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0年代宋朝我想说老照片：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中人的春节

(本文摘自胡武公《对影胡说》)

打扫房子(1991年)

胡武公说：小时候在农村最期待过年，过年最期待扫老房子。

一年之中，农家就大扫除这一次，大扫除一般定在阴历二十三前后一个晴朗的日子。这一天，外婆会把满屋的家具杂什都搬到院子里。然后用自制的“白土泥浆”把屋里屋外被烟气风尘熏染一年的土墙粉刷一遍。

屋子腾空了，我的那些失踪很久的玩具像铁环、弹球、小人书，这时都会显现出来，让我喜出望外。更让我惊奇的是，外婆一不小心会把她珍藏的宝物显露出来，比如绣花寿衣、三寸金莲以及舍不得再穿的嫁妆等。在简陋生活中土生土长的我，平时哪见过这般鲜艳漂亮的手绣品？真让我大开眼界！那绣花绣草像长在青布上似的，鲜活靓丽；那三寸金莲的小鞋，乖巧玲珑，我想象不出外婆将怎样把它穿在自己脚上。我盼扫屋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外婆要钱，买纸买笔买颜料。因屋子扫干净后，外婆要让我画窗花、写对联，这是我最爱做的事情。

木版年画（1986年）

年画是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形式，逢年过节前夕，人们都喜欢赶集时捎购几幅新的年画，“总把新桃换旧符”，图个吉祥，图个欢乐。

在关中，年画可分两大类，一是传统木版刻制的，内容多为秦琼、尉迟敬德、关公、钟馗以及各路神仙等；二是现代印刷制品，多为追逐时尚的张贴画。传统的木版年画，“文革”期间被作为封建余孽扫进了“垃圾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重新回到人们的生活中来。陕西幸存的最有价值的应属凤翔肖里村的明朝木版年画。

城里人早已不贴年画，只有在农村，年画仍然还有一些市场。当然，也只有在年关的农村集市上，我们才能看见花花绿绿的年画布满街头，把灰暗少色的农村装点得靓丽起来。农民喜欢年画，大概与那个家喻户晓的“画中人”的传说有关。农民小伙娶不起媳妇，买了一幅美女年画贴在家中。每当他下地归来，总有香喷喷的热饭等他享用。天长日久，发现原来是画中的美女所为。小伙深为感动，越发勤劳，最终两人喜结良缘。传说虽然有点阿Q精神，但也体现出长期贫穷的中国农民的一点希望和理想。其实文化所能给人的不就是这样的一点精神和希望吗？

放炮（1986年）

鲁迅曾说国人发明指南针用作看风水，发明火药用作制鞭炮。当然这是批评国人把科技成果不用在正向上。但好风水和鞭炮确实给国人带来无穷的快乐，从生活和生命角度去理解，正体现出国人独特的人生价值观。

据记载，火药发明前，中国人就有燃“爆竹”的习俗。说古时，每逢岁末的晚上会出现一种叫“年”的怪兽，为吓退怪兽，人们火烧竹子，希望用竹子的爆裂声驱逐“年”，因此被称作“爆竹”。宋朝发明了火药，人们用纸把火药紧紧包裹起来燃放逐“年”，叫做“爆仗”。后来人们把小爆仗串起来燃放，形成鞭炮。与此同时，烟花也出现了。到清代，不仅延续了除夕燃放鞭炮的风俗，而且出现了正月十五燃放烟花的习惯。这时，燃放鞭炮烟花驱邪的功能变成追求热闹与吉利的象征,以至于发展到盖房放鞭炮，结婚放鞭炮，祝寿放鞭炮，丧礼放鞭炮，荣升和考上大学也要放鞭炮。几乎所有的中国人，一代一代就在鞭炮声中来到人间和度过一生，与鞭炮结下不解之缘。

大亮子与火葫芦灯（1994年）

过了年，初五晚上就可以打灯笼了，不一直打到正月十六日深夜不善罢甘休。灯笼有火葫芦、大亮子和莲花灯。

莲花灯为红花瓣、绿灯裙，在阳光下格外好看。但价格比较昂贵，基本是女孩的玩物。但火葫芦晚上点起来更好看，还结实。火葫芦是用比牙签还细的竹签编织成骨架，外糊红纸做成的。点亮后，像一个火球燃烧在黑夜中，非常醒目。而莲花灯的花瓣一层一层，纸厚不易透光，在黑夜中，效果根本无法与火葫芦相比。一群打火葫芦的男孩，常常用自己的灯用力碰撞莲花灯，不是碰坏莲花灯，就是碰的莲花灯燃烧起来。这时候“火葫芦们”便幸灾乐祸地跳起来，“莲花灯”却哭着回家去了。

大亮子也是用竹签当骨架做成的四方形立体灯，每面有一凸出的廓耳，廓耳上贴玻璃纸，利于透光。因费时费工，卖二角一个，比火葫芦贵一倍。大亮子虽然好看，却较脆弱。“莲花灯们”回家换了她们的飞机灯，趁男孩们不备，突然袭来，直撞大亮子。报复成功后，便开怀地欢呼起来。

合影（1984年）

三十多年前，有照相机的家庭寥寥无几，国人照相的基本消费形式是拍合家欢。20世纪60年代后期，虽然我有一台8元的照相机，可“有枪没子弹”。好不容易得到一个胶卷，绝舍不得拍个人像。那时我就开始拍周围有情节、有故事的照片，因此，很少给自己家人拍当年流行的照相馆式的留念照。

1984年春节，胡武功去周至县采访纸火，城关村张大伯一家为他提供了许多方便，为答谢他们，胡武功主动提出为他们拍全家福。正准备期间，隔壁的老奶奶扶墙挪步过来观望，流露出羡慕的目光。她不但终生没有照过相，也没有见过照相机，甚至害怕照相——那时相机会吸人魂灵的说法仍在民间流行。

当拍完全家福，要为她拍照时，她慌乱地交替着一双小脚躲回自己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