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脚铜香炉清代图片看这里!云南掌故｜老昆明的琐屑风俗

消失的市政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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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旧社会的好方法是看当时民间流行的琐碎风俗。从这些习俗的细节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的思想倾向和人民的感情寄托。

今天我们再次借助罗养儒先生的这幅“VR眼镜”，来观察清末昆明人的生活日常。为了您的阅读方便，我们节选了原文主要内容改编为通俗易懂的白话文。翻译中有不妥之处，请不吝指正。

娱乐

清末民初的昆明社会，过新年的时候，不论城乡，男女老幼都要穿新衣戴新帽着新鞋，青年妇女都要在发髻上插朵鲜花或者绒花（假花）。

在正月初九之前，男女老幼都有各自的娱乐活动。更早的时代，妇女们必须缠足挽髻，出门走动不是很方便，所以过年时，只能在家里的青松毛上聚集些人，要么玩掷骰子赶老羊的游戏，要么掷状元筹、升官图，或者打狮子围，较老些的则聚在一起摸骨牌。

男子们除了外出游玩外，也会邀约些朋友打大字牌，打花湖、石湖（花湖是由骨牌演变来的，以纸作牌，印有天九、地八、人七、和五、梅花、长三、板凳等，每样各四张，求和的方法则有多种。石湖也是用纸制成，印有饼、索、万及红花、老千，也是各四张，打法和现在的麻将类似。花湖和石湖两种牌明代时就有了，可以说是一种古代的赌博游戏）。

多数玩得不大，一个场上一共也就三五百文铜钱，图个乐呵而已。

当时的青少年，在读书习字之外，也是有娱乐活动的，比如跳黄牛、跳海牌、放响簧、打抛球、踢毽子、打铁环……或者以钱撞钟、以钱丢坑、以钱杀魁。文艺青年们，则多数喜欢下老和尚棋、下三三棋等。女孩子玩的，一般就是踢毽子、打跌落、放响簧。

最有意思的是一群孩子坐在一起唱童谣。比如“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子送姐姐。姐姐留我歇，我不歇，我要去张家楼上去打铁。打到正月正，狮子闹龙灯。打到二月二，龙抬头。打到三月三，荠菜花献牡丹。打到四月四，四个铜钱料个事。打到五月五，五只龙船敲花鼓。打到六月六，家家门前晒红绿。打到七月七，七个果子甜如蜜。打到八月八，八牙西瓜献月牙。打到九月九，九朵菊花泡烧酒。打到十月十，十个老鼠出来偷屎吃。”这首歌谣唱的是张献忠、李自成起义之后，清军入主中原的景象。

小孩子们拿到压岁钱，都喜欢去街上买玩具，要么买花炮放，要么买小零食，晚上则去三牌坊（金马坊、碧鸡坊、忠爱坊）买花灯。

孩子们最爱的玩具，排第一的是花小鼓，这个小玩意儿非常热销。在光绪十年（1884）前后，我家住螃蟹巷，隔壁一户姓何的人家专门卖小花鼓，被大家称为“何小鼓家”。

他家里两间房都堆满了花鼓，一直堆到了房顶，数量没有一万也有几千吧。这家人曾经说：“每年要卖两万多花鼓，我们一家人做不过来，还有一家在别处做着，因为昆明、晋宁、宜良、呈贡这些地方都要来进货啊！”

制作花小鼓，是用一条一寸来宽的薄木片围成圆框，蒙上一层猪尿泡，再涂上胶粘牢，印上花纹，填些各种颜色的油胶，用木框箍紧，敲击会发出咚咚的响声。鼓面直径约五寸，只有一面蒙了猪尿泡，另一面是空的。每只小鼓值三十多文铜钱，卖鼓的每只能赚十多文，积少成多，每年也能赚一二百两银子，足够养活一户五六口人了。

正月里的昆明，从四牌坊到三牌坊的一段路上，夜里挤满了卖灯的人，各式各样的花灯，不下五十种。买灯的人也多，有时把整条街都挤得水泄不通。

最好卖的品种是小红灯笼，孩子们几乎是人手一个了。其次是各种走马灯、花篮灯、鱼灯……买灯的习俗是从古时上元节观灯演变过来的，年年都延续着。

昆明城里扎灯卖的大概有十几家吧，都是上半年做纸灯笼、风筝，下半年就专门扎灯，收入足以支撑一家人的生活。也有些不专门从事此业但会扎灯的人，闲暇时扎几个好看的灯，等过年的时候拎出来售卖。所以过年的时候卖灯的人比平时多很多，十分热闹。

