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孔子还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可见孔子确认夏代的存在，只是在春秋时代留传的夏代文物不多或没有了（特别是当时成为“夏余”的杞国没有文献资料），无法加以印证罢了。

孔子

另从《诗经》《周本纪》也可看出夏朝与周民族之间的密切关系。如《周诗》的本体为“雅”，“雅”即“夏”，周诗所以称“雅”的原因，“盖所以明周地乃夏之旧，或周之霸业乃继承夏之旧统而已”，或“周民族的兴起和发展经过，似是沿着夏之先民的故迹，在夏之废墟上建立新国的”。

2.关于夏历（农历）的记述和运用

夏代已有历法，原是先民长期经验累积的结果，所以较为进步，流传较久，文献记载颇多。《夏小正》一书就是对夏朝历法的一个总结，是农业国家所依据劳作的一部重要典籍。《左传·昭公十七年》引《夏书》述日食现象，董作宾据之以定夏年，以其合乎古代天文现象，认为是可信的资料。自西周以来“夏正”流传颇久。《论语·卫灵公篇》孔子曰：“行夏之时”；《竹书纪年》为战国时代魏史官所作，亦使用《夏正》；《汉书·律历志》载“夏历”为汉初流行的“六家历”之一。

史书还曾记载：“禹时五星累累如贯珠，炳炳若连璧。”经过天文学家们全面计算，公元前1953年2月26日就正好有一次“五星聚会”，这可作为估定夏朝年代的参考。

3.关于夏人活动区域范围的讨论

关于夏民族活动的地区，也有一些书籍论述。古代当以《逸周书》《国语》《史记》等书的记载最为清楚。《逸周书·度邑篇》称“自洛延于伊，居易于固，其有夏之居”。《国语·周语》“伊洛竭而夏亡”；又云“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崇山”即“嵩山”，在伊洛一带。《孟子·公孙丑上》篇说“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史记·封禅书》称“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史记·吴起列传》载吴起对魏武侯说：“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至于《史记·夏本纪》中提到的“九州”范围，是源于《尚书·禹贡》。徐中舒据《左传》《国语》诸书记载之“九州”推测夏代地区：“此诸九州，皆指北至太行，南至三涂，东至阳城大室，西至荆山终南的九州，其地为夏人所居。”

当代学者也推测过夏人活动区域。如丁山在《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一文中说：“夏后氏起自今山西省西南隅，渡河而南，始居新郑、密县间，继居洛阳，展转迁徒，东至于河南陈留、山东观城，北至于河北濮阳，西至于陕西东部，踪迹所至，不越黄河两岸。”傅斯年在《夷夏东西说》中根据古籍所记对夏地进行推测：“夏之区域，包括今山西省南半，即汾水流域，今河南省之西部中部，即伊洛嵩高一带，东不过平汉线，西有陕西一部分，即渭水下流。”

随着夏人活动范围的判定，与大禹和夏初传说有关的“涂山”与“会稽”，也应重新加以研讨，这将有助于夏史的了解。《左传·哀公七年》称：“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韩非子·饰邪篇》称：“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涂山”，据杜预注云“在寿春东北”，由于杜注《左传》的影响，此说颇有势力。但考察夏人活动地区，禹远至安徽一带去会合“诸侯”，似有悖情理。综合近人的考证，“涂山”似应为河南陆浑县之“三涂山”，其地近伊洛嵩山，在古九州区域之内，合乎大禹在此会合“诸侯”。至于“会稽”，如指今浙江绍兴之“会稽山”而言，虽自两汉以来影响很大，显然也不合情理。近人考证意见颇不一致，有谓“涂山”即“会稽山”者。也有主张会稽即泰山，“在山东无疑”者。而钱穆教授考证说：“会稽山本称茅山，以地望推之，其相当于河东大阳之山乎？”钱氏之说，虽然目前还不能成为定论，但其地望却实实在在属于夏人活动范围之内，远胜于今浙江会稽山之说。

