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0年是元朝什么年号，干货看这篇!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06）宋辽金元时期

宋耀金原始时代(960-1368年):中国和高丽的宗藩关系在动荡中发展和维持

高丽王朝继承了新罗王朝效仿中国、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国家制度，继续完善了新罗王朝向中国中央王朝称臣、与中国保持宗藩关系的传统。

公元962年，宋朝刚刚建立不久，高丽就遣使朝贡，次年宋太祖册封高丽国王，高丽行北宋年号，中国与朝鲜半岛遂恢复了唐末五代以来因双方的动乱而屡屡中断的友好往来。

然而此时，契丹族建立的辽国已经在北方崛起，不久后女真，蒙古又在中国东北和蒙古草原勃然而兴，东亚大陆很快进入了宋、辽、金、元逐鹿的大争斗大动荡时期。对于辽，金蒙古三个北方政权而言，朝鲜半岛都是其必欲控制的重要侧翼，因此，三个北方政权在频频挥师南下中原的同时，也屡屡把兵锋指向朝鲜半岛。疲弱的宋朝疲于应付辽，金、蒙古的进攻也无力对高丽提供支援和保护。处此情境，高丽王朝只能在宋、辽、金、蒙古各方间艰难应付自保求存，其与宋朝的联系，经常被迫中断，甚至被完全隔绝。

公元1260年，忽必烈继位蒙古大汗后，因中国北方已被蒙古统一，高丽也已臣服于蒙古便停止对高丽的频繁征伐，效仿唐朝做法，转而采取羁縻抚绥之策，从而使元朝与高丽的宗藩关系趋于稳定，为攻打日本，元朝于1280年在高丽设置征东行省，作为征伐日本的大本营，也使元朝对朝鲜半岛的实际控制大为加强，后征日失败，议撤征东行省，有人主张改设“三韩省”，把朝鲜半岛完全并入中国的版图，因大臣王约等人力非其议，未被采纳，元朝仍与高丽保持宗藩关系，因俗而治，羁縻而安。这也反映了蒙古兴起以来的扩张道路至此已力不从心。

宋朝自建立起，始终未能一统全国，与北方辽、金、蒙古等政权鼎立对峙，争战不已。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传统宗藩关系，也随着时局的动荡而经历了非常曲折复杂的过程。由于朝鲜半岛的重要地缘战略地位，辽、金、蒙古等政权均予以极力争取和控制，为此多次诉诸武力手段。而两宋王朝国势孱弱，自顾不暇，对心向中国中原王朝的高丽无力加以保护和支援，致使高丽只得周旋于各方之间，以求自存。在对辽、金、蒙古朝贡的同时，谨慎保持对宋交往，关系时断时续，很不稳定。直到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因高丽表示彻底臣服，方才停止对高丽旷日持久的战争，与高丽建立起比较稳定友好的宗藩关系。但元朝对高丽的控制前所未有，不仅通过派驻高丽各地的“达鲁花赤”直接干预其内政，而且将高丽变成向日本扩张的前进基地和遂行各种军事行动的兵员征集地。

北宋时期，与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政权对峙，多次发生战争；而高丽王朝与辽陆境毗邻，频繁受其侵掠。为联合抵御、夹击和牵制辽国，北宋与高丽相互通好，高丽首先接受北宋册封，对宋称臣纳贡。但由于辽国势大，使北宋、高丽无法实现联盟作战、南北夹击的愿望。高丽慑于辽之威势，恐受其侵凌，不仅不敢出兵助宋作战，甚至在辽接二连三的军事打击之下，被迫同时向辽朝贡，几次断绝与北宋的外交关系，以求自存。同样，北宋因自身实力不济，长期以来对辽一直采取防御战略，在辽多次侵掠高丽时，也不敢应高丽之请，出兵攻辽以解高丽之危。故此，北宋与高丽的关系时好时坏，时断时续。而随着1020年辽停止对高丽的武力进攻，辽与高丽关系开始改善，高丽接受辽之册封，奉辽年号，保持对辽的朝贡关系，且较之北宋朝贡更为热烈与频繁。[i]