养鸟

昆明的男子不论老少，最喜养鸟。第一爱养的是一种被称为“枝子花酒”的雀鸟，本名“偷仓”，出自东川一带。春天时鸣叫，每叫一声，能发出四个音，听上去像是“枝子花酒”四个字。还有更牛的能发五个音：“枝子一杯酒。”这种鸟颇为贵重。

还有一种紫雀，老家也是东川附近，也能叫出类似的人言，但能唱“枝子花酒”的很少，一般是唱“喜鹊花酒”或“贵妃醉酒”，也有能叫“枝子酒”三个字的，但这些就算不上名贵了。

我之前曾经养过两只紫雀，一只能唱“贵妃醉酒”，一只能唱“新媳妇请杯酒”六个字，跟人说话一样逼真，养鸟的朋友们都说很少遇到这样的雀鸟。

神奇的是，这种能“说人话”的鸟儿只能在东川一带和昆明附近生活，换地方就会死，堪比鸜鹆（qúyù）不能过河的传说。

昆明人养“枝子花酒”，可以说比对祖宗还好。每天早晚都要带鸟去草地上呼吸新鲜空气，喝的水必须清洁干净，吃的食物必须润滑好入口，天冷的时候要套上笼帏御寒，天热了要拿掉笼帏透风。鸟儿的唱腔如果不清脆了，要喂它们吃紫苏子；如果唱得太累了，还要喂西洋参泡的水……伺候得这么精细，只希望鸟儿能一鸣惊人，听的人便心满意足。

但是，要把一只雀鸟养到能开口唱出调子，得到大家的称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如果谁能一口气唱两三百声而音调不杂不乱，那就称得上是鸟中翘楚了，就能去茶馆里当“雀老师”。那些唱得不好听的鸟们，则被主人遮上笼帏，带去茶馆里虚心听老师怎么唱。

雀老师的主人按喝茶的碗头，一碗茶加收一两个铜元的学习费。一两百碗茶的场子能赚不少钱，雀老师的身价自然就高，有的甚至值黄金十两八两，超过了有钱人娶一个漂亮姨太花的钱。所以在当时，养鸟的人并不全是为了玩儿，只要养好了，发家致富是极有可能的。

因为指望着自己养的鸟有一天能身价倍增，于是鸟主人们对鸟的食宿就更加精心了，一个上档次的雕花竹雀笼，能卖三四十两，一对装食物和水的小瓷缸也要卖十两八两的，有的连笼帏都要用真丝质地的，实在是非常讲究。

人和鸟形影不离，主人去茶馆酒店都要带着鸟儿，去听戏也要把鸟笼举到头顶带着去。养了雀教师的人带鸟出门上课，那得意劲儿，比紫微星下凡还嚣张。

“枝子花酒”这种鸟，一般只在早上和晚上各鸣唱一次，所以雀教师也是早晚各一次在茶馆“讲课”。到了晚上，茶馆里灯火璀璨，人们都寂静无声，只有一声接一声的“枝子花酒”传来。主人在心中默数，等鸟叫到两三百声，就把黑色笼帏放下，一旦没了亮光，鸟儿就不叫了，雀老师也就算“下课”了。

这种鸟只有云南有，而把养鸟一事做得这般讲究的，也只有昆明人。这也可谓是当时的一种地方特色了吧！因为养鸟之风太盛，官府曾发禁令不准养鸟，认为养鸟使人们玩物丧志，已是一种恶习。

信仰

昆明人好善向佛，信佛必要诵经，当时的人都认为诵经能消灾免难，除罪恶、添福寿，求财得财，求喜得喜。所以很多妇女都爱请寺庙里的僧尼诵经拜忏，遇到过生日、家中添人丁、妇女怀孕、替家中男子谋事求财，都要在家里敲法鼓木鱼，摇法铃。所诵的一般就是金刚、药师、观音、弥陀等经文，怀孕的则念诵《血盆经》《三生解冤经》，礼的多是大悲忏。

诵经花的钱其实不多，但主人家寄托的希望却很大，一旦做过这堂佛事，便觉得安心，至于所求之事有无应验，都不会再提。

还有去莲花寺观音殿求子的人家，得子后到殿上还愿，挂匾、挂幡，甚至替观音换袍服的都有，这时候难免也都要请人诵经。于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各寺庙的僧尼们天天都有经事，忙得不亦乐乎。光靠替人诵经，就能养活男女僧众五六百人。

