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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清代中叶,干货看这篇!明末清初的人口数量有多少?为何清初的人口统计方式有误?

文/你史不史啊 明季,河北五省皆大饥,至屠人鬻肉,官弗能禁。 达到当天最大量API KEY 超过次数限制

——(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八

一、“小冰期”降临之后

17世纪中叶中国人口的急剧下降意味着明代人口周期的终结和一个新周期——清代人口周期的开始。

人口的下降始于17世纪20年代,而以40年代的下降幅度为最大。17世纪正是地球的寒冷时期,所以又被人们称作“小冰期”。在中国,寒冷的气候从1620年差不多一直延续到1720年。

小冰期初起时,对中国的影响完全是灾难性的。尤其是北方,突然变得异常寒冷和干旱的气候,使农作物的生长期大约缩短了两个星期。旱魃与蝗灾交相肆虐,结果经常是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北方各省人民,尤其是广大贫苦农民,因饥馑而陷入了死亡的绝境。

在中国,寒冷的气候从1620年差不多一直延续到1720年

除了北方的饥馑外,兴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满人也对明王朝的辽东地区造成了严重威胁。可是此时的明王朝早已度过了它的辉煌的鼎盛时期。腐败的吏治,不绝的党争,使得它无法应付日趋加剧的内忧外患。各级官府只知一味征敛,根本不顾百姓的死活。幸存的饥民被迫铤而走险,纷纷加入反叛者的行列。

造反的农民军与政府军之间的战争从17世纪20年代末一直持续到1644年明王朝覆灭。饥馑与战乱使得北方地区到处呈现凋敝的景象。

据清朝初年的记载,直隶是“极目荒凉”,“百姓流亡十之六七”;山东是“地土荒芜,有一户之中止存一二人,十亩之田止种一二亩者”;河南则是“满目榛荒,人丁稀少”,“大江以北,积荒之地,无如河南最甚”……

1644年清军大举入关后,激起了各地的强烈反抗。明朝残余势力与农民军的反清斗争一直坚持到1661年。以少数民族而入主中原的清王朝对抵抗者采取了血腥的屠戮政策。

1645年清军攻破扬州,10天杀死80万人,史称“扬州十日”。嘉定前后三次被屠城,死者2万余人,史称“嘉定三屠”。江阴城破后,近10万人死于非命,幸免于难者仅53人。其他重要城市,如松江、漳州、广州、南昌等都遭受到程度不等的破坏。南方的半壁山河也在清军的烧杀抢掠下支离残破了。史载,湖南、两广等地,“弥望千里,绝无人烟”;四川省直到康熙十年还是“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

明末自然灾害严重

1661年南明的最后一个小朝廷败亡以后,清王朝的统治秩序逐渐安定,社会生产力有所恢复,人口也缓慢回升。然而为了隔绝东南沿海人民与郑成功等反清力量的联系,清朝当局在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实行海禁,并几次下令迁海,将沿海各省居民统统内迁五十里,“尽夷其地,空其人”,致使这些地区“老弱转死沟壑,少壮流离四方”。

在1673~1674年间,又有原已降清的明朝将领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等起兵反清,史称“三藩之乱”。清政府耗费了极大的人力物力和八年的时间才将他们镇压下去。长江以南各地,尤其是西南的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人民的生命财产又一次遭受严重损失。

可见,从1620年到1680年,也就是明末清初的60年间,是中国人口急剧下降然后缓慢恢复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人口损失极为惨烈。

估计谷值的时点大约是在1650年前后。对于人口损失的严重程度,雍正帝曾有过概括的估计。他指出:在明末清初的变乱中,“中国民人死亡过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孑遗之叹。其偶有存者,则肢体不全,耳鼻残缺,此天下人所共知。康熙四五十年间,犹有目睹当时情形之父老垂涕泣而道之者”。言之凿凿,显然有所根据。

因此,1650年前后的中国人口大约只有明代人口峰值的50%~60%,也就是在0.8~1.0亿之间。

古代频繁的战乱导致人口骤减

二、新秩序下的人口增长

17世纪80年代,清政府先后平定“三藩”,统一台湾,稳定了对广大汉族人口居住地区的统治。相对安定的和平环境,为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人口的迅速增殖创造了条件。

像历代新王朝开始时一样,清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招徕流亡,蠲免赋税,给人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经过数十年的努力,终于大见成效。社会财富和人口的空前增长,使得清王朝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即所谓“康乾盛世”。

整个“康乾盛世”,从17世纪80年代初平定“三藩之乱”起,到18世纪90年代乾隆帝退位,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前后几乎达120年。

不少人认为,“康乾盛世”的后半段,即乾隆朝的60年,是清代人口增长最迅速的时期。而最早得出这一结论的,正是乾隆帝本人。1793年,已入耄耋之年的乾隆帝在一份“上谕”中说:“朕恭阅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四十九年(1710)民数二千三百三十一万二千二百余名口,因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共三万七百四十六万七千二百余名口,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五倍有奇……”

康乾盛世,人口逐渐恢复并增长

虽然从统计数字本身来看,1793年的“民数”确是1710年“人丁户口”数的13.2倍(即增“十二倍有奇”,而不是乾隆帝所说的“计增十五倍有奇”),但这只是将不同的统计对象用作比较而产生的一种假象。由于出自皇帝的“金口”,清人当然不便加以辨析,后人也就以讹传讹了。

