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周朝贵族君子风度的必要条件看这里!中国周代的贵族们是怎么打仗的

春秋扁宗

周代是贵族社会。

周代文化的首要标志是“礼”。

封建天下诸侯之后，周公“制礼作乐”，制定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来界定国与国及人与人之间的上下尊卑、亲疏远近。这就是所谓的“周礼”。

因此，所谓周礼就是规定不同辈分的人、关系远近不同的人，见面该怎么行礼，平时该怎么交往。据说这一制度体系完备，煌煌盛美，“大礼有三百，小礼有三千”。

周礼是很有用的。考察西周270多年的历史，虽然多次有异族入侵而造成政治危机，却基本没有卿士大夫犯上作乱，可以说这套礼法制度发挥了重要作 用。

在周代上层社会中，“礼”如同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就如同今天的“钱”无处不在一样。甚至在战场上，人们也需要遵守“战争礼”。

周代青铜器

那个时代战场上的贵族们的风度和言辞，更是今天的读者难以想象的。《左传·成公十六年》记述了晋国和楚国在鄢陵打的一场大仗，让我们看到春秋时代的“战争”是多么彬彬有礼。史书的原文是：“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

也就是说，在这次战斗里，晋国的大将军郤至前后三次遇到了楚共王。他每次见到楚共王，都脱下头盔，趋避到一边，以表示对楚共王的恭敬。楚共王很欣赏这位晋国将军的风度，派工尹襄赠给了郤至一张弓，并说：“方事之殷也，有韦（红色皮革）之跗注（绑腿），君子也，属见不穀（国君自称）而下，无乃伤乎？”意思是：“战斗正激烈的时候，我看到有位打着红色皮绑腿的有礼貌的人。他一见到我，就遵循礼节疾步而走，让他受累了！”

郤至怎么回答？《国语》中说：“郤至甲胄而见客，免胄而听命，曰：‘君之外臣至，以寡君之灵，间蒙甲胄，不敢当拜君命之辱，为使者故，敢三肃之。’”

意思是郤至接见了工尹襄，脱去了盔甲，听他传达楚王的话后，回答说：“您的外国臣子郤至，奉了我国君主的命令作战，在战场上正穿戴着盔甲，不能下拜。承蒙您派人慰问，我心里实在不敢当。因为在战斗当中，只好对您的使者行个敬礼了。”说完，对工尹襄作了三个揖就走了。

周代青铜方鼎

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说：“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

春秋时的战争方式以车战为主，因此必须选择好一处平坦开阔的地点，双方约好时间，大致同时抵达，等列好队伍之后，鸣起战鼓，驱车冲向对方。这就是所谓的“约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

这种战争更像体育比赛，要遵守一定的次序。《左传·昭公二十一年》记载的宋国公子城与华豹之战就十分典型。双方战车在赭丘相遇，华豹张弓搭箭，向公子城射来，结果却偏离目标。华豹动作敏捷，又一次搭箭上弦。公子城一见，对他不屑地大喊：“不更射为鄙！”意思是战争的规则是双方一人一箭。你射了我一箭，现在应该我射你一箭了。你不守规则，岂不太卑鄙了！华豹闻言，就放下弓，老老实实地等公子城搭弓，结果公子城一箭射死了华豹。史书并没有嘲笑华豹愚蠢，相反却肯定他以生命维护了武士的尊严。

在今人看来，这些老祖宗在战场上的表现似乎太迂腐了，其实不然。因为春秋以前的作战方式和战争理念都与后世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时期的军队都是以贵族为主体，战士人数不多，几百辆战车而已，每次战争所用的时间一般不超过一天。因此，那个时候的战争更像是一次大规模的绅士间的决斗。贵族在战争中比的是勇气和实力，偷袭、欺诈、乘人之危都是不道德的。正如徐杰令所说：“春秋战争里最大的特点，在于讲究承诺，遵守信义，不以阴谋狡诈取胜。”

（本文选自张宏杰《简读中国史》，岳麓书社，2019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