妇女们不但信佛，也信鬼神。遇到家中有人生病，或者不清吉、谋事求财不顺的情况，都要去比较灵验的城隍庙或者土地庙求神许愿，一旦病者痊愈，灾祸消除，所谋的事和所求的财都实现了，便毫不吝啬地去庙里还愿酬神。

比较有钱的人家，除了准备敬神用的三牲酒醴（li，甜酒之意），还要请一个戏班子到庙里唱演一天，不过这种规格只有城隍老爷才能享受。不请戏班的，就要送一个牌匾到神殿前表扬神功。当年城隍庙白衣财神前的牌匾，简直多到没地方挂。

除了以上这些，过去昆明还十分流行许愿说书。也就是请盲人说书者来讲《香山传》《祖师传》《火轮传》《蟠桃传》等民间故事。一部《香山传》，要讲半个月才封坛。价格不菲，一般要二三十两，但妇女们都心甘情愿出钱。

昆明妇女信鬼的程度，也不亚于信神。家里如果有人突然头疼发热，一般都会认为是被鬼“撞磕着了”。破解方法是用一只鸡蛋放在镜子上占卜。由一人扶着鸡蛋，把自己所知道的鬼神之名挨个念一遍，当念到某个鬼或某位神仙之名时，鸡蛋能立在镜子上的，就算是“占着了”。

对于鬼，要烧纸钱、泼水饭来禳（昆明人说成“展”）送，如果不幸撞了某一邪神，就必须要去纸马铺用三十六文钱买一堂神纸，并去卖猪肉的地方讨一块指头大的猪肉，名为“喜肉”，将这块“喜肉”和神纸花钱、黄白纸钱一起烧了，才能把邪神送走。

家中若是有人突然神疲乏力、手脚酸软，则被认为是“失魂落魄”，就要请人来烧松毛、踏门槛叫魂。这种破解方法名为“叫伴”，如果无效再请人占卜。占卜的结果一般都是要去涌泉寺、三姑娘庙、铁峰庵、西山龙王庙等地招魂，也是一种“叫伴”。做这些事的人被称作“禳送妈”，这类人在当时的昆明城内有几十个，都是靠“叫伴”来谋生。可见当时的家家户户，特别是妇女们，对鬼神之事有多重视。

因为敬信神佛，家里的佛桌神龛是必不可少的。昆明人基本上家家都敬奉观音像，多半是画像，也有些讲究人家供的是铜铸的佛像。如果遇到信奉中三教（儒释道）的，多是供观音、文昌、祖师的铜像，除了这三位外就是关羽关圣人。有时还会把泥塑的魁星、财神、火神、土地等放在一起供奉。

这些神像大的将近有二尺高，小点的也有一尺左右。关圣像旁边一般还立有周仓、关平。这样一来大大小小的神佛像就摆满了一神台。虽然不是家家都有这样的排场，但多数讲究的人家都是这样的。

有神佛像供着，自然就要有香炉、烛台、灯台、花瓶、净水碗等玩意儿陪着。于是神台上古瓷、古铜的花瓶，古铜的文王炉、葡萄炉，紫铜、黄铜的直耳三脚香炉都很常见，甚至还有斑铜炉、宣德炉、康熙窑香炉等宝贝，加上古铜的童子烛台、莲花烛台，一眼看过去真是一片古香古色。

这些物品中，有两三百年前造的，也有五六百年前的古董，工艺非常精致，神像刻画尤其尊严，说是文物也不为过，有的珍贵程度足以传世。

就算是最穷的人家，也必须要有一幅观音像、一座香炉、一对烛台列于佛桌上。这可以说是昆明当时的社会风气了。看一户人家的佛桌神台，就能知道这家人家境如何。

所以有些见识浅的妇女，在将女儿许配人前，一定要先去提亲者家里走走，名为“看人家”。如果看到对方神桌上漂亮璀璨，就认为一定是富贵人家，女儿进门一定有好日子过。于是就有些人“投其所好”，专门打扮好神台来掩饰自己家的真实境况，这也算是一种笑话了。

衣着

昆明民风向来敦厚淳朴，在七八十年前（清末光绪年间），讲究穿戴的只有一些当官的人，要穿绸穿缎甚至皮袍皮褂。土农工商们是断然不敢这样奢华的，一般都是布衣布裤、布鞋布袜，除了秀才外腰间都缠一根布腰带，最多就一顶瓜皮帽是缎子做的。

