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中国“十二地支”来自古西亚“黄道十二宫”
在当代天文史考证下，“古中国天文学西来”说虽然有失偏颇，但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的确，像占星学的“分野”、历法学的“闰年”，不消西亚人输送知识，古中国人也可以自发摸索出来。但天文、历法系统的基石性理念，西亚传至古中国的脉络与证明推理无可辩驳。没有古西亚的“黄道十二宫”，就没有古中国的“十二地支”、“太岁纪年”、甚至“二十八宿”。
论述“十二地支”与“十二宫”之同源最精到的，至今仍然是郭沫若在1929年出版的《释支干》。不论郭老的操守德行如何、公私生活怎样，他的金石考据学本行素养是海内独步、无可挑剔的。
郭老比较古中国“十二地支”与古西亚“十二宫”的方法很简单：“十二宫”的星座符号、古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读音，与“十二地支”的甲骨文图像、“二十八宿”的星图与甲骨文形态、“十二太岁纪年”的汉语读音相对照。结果几乎完全一致。
古巴比伦的“黄道十二宫”
而古西亚“十二宫”初始的时间点是公元前45-23世纪、成熟时间点是公元前13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初创性举世公认，在使用甲骨文的古中国殷商时代之前。要说古中国“十二地支”不是沿袭自西来知识，实在难以服人。摘录一下《释支干》的具体考证，大家就能自行判断。
“太岁纪年”系统对应“十二地支”的十二个太岁年名，汉语名字的拗口和难解在两千多年来一直令人疑惑。
“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在卯，曰单阏。在辰，曰执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协洽。在申，曰涒滩。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阉茂，在亥，曰大渊献，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奋若。”这一串念下来，两千年来的普通人只会有一个想法：“这是啥意思啊！”
但郭老的考证就可以解释，对应“十二地支”的十二个“太岁年名”，就是“十二宫”的古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单词读音转写而成。
比如“十二地支”中的“卯”，对应的“太岁年名”是“单阏”，甲骨文字作
或者
。而“狮子座”的符号是
，古阿卡德语的读音是 šarru。
并且“卯”在“二十八宿”中对应的是象征帝王的“轩辕”宿，古阿卡德语中的“国王”也读作 šarrum。从文字到语言到寓意，根本就没啥区别。
其他类似的，还有“十二地支”中的“寅”，对应的“太岁年名”是“摄提格”，在“二十八宿”中对应的是象征战争的“角”宿。而“处女座”在古阿卡德语中的读音是ishtar kak，意为“女战神伊斯塔尔之星”。
再比如“十二地支”中的“丑”，对应的“太岁年名”是“赤奋若”，在“二十八宿”中对应的是象征执法正纪纲的“亢”宿与“氐”宿。而“天枰座”在古阿卡德语中的读音是 zibanitu，意为“上天仲裁命运”。
这些都是古中国“十二地支”与古西亚“十二宫”的字音、古中国“二十八宿”与古西亚“十二宫”的寓意若合符节之处。如果读音、含义、字形几乎相同的两个词不算同一源头的话，那也只好摊手了。
古中国占星学与古西亚前辈重合处不止“十二地支”
说实话，怪不得从20世纪初到现在，无数学者都在鼓吹“古中国天文学西来”说。因为内容雷同处实在太多，而且雷同内容一排时序，大都是西亚在前、中国在后。
比如公元前6-7世纪的亚述皇家图书馆里的占星学泥板上，说“当火星逆行至天蝎座时，君主不能盲目放松警惕。在这凶兆下，君主不能轻易外出”。而公元前1-2世纪的《史记·天官书》里，称“火犯房、心，王者恶之也”。考虑到“心”宿、“房”宿都是天蝎座的主要亮星群，这时差五百年、地距几万里的两段占星卜辞，其实说的是同一个意思。