其实清代人口增长最迅速的时期,是17世纪80年代到18世纪30年代,也就是康熙中叶到雍正年间。

历史学家罗尔纲在《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迫问题》一文中对此曾有过分析。他指出,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太平盛世,也是清代人口增长最快的时代。他举了三条理由:农村经济逐渐复兴;国内长期的安定环境;没有大的灾荒、疫疠。他写道:“这一个时期,又是一个年丰人乐的时期……所以祖孙父子生育繁衍,老耆以寿终,幼孤得遂长。”

因为不能直接利用现成的人丁统计(具体理由我们将在下一节中加以阐述),对1680~1740年间的人口只能参照其他资料进行粗略的估计。期末,即1740年前后的人口,我们利用乾隆时期的民数统计进行推算,估计可达2亿左右。期初,即1680年前后的人口,估计不超过1亿。据此推算1680~1740年间的平均年增长率约在11.6%。

清代人口增长最迅速的时期,是康熙中叶到雍正年间

三、名不副实的“人丁”统计

如前所述,清代初叶从1644年到1740年,也就是从顺治元年历经顺治(18年)、康熙(61年)、雍正(13年)三朝,直到乾隆五年的近百年间,是中国人口由锐减到缓慢恢复到进而迅速增长的时期。但这一变化,在清朝的官方统计中却没有得到如实的反映。

《清实录》自顺治八年(1651)起,于每年年末登载当年的“人丁户口”。这一年全国的“人丁户口”为10633326人。

以后虽迭有增加,但在顺治、康熙两朝的多数年份里,这种“人丁户口”的增长极为有限,有时几乎呈零增长的状态,甚至一度还出现负增长。直到80多年后的雍正十二年(1734),统计的“人丁户口”仅增加到26417932人,即使再加上所谓“永不加赋滋生人丁”937530人,仍只有27355462人。

但再过7年后的乾隆六年(1741),所统计的“天下民数”便一举突破1亿大关,达143411559人,为雍正十二年统计数的5倍多。乾隆末年(18世纪90年代)的“民数”更高达3亿以上,为雍正年间所统计的“人丁户口”的10多倍。

名不副实的“人丁”统计

其实,只要我们略加分辨就可以发现:清代初叶的“人丁户口”统计与清代中叶以后的“民数”统计,分属于两种册报体系,其性质是截然不同的。

康熙时的户部尚书张玉书曾经说过:登载在册籍中的都是实际缴纳丁粮的人。一户之中,人口虽多,但登记在册的丁口,大体都是高祖、曾祖辈传下来的,若不分家析产,就不再增加了。因此入丁籍的,常只有不多的几个人。官员、有功名的士人以及军人等按例都可以优免,而佣保奴隶又都不列入丁册之中,因此登记的所谓人丁户口与实际人口的增减变动没有任何关系。

清政府是不是不愿知道全国人口的实际状况?当然不是。早在顺治五年(1648),清廷就决定仿照明代旧例三年一次编审天下户口(顺治十三年又改为五年一次)。

然而清廷虽想“周知天下生民之数”,实际上所要掌握的,却仅仅是“人丁”,即16岁到60岁的成年男子的状况。其所以如此,归根结底是为了征收赋税。正如《清史稿·食货志》所说:“编审,则丁赋之所由出也。”

层层册报的人丁数不能反映实际的人口;人丁编审制度只要和赋税连在一起,便不能发挥其清查人口的职能。这两点,康熙帝本人大概是在巡视南方的实践中逐渐弄清楚的。

鉴于当时人口的迅速增长,最高统治者深切感到了解人口实数的必要。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康熙五十一年二月(1712年4月),皇帝终于发布了一道在中国赋税史上享有盛名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上谕,文字虽然稍长了些,所以小编在这里就不摘录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查一下。

康熙皇帝发布了有名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上谕

滋生人丁的清查,依然是利用编审制度,并归入专门的滋生册内造报。《清实录》自康熙五十二年(1713)起,每年除了原有的“人丁户口若干”外,又多了“永不加赋滋生人丁”一项。

这种册报的“滋生人丁”能否反映每年新滋生的人丁的实况呢?如果能的话,至少,可以使我们了解康熙末年到雍正年间人口增长的部分实情。

可惜,答案只能是否定的。

这是因为:原有的丁额虽经固定,但钱粮册上具体的“有名人丁”却需不断地变更,即所谓“丁有开除,不能不有抵补”。

户部因此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决定:“以编审新增人丁补足旧额,如有余丁,归入滋生册内造报。”皇帝“从之”。据此,即使这一时期的所谓“滋生人丁”得以一无遗漏地编审,也绝不可能在滋生册中准确地反映出来。更不用说各州县沿袭旧例,并不以人丁实数上报。康熙帝想了解人丁实数的愿望,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就已落空了。

结语:综上所述,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即1651~1734年间的人丁统计(包括1713~1734年间的“滋生人丁”的统计),绝不能用来表示同时期的人口变动状况。至于不少论著按照固定的丁口比(通常是1∶5,即一丁折五口)将人丁折算成人口的做法,显然是欠妥的。

人丁统计绝不能用来表示同时期的人口变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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