只有去做大客时，才从箱子里翻出绸缎衣服穿上。一件线绉马褂、一件贵州茧绸衫，或是一件四川绸衫，穿在身上就好像老虎皮一样，仿佛瞬间高人一等，有了吃人的资格。而且很多人穿的绸马褂、绸衫，都是结婚时定做的，过了二十几年，还是半新，说明穿的时候实在不多。

有些家境殷实的年轻人，遇到亲友家有婚丧事前去帮忙时想炫一把，穿件湖绉（浙江湖州出产的有皱纹的丝织品）衫，上面套件布衣，系条湖绉腰带，穿条湖绉裤子，就会被人讥讽为“开假”（现在“装逼”的意思）。可见当时昆明的社会风气是重在俭朴的。

从前的男子出门，天晴时戴一顶细蔑帽，下雨则戴一顶油蔑帽。撑一把油纸伞的就算是讲究人了，如果见谁撑把布洋伞，那一定是非常有地位有身份的人。雨大的时候，出门办事的人一般穿一双钉靴，在石头路上走着，满街都是“夸沓、夸沓”的响声。

妇女的穿着，在家时也十分朴素，身上的衣裤大多是素色，浆洗得干净洁白，虽然是布衣，却不显得粗糙。偶尔走亲戚，才穿上粉红、淡绿或者春花色的新布衣，配条湖绉或彩缎的灯笼裤。但是在街上走的时候，在红绿布袄上还要罩上一件蓝色的布袄，以免过于招摇。手上也不过是戴一对银手镯和镀金的银戒指。这说的还是年轻女子的穿着，如果是中年以上的妇人，则一律是扎了裤脚，穿件蓝布长袄上街。至于绸缎衣服，不要说平时在家没人穿，就算是一般的宴席也不敢穿，必须是遇到很大的喜事或做大客时，才穿这些高级衣服。

以前用来做衣服的布料，比如线绉、宁绸、杭缎、杭纺、苏绉、线春等，无一不是细软结实，永不变色，而且很耐穿。每一件绸绉衣服都能穿上十年八年，就算是外国舶来的哈喇、小呢、哔叽、羽毛等服装面料也都很耐穿，其中大哈（喇）是最好的面料。所以从前的人做一件哈喇马褂或者袍子，可以一直从父亲穿到儿子，再传给孙子。这些面料比现在的好十倍以上，哪里像现在一些衣服，跟纸片似的。这也跟社会的经济状况有关吧。

当时妇女们做客时的妆饰，在现在看来实在是又土又俗又笨重累赘，看上去还很奇怪。一个高鬏鬏（jiu jiu，在当时即高髻）配上一个大燕尾，要多奇葩有多奇葩，但是在当时大家都是这样的发型，并且还都被认为非常漂亮。

一般少妇去做大客的时候，头上戴满珠翠，高髻上还要套一个五六寸长的马尾鬏，旁边插一对大概四寸长、一寸半宽、重三四两的银镀金点翠的大宝石花。这对花要值十多二十两银子。除了这对宝石花，还要插很多大大小小的珠翠，满头插下来，就算没有半斤也有五六两重。当时的金银首饰，大都是十分笨重的，一对金耳环就有五钱（25克）重，再加上一对玉连环，有多重可想而知。想想当时的女人们也是造孽。

青年妇女去做大客，不只头上要特别妆饰一番，身上脚下也要认真收拾。穿袄、穿褂、穿裙，都要按礼仪来，缺了哪个都不行。至于衣服上的佩带之物就有点俗了，什么怀镜啊、大香包啊、大银三丝啊都挂满在胸前。而且当时妇女的衣服非常宽大，袖宽一尺三四，长二尺三四，一套裙袄褂穿在身上已经是非常不自然了，再加上这些妆饰，又配上一对小脚，一个好好的人，弄得扭扭捏捏。但是这样的装扮，在当时人眼里却是很美的，如果今天谁穿成这样走在街上，搞不好可以成网红哦。

前面说的，都是清末昆明流行的一些风俗，这些风俗有的已经消失，有的还能零星的见到，他们呈现的是当时社会的真实面貌，站在我们现在人的视角，也许不能简单用“陋俗”来概括。

像罗养儒先生这样，不带评判的记录下那个时代民众生活的诸多细节，也许才是保存这些琐屑风俗最好的方式。

掌故

本文主体内容改编自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5年3月出版

《纪我所知集|云南掌故全本》

「往昔昆明之琐屑风俗」一文

内容改编：李爽 益珲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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