夏朝区域图

4.学校机构和礼器制度的传承记述

《吕氏春秋·先识篇》说夏有“太史”。《左传》引《虞书》皆称“夏书”。郑玄《易论》称“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孟子论三代之学校谓“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礼记·明堂位》所记礼器，常常是三代或虞夏商周并列，夏人已有了十日为名的习俗和昭穆制度。在文献史料里，夏代已有用铜制作礼器和武器的记载。《越绝书》载风胡子对楚王之言曰：“轩辕神农之时，以石为兵…；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当此之时，作铁兵…”。另外，从宋代出土的齐国青铜器叔夷钟以及近年发现的春秋时期青铜器秦公簋上的铭文，也有对夏代历史的记述。

夏代文化因文献不足，见于记载的虽只是一鳞半爪，并非详尽，但它是推测夏代存在的重要参考。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否认夏朝的存在。

（二）考古新发现

1.“二里头文化”的发掘

古代“城郭”的建造，实为早期文明发展的重要特征。古史相传“鲧作城郭”。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也考古证实，中国先民的聚落即已形成。城郭的建造是夏商周三代共有的特征，而夏与城郭的关系尤为密切。据推断，夏朝中心区在今豫西、晋南等地。

1959年夏，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率队在豫西进行“夏墟”调查时，发现了二里头遗址，从此拉开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

二里头遗址是二里头文化的命名地，初步确认为夏代中晚期都城遗址。其遗址位于河南偃师市，南临古洛河、北依邙山、背靠黄河，范围包括二里头、圪垱头和四角楼等三个自然村，总面积3.75平方公里。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二里头遗址对研究华夏文明的渊源、国家的兴起、城市的起源、王都建设、王宫定制等重大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学术界公认为它是中国最引人瞩目的古文化遗址之一。经碳十四测定，年代约为公元前1750年至前1500年，相当于夏代，距今有4000多年历史。遗存可划分为四个时期。遗址内发现有宫殿、居民区、制陶作坊、铸铜作坊、窖穴、墓葬等遗迹。出土有大量石器、陶器、玉器、铜器、骨角器及蚌器等遗物4万多件，100多件国宝级文物。其中青铜爵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还有奇特的绿松石龙形器（这为中华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二里头遗址上层发现的大型宫殿基址，是反映这一时期建筑水平的代表性遗存，已经发掘的两座宫殿遗迹都建筑在夯土台基之上。一号宫殿位于遗址中部，为整体略呈方形的夯土基址。东西长108米，南北宽100米，高0.8米。基址北部正中，为一座略高起的长方形台基，东西长30.4米，南北宽11.4米，四周有檐柱洞，可复原为面阔八间、进深三间的四层重屋式大型殿堂建筑。殿堂前是平坦的庭院；围绕殿堂和庭院的四周是廊庑建筑。夯土台基正南边缘中部是大门。一号宫殿东北约150米，为二号宫殿基址，南北长72.8米，东西宽58米，同样建筑在基址北部的长方形基座上，可复原为面阔三大间、进深一大间带有回廊的宫殿建筑。殿堂南面是庭院，发现有地下排水管道。围绕殿堂和庭院有北墙、东墙、东廊、西墙、西廊，南面亦有廊和大门。大门中间是门道，两侧为塾。这两座由殿堂、廊庑、庭院、大门等单位建筑组成的宫殿，布局严谨，主次分明，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宫殿建筑，其形制开中国宫殿建筑之先河。

二里头宫廷遗址模型

二里头出土青铜斝（jia)）

目前，多数学者认为，夏文化应以偃师“二里头文化”和豫西“龙山文化”为主要探索对象。此两处文化现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资料，为最终解决夏朝存在问题创造了有力证据。