辽建国初期，同与其领土接壤的高丽遣使往来，互赠物品，双方关系尚称和睦。926年辽灭掉渤海国后，数万户渤海国移民投奔高丽，受到高丽的优待，引起了辽的不满。而辽攻灭渤海国、将其故土纳入直接管辖范围，也使高丽对辽产生戒心，双方关系开始恶化。辽为修复与高丽关系，于942年遣使高丽，并赠送数十头骆驼。高丽王王建命将使者流放海岛，骆驼全部饿死，以示与辽决裂。之后，高丽试图与后晋联合共同夹击辽国，以便顺利向北扩张领土。北宋建立后，高丽又遣使朝贡，奉其年号，双方谋求建立联盟以制辽。为遏制高丽向北拓展境土，破坏北宋与高丽结盟，解除攻宋时的后顾之忧，辽于是决定对高丽用兵。分别于993年、1010年和1014年三次大举进攻高丽，最终高丽被迫屈服。[ii]

高丽建国后，趁辽南下攻掠中原之时，积极北进向原渤海国故地拓张，将势力扩展到今清川江沿岸，驱逐散居在此的女真族部落，在各要地构筑城堡。至10世纪80年代，高丽西北部领土已扩张至鸭绿江下游南岸。993年，辽出兵进攻高丽，高丽奉表请罪，双方达成和议，辽将鸭绿江东数百里地赐予高丽。高丽遂继续驱逐鸭绿江下游南岸的女真族人，在此地区修建了兴化、通州、龙州、铁州、郭州、龟州等六城(即“江东六州”)。11世纪40年代，其东北部领土扩张至定州(今朝鲜咸镜南道定平)一带。高丽为加强北部防御，修筑了西起鸭绿江口、东至定州海岸的“千里长城”。辽则在鸭绿江上架设浮桥，并在鸭绿江东岸构筑保州(又称抱州)、宣州等城堡，以确保鸭绿江下游地区，对高丽施加压力。[iii]

北宋被金灭亡后，偏安江南的南宋朝廷国势衰弱，自保不暇，无力经营与高丽之关系。而高丽迫于金之强势，为维护自身安全，也不敢过多交往南宋而交恶于金，因此南宋与高丽的官方政治交往很少，且关系疏远冷淡。但双方仍通过海路保持贸易往来，官私贸易尤其是民间贸易十分活跃。许多中国商人不仅将货物运去高丽，而且还利用贸易往来探听消息，传达诏谕，成为南宋对外联络的重要角色。

金朝为集中精力与辽、宋、西夏、蒙古等政权争战，避免两面受敌的困境，首先谋求与高丽通好。双方先是结成兄弟之盟，金灭辽后改为高丽对金称臣纳贡，两国自此使节来往不断，频繁互赠物品，一直保持着较为和平友好的关系。[iv]

辽末，高丽趁金攻辽之际，夺占鸭绿江下游东岸原属辽之来远、保州二城。金为争取高丽，在高丽称臣纳贡后，将保州地赐子对方，从而将金与高丽之西北部边界，由辽时的清川江沿岸向北退至鸭绿江下游入海口一带。但金之曷(合)懒路西南界，即金与高丽东北部边界，则大体上仍维持辽代旧疆。[v]

12世纪末、13世纪初蒙古在中国北方兴起后，四处征伐扩张，不断开疆拓土。1218年，成吉思汗派遣元帅哈真等率兵以“讨丹贼，救高丽”为名，从东北面进入高丽，以讨伐窜入其境内的契丹族叛军。平叛后，强迫高丽答应毎年向蒙古纳贡，以谢其“救援”之恩。自此，高丽开始与蒙古建立起朝贡关系，两国互派使臣，频繁往来。然而蒙古倚恃有功于高丽，每年向高丽强索大量贡品。并且以武力为手段，先后七次攻掠高丽，意欲威迫高丽彻底臣服。直到忽必烈继承蒙古汗位、建立元朝后，以高丽业已奉表降服，才改行较为温和的怀柔政策，双方关系开始进入相对和平友好的历史时期。但元朝仍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实施对高丽王朝的控制，对高丽国政的干涉更是空前绝后。其监督和干预高丽内政的机构一征东行省，虽然多次置废不定，但却一直延续到了元末。至14世纪中叶，高丽趁元朝衰亡，实行逐元反元的政策，逐步摆脱元朝的控制，并伺机积极向北拓展领土。[vi]