古亚述占星学泥板
当然，这种雷同可以用“相似不一定同源”圆过去。毕竟亚洲大陆两端的古人看到火星运动轨迹的异常，说不定都会想到“皇上要死”，不一定有知识产权专利源头。但是“十二生肖”所依据的“十二地支”及其配合的“太岁纪年”，与古西亚的“黄道十二宫”，其雷同处就没法轻易糊弄过去了。
十二兽搭配地支纪年直到12世纪才在汉地生根
“十二生肖”，是十二兽图腾匹配“十二地支”的纪年系统。“十二地支”来自古西亚，就算不是板上钉钉，可供质疑的空间也不大。而十二兽系统虽然也有西亚源流，但对于中国人熟悉的“十二生肖”，北亚其实才是切近的源头。
有确证的是，世界上古史上，使用十二兽计时的文化是由首创“十二宫”的古美索不达米亚诸文明开始，向外围逐渐扩散。
首先接受十二兽计时习惯的是古希腊与古埃及，然后随着亚历山大东征，十二兽计时习惯传播到外伊朗与北印度的希腊化占领区。十二兽计时系统在印度扎根后，又随着佛教的传播途径从陆路传向中亚与北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十二兽计时系统的传播链末端才是中国，而且扎根散叶广为人接受的时间已经是中古末期的12世纪了。
直到公元4世纪，古中国的纪年系统还在通用“太岁纪年“，神兽图腾也是通过配属“太岁”与“地支”相关，动物与地支的关系并不完全明显直接。在晋代人的作品与语录中，“岁在龙蛇贤人磋”、“白鸡王酉，今太岁在酉”，都是佐证。
但受佛教影响更深的中亚与北亚诸游牧民族，直接借用佛经的十二兽计时系统来纪年。公元6-8世纪的突厥碑文中明确使用兔年、羊年、鸡年、虎年、猪年、蛇年、龙年等单一纪年单位。
公元6世纪中期的鲜卑贵族宇文护，其母亲的来信中称：“昔在武川镇生汝兄弟，大者属鼠，次者属兔，汝身属蛇”。虽然宇文护在北周与隋朝历史中很重要，但因为他的鲜卑北六镇出身，此人其实仍然是事实上的胡人。
直到唐、宋，十二兽纪年对于华夏文化人来说仍然是胡人的稀罕玩意。《唐书》在提到7-9世纪的“黠戛斯国”时，特地要注明“以十二物纪年，如岁在寅，则曰虎年”。《宋史》在提到10世纪末的吐蕃时，也特地要注明“数十二辰属，曰兔年如此，马年如此”。若“十二生肖”当时在汉地足够普及，那么官方档案文献中不至于少见多怪地啰嗦这些。
对佛教与西来文化接受更深的辽国高官，直接在墓顶画上了“二十八宿”与“十二星座”的对应。
十二生肖在古中国足够普及的文本证据，至少要等到12世纪了。12世纪的头几年，有人向宋徽宗上书，称“十二宫神，狗居戍位，为陛下本命，请禁天下屠狗”。如果当时“生肖”、“本命年”等概念不够深入人心，不会有人胆敢拍这种脑袋挂腰带上的高风险马屁。
12世纪末，朱熹刁难学生，给的问题是“十二属相起于何时，首见何书”，学生“无以对”。如果当时十二属相不够家喻户晓，这种刁难也就毫无意义。而在当时，泉州、广州已经有清真寺了。
当然，有种族自豪感强烈的中国人，使劲想挖掘出生肖的本土根源来。有人抓住《诗经》中一句“吉日庚午，既差我马“就称春秋前就有“十二生肖”，这个观点在清朝就被喷得无法回击：“拿这句就能断定‘午马’代表整个‘十二生肖’了？那怎么翻遍春秋文献找不着子鼠、寅虎呢？”
也有人拿各地出土的秦简上的占卜指南，称先秦就有“十二生肖”，根据是其中的《盗者》篇提到了地支与动物。但《盗者》篇是用来占卜盗贼长相的，提到动物是用来比喻盗贼长相，不是用来纪年。“鼠也，盗者兑口希须；牛也，盗者大鼻长颈；兔也，盗者大面头”这些卜辞要是能用来证明“十二生肖”纪年，按这种逻辑，2016年的生肖属相就是“窃·格瓦拉”。
别说，《盗者》篇的描述还真挺符合窃·格瓦拉老师的。
通过这通梳理，其实不难发现，不仅“十二生肖”在中国生根，得托古西亚与北亚外来输入的福。单论在世界占卜史上的渊源，“紫微斗数”系统得管“星座塔罗”系统叫二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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