各种文化年表

2.发达的铸铜技术与九鼎传说

禹铸九鼎

相传夏初已开始用铜铸“九鼎”，尤其春秋战国的学者更是言之凿凿。为纪念涂山大会，禹将各方诸侯进献的铜铸成大鼎。于是，气势磅礴的“九鼎”铸成。九鼎象征着九州，其中豫州鼎为中央大鼎（因豫州为夏王国核心统治区）。九鼎集中放置在夏王朝都城阳城，借以显示大禹成为九州之主。大禹称之为镇国之宝，各方诸侯来朝见时，都要向九鼎顶礼膜拜。九鼎于是成为“天命”所在，是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成为国家最重要的礼器。后来夏为商所灭，九鼎迁于商都毫邑。商为周所灭，九鼎又迁于镐京。后来周成王在洛邑营造新都，将九鼎安置在洛邑，谓之定鼎。这就是所谓“鼎在国在，鼎失国亡”。相传楚庄王曾观兵周疆，问鼎轻重。直至东周衰亡，战国末年战火频频，“九鼎”下落随之成谜，这是历史的遗憾。从甲骨文推测，夏初铸鼎之说是值得可信的。二里头遗址考古也表明，夏民已能铸造铜刀，开始铸造鼎、爵等礼器，这和夏朝铸鼎的历史记录是符合的。

3.农业、手工业等的发展

中国先民大量种植水稻及其他农作物，早已成为世界公认的事实。中国人工栽培水稻已有1万年历史，最早的丝织品也有7000年历史。传说禹的大臣仪狄已开始造酒，夏王少康又发明了秫酒的酿造方法。

从城郭遗址发掘来看，夏朝应出现了车子，车辙有1米宽，因与商朝已确认马车的2米宽车辙不同，所以不能确认是否是马车。

4.二里头陶器的13个符号与水书文字一模一样

水族是我国南方古代“百越”族群中的一支单一民族，主要聚居在今贵州南部三都水族自治县，是为数不多的拥有语言和文字的少数民族之一。水书是水族的一种古老文字，自称“泐虽”，汉译为水文或水书。水书历史悠久。著名社会学家岺家梧教授《水书与水家来源》中说：“水家古文字创制之时代极为古远，可上溯到殷商时代，并与甲骨文、金文有渊源关系。”水书没有统一刻版，系誊写抄录得以传习，现存有二百余字，显得古朴、稚趣、浑厚，几乎都停留在类似汉字甲骨文、金文等原始文字阶段。水书分类也较为复杂。根据水书的发展与演变，字体可分古体、今体、异体三种；字形结构大致分为干支数目字、象形字、形声字、会意字四种。水书作为水族一部古老的文化典籍，它直接或间接地记录了水族先民关于天文历法、生产、防卫、营造、婚丧、生育、祭祀、出行等诸方面的社会实践和认识，保存了大量水族天文、历法、气象和宗教资料，对研究水语的语言文字、社会历史、哲学思想、天文历法气象、文学艺术、宗教信仰等具有重大价值，堪称一种独特而珍贵的文化遗产。它至今仍在水族人民日常生活中（尤其在丧葬、婚嫁和营造方面）被广泛应用。

神秘的水书文字

水书文字符号

近年来，贵州组织了几十位渊博的水书先生对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陶器上的24个符号进行了辨认、识读，已破译出多数符号的含义。令人惊奇的是，在现存水书文献中，找到了与夏陶符号完全相同的13个文字符号。水族古文字与夏陶符号相同，有助于认定夏陶符号就是一种原始文字。这也说明古老的水书可能是夏文化的一种遗存。

二里头出土的陶器符号

文字演变情况

5.关于阳城的发现

不论是古本《竹书纪年》,还是《史记·封禅书》记载，都说舜把位子传给禹，而禹觉得应该传给舜的儿子，他不该继承天子位。禹为了躲避这个事，就跑到阳城去隐居。但最后老百姓还是拥戴大禹，所以大禹就在阳城建立了自己的都城。阳城在什么地方，文献记载有说河南，也有说山西。河南也不只限于登封有阳城，开封附近也有阳城。从考古印证来看，夏阳城可能是登封的王城岗遗址。

二十世纪70年代，河南考古研究所的安金槐先生带人在王城岗遗址考察，发现有一个小城址，有100米长、100米宽、两道墙。安先生认为，王城岗这个遗址，应该就是历史记录中禹都阳城所在地。在离王城岗遗址东北方向约十五华里的地方，发现了战国时期韩国的阳城，其出土陶文显示，战国时人们就把这里叫作阳城。因为这个小城址面积太小，一些人不认可安先生的看法，于是在当时学术界没有得到公认。后来，大家认为王城岗遗址确实重要，就提出重新发掘。考古发掘的结果令人兴奋，在这个小城的外面居然又发现了一个大城，达34.8万平方米，且大城北城墙还突破了小城的北护城河。这就提供了一个确凿无疑的考古地层关系，也就是小城要早于大城。按考古学分析，王城岗遗址在河南龙山文化考古分期中，小城是建在第二期，大城是建在第三期。根据碳十四测定，小城建在公元前2100多年，大城建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这与根据文献推定夏朝开始于4000多年前的结果相符合。最后，多数考古学家认为，王城岗遗址后来发现的这个大城，代表的应该就是“禹都阳城”，即夏朝最早的都城所在地。