蒙古自1219年与高丽建立朝贡关系后，几乎每年皆派使团赴高丽勒索大批物品，引起了高丽的不满。1225年，由于蒙古使者在归国途中被杀事件，双方关系急剧恶化，蒙古认定系高丽所为，与之断交，并于1231年派撒礼塔率军大举进攻高丽。高丽被迫请和，向蒙古上表称臣，并献金银匹段等物品。1232年，高丽权臣崔瑀等尽杀蒙古所置监督高丽国政的“达鲁花赤”72人，又胁迫国王迁都江华岛，招致蒙古军的再次进攻。为彻底征服与全面控制高丽，蒙古在灭亡金朝后，自1235年起，又先后五次派军队东渡鸭绿江，大举攻伐高丽。由于把持高丽国政的武人政权实行强硬的抵抗政策，拒不还都出降，致使朝鲜半岛军民在蒙古军的攻掠破坏下，蒙受了惨重损失。1258年，高丽朝臣发动政变，结束武臣崔氏专权朝政60余年的局面，还政于高丽国王。不久，高丽奉表降服，答应还都开京，甘为蒙古属国，蒙古军始放弃进攻，撤回本国。[vii]

蒙古在忽必烈继承汗位后，放弃对高丽旷日持久的军事征伐，双方正式建立了宗藩朝贡关系。1271年，蒙古改国号为元。为确保全面控制高丽，元朝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采取了系列政策与措施。政治上与高丽王室联姻，任意废立高丽国王；设置征东行省和各地“达鲁花赤”，参理监督高丽国政；对高丽典章官制予以规定，不许僭越。经济上强索种类众多、数量巨大价值珍贵的贡品以及粮食、饲料、船只等军需物品，而对高丽的回赐物品却极少。军事上在高丽各地屯驻军队、设立兵站；随意调发高丽军队入元宿卫和参与镇压反元起义、征伐日本等军事行动。此外，蒙古的习俗和文化也对高丽产生重要的影响，高丽王室为取悦元朝统治者，曾强令全国民众改着蒙式服装。[viii]

元朝(蒙古)时期，与高丽疆界几经变迁。1271年以前，双方在朝鲜半岛西北部疆界，大体仍沿袭金时以鸭绿江下游入海口地段为界；在东北部疆界，则以蒙古所设双城总管府(治今朝鲜咸镜南道永兴)南端为界。1271年，元将高丽将领崔坦等人降附的50余城纳为东宁府，后又改为东宁路总管府，从而将版图延至朝鲜半岛的慈悲岭和铁岭，以此与高丽交界。1290年，元将东宁路后撤至辽东，属地归还高丽，恢复到双方原有疆界。元末，高丽利用元势力衰退之机，派军北上攻打元朝辖地，夺占双城总管府，一直向西北占领泥城(今朝鲜平安北道昌城)，向东北进占三撒(今朝鲜咸镜南道北青)等地。元朝曾出兵企图夺回失地，但最终失败。^[ix]

[i]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宋史》《辽史》，中华书局点校本；杨昭全、何彤梅《中国一朝鲜·韩国关系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ii] 《辽史》，中华书局点校本；杨昭全、何彤梅《中国一朝鲜·韩国关系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iii]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辽史》，中华书局点校本；杨昭全、孙玉梅《中朝边界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

[iv]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宋史》《金史》，中华书局点校本；杨昭全、何彤梅《中国一朝鲜·韩国关系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v]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金史》，中华书局点校本；杨昭全、孙玉梅《中朝边界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

[vi]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元史》，中华书局点校本；杨昭全、何彤梅《中国一朝鲜·韩国关系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vii] 《元史》，中华书局点校本；军事科学院主编《中国军事通史》第十四卷《元代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杨昭全、何彤梅《中国一朝鲜·韩国关系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viii] 《元史》，中华书局点校本，杨昭全、何彤梅中国一朝鲜·韩国关系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ix]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元史》，中华书局点校本；杨昭全、孙玉梅《中朝边界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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