王城岗遗址

6.关于“涂山之会”的真实性

据史书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大禹经过多年努力治理好了洪水，在涂山召开了一次庆功大会。这次涂山之会被认为是夏王朝建立的标志性事件，四方部族方国都带来了朝贡的礼物，大国献玉，小邦献帛。涂山究竟在现在的什么地方，说法很多。仅安徽就有三个，一个在蚌埠，一个在六安寿春，一个在巢湖。

前几年，中国社科院山东考古队在安徽蚌埠市禹会村发现了一个面积挺大的龙山文化遗址，其出土遗迹和遗物很有研究价值。考古队发现，这里有一个长方形用土堆起来的台基，最上面用一层白土覆盖。台基面偏北处有一个烧祭面。在南面的台基中央可看到密密麻麻的长方形柱坑，一共有35个，大小相近，距离相等。这样的台基在以前考古中从没见过。考古队有一个想法，他们认为这35个长方形小坑，可能是当年用来插旗杆用的。也就是参加涂山大会时各部落代表到来后，挂出自己部族的旗帜，表示来参会了，这与今天的国际盛会挂国旗极为相似。与此遗迹相关的是，在其左侧发现灰坑、灰沟等，里面出土了很多比较杂乱的陶器，有多种不同样子，且不是一个单纯的考古学文化遗物。这些陶器有山东龙山文化的痕迹，还可看到河南龙山文化及南方陶器的踪影。在它附近还发现一些不很坚固的房子痕迹，使用时间较短，好像今天的工棚性质。所以考古人员推测，这些“工棚”很可能是当年来自四方的诸侯来参加涂山大会时临时居住的地方。不过这种解释还需要进一步证实。从安徽省蚌埠市禹会村的考古发掘足以说明，涂山大会的历史记载，应是可信的。

遗址复原图

7.禹征三苗的考古发现

“禹征三苗”见于先秦文献记载和司马迁的《史记·夏本纪》。三苗在哪里呢？《战国策·魏策》说：“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说明三苗活动地域大约在长江中游。由于三苗常和中原部族对立，所以尧舜禹都去征伐它。最后夏禹把三苗彻底解决了，令其一部分迁到了甘肃，一部分被融合到了中原文化（龙山文化）之中。

湖北考古工作者在长江中游考古发现，距今4000多年的石家河文化晚期,一些遗址面貌发生了很大改变，出现了不少河南龙山文化的因素。测定年代，与王城岗遗址的测年基本一致。它的一些风俗，如瓮棺葬之类，过去比较标准的石家河文化时期是没有的，但在河南龙山文化中就有这个传统。考古人员在后石家河文化阶段还发现了很多玉器。这些玉器不像河南龙山文化的传统，可能与山东龙山文化有关。所以这些考古发现表明，文献记载的“禹征三苗”，应该确有其事。

各种文化位置图

四、小结

今天，夏朝认定比过去清楚得多了。从古籍记载、考古发掘和研究等角度证明夏王朝存在的工作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国内绝大多数学者和国外部分史学家也对夏王朝的存在表示了认同。如最近出版的美国著名史学家威廉·麦克高希的著作《世界文明史——观察世界的新视角》在谈到世界最早的文明社会时便明确指出：“大约公元前2000年，中国的文明在新石器文化出现的地方发展起来，夏及后来商的统治者在黄河流域建立了王国，在那里他们建造了规模相当的灌溉工程。第一座城邦二里头，建于公元前1900年。”

我们相信，夏朝是否存在这个历史之谜，随着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的努力，将在不久的将来被破解，昭示天下。

夏朝形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