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明朝，干货看这篇!美籍历史学家为你详解大明王朝是如何一战而丧失在辽东军事优势的

1618年(明万历46年，后金天命3年)农历4月13日，明朝被称为“虏酋长”的大金国。

相继攻陷抚顺、清河等地，大量屠杀当地军民。朝廷派广宁总兵张承荫前去讨伐，结果，被奴尔哈赤敌诱深入，兵败被杀。

至此，奴尔哈赤要求明朝政府在边界上让步，并以金银缎匹赔纳款，作为其“七大恨”的补偿。遭到万历皇帝的坚决拒绝，奴尔哈赤遂继续攻掠抚顺城以东诸堡，从而拉开了决定几代中国人命运的萨尔浒之战的序幕。

抚顺等地相继失陷，使万历皇帝感到事态严重，派兵部左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主持辽东军务，决定对后金用兵。

在缺兵缺饷的情况下，由各边镇、各省份抽调兵员马匹和武器，又临时招募了一批，再通知朝鲜、满族叶赫部也出兵帮助“剿伐”，好几员大将也被调往辽东。军费方面则在全国加派农业土地税，再加其他各项临时派款，共筹得饷银300万两。

按照《万历十五年》作者、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考证，杨镐麾下的兵员当在10万左右：明军约8300余人，加上朝鲜1万及叶赫1万多助战兵员，共约10万。对外则号称20万（一说47万）。

奴尔哈赤当时共设220个牛录，每个牛录按300人计，则共有6600名兵丁。因此，至战事爆发时，奴尔哈赤能用战场上的兵力不低于6万。光从数量上满州军要低于明军，但从素质上，满州骑兵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高机动能力，则是以步骑混合，以步兵为主的明军所望尘莫及的。

在统帅方面，由于财政吃紧，明廷无力长期支撑辽东集结作战部队的庞大开支，杨镐在朝廷的一再催促下，决定兵分四路出击后金，兵力部署为：开原总兵马林指挥北路，山海关总兵 杜松为西路，辽东总兵李如柏为南路，辽阳总兵刘铤被派往东路。战略目标似乎是要夺取赫图阿拉城，可命令又不是很明确，这就导致各路部队没有初步的攻击目标。

随后，坐镇沈阳的杨镐，除了命令后方的辽阳和广宁加强警戒外，再没有指定战略预备队。要命的是，由于没有具体指明各部的主次及进攻的重点，命令下达以后，作为战役总指挥的杨镐就无法掌握各部的进展情况，只能坐在指挥部静候各路军队的战况，造成指挥员与作战部队分离。

战后，很多人指责杨镐用兵无方，指出其“在昔日建州兵力低时数路追剿尚可成功，现在建州兵力强大，又有作战经验，抄袭故套，只能一败涂地。”而兵科给事中（军事监察官）吴亮嗣则说出了杨镐的苦衷：“经略杨镐本无必胜之策，所以决计深入，下苦于将士之请战，而上苦于明旨切责也！”

没错，杨镐的苦衷首先就是军备不足。明朝建立之初，太祖朱元璋对军队实行卫所制（亦称世兵制、军户制）管理，军人实行世袭，不准从事其他行业。分给军户土地，实行卫所屯田，规定边地军队“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军队“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名军士配给五十亩农田、耕牛、种子和农具，收获后，军士留十二石粮食养家，其余的全部上交卫所，作为军官及各级管理人员的俸禄，再有剩余的话就作为储备粮，供战时使用。朱元璋不无得意地说：“吾养兵百万，不费民间一粒粟”。

可再好的制度，如果缺乏监管，最终都会失效。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军官、豪绅及手握权柄的要员（包括一些太监），慢慢将手伸向了官兵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大肆侵占和兼并。导致卫所粮饷供应出现缺口，拖家带口的军士们辛苦不说，连饭都吃不饱，逃亡事件是层出不穷。

这又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由于军队战斗力下降，更多的卫所土地被周边少数民族侵占，耕地进一步减少，更生产不出粮食。而明朝自中后期以来，特别万历年间的三大征，需要大量部队，并且调动频繁。

朝廷只能通过募兵充实部队，这些招募来的兵员，其粮饷、军需就要由国库发放了。随着卫所制的逐渐废驰，军费开支逐年增加，朝廷又反过来将这笔巨额的开支通过加派、加赋等手段，转嫁到百姓的头上，募兵数量越多，百姓所承担的赋税徭役就越重，朝廷筹款也就越来越难。拖欠部队军饷就成了常态，各级军官为了多要点饷银，也采取虚报人数的办法“吃空饷”，好不容易盼来一笔军饷，到头来又进了当官的口袋，士兵们依然吃不饱穿不暖。

在此情形下，他们的武器装备可想而知。火器本来是明军用以遏制骑兵攻击的有效手段，可满州人并不害怕明军的火器。据说有些满州兵多次被射中，却安然无恙，其中有一则事例：一个士兵的头盔在缝合处被铁砂穿透，可他的脑袋却没有伤着。

为什么会如此？黄仁宇拿抗倭名将戚继光做例子，戚继光曾抱怨配给他的枪弹、炮弹与枪、炮口径不合，枪管经常爆炸、火器点不燃。士兵都不敢举枪瞄准，子弹出膛又不知所向，重新装弹也耗费很长时间。这就是由于部队缺钱，整个军工生产只能粗制滥造，凑合着用。

杨镐还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他所指挥的大军团所之以分成四拨，是因为杜松等四位将军的名气、威望和地位都跟杨镐不相上下，除了以书面形式下达命令外，表面上、说话的语气上都还得客客气气的，很难形成上下属的关系，对集中兵力却形成了很大的妨碍。有“晚明第一猛将”之称的刘铤，还没到达辽东之前就直接向万历皇帝提出，要分兵出击，并且自己可以根据地形等因素，有临机处置权。这也是杨镐在四路大军出动后，不敢过多催问前线情况的原因之一。

综合诸多因素，杨镐在没有必胜把握之下，经不住上头的催促和“属下”的请战，寄希望于奴尔哈赤发怵或者犯错，采取了分进合击的战术。在发兵之前，杨镐就发布消息称，将于4月28日，月圆之时，发兵47万攻打后金。

把10万说成47万，又故意把出兵的日期往后推。这一方面是威慑恐吓的心理战术，让满州人恐慌，把奴尔哈赤吓傻，另一方面则是迷惑对方，如果按照他所散布的日期应战，则能打对方个措手不及。

可这些对奴尔哈赤不起作用，因为他深谙明军的一贯技俩——虚张声势，他对部下说：对明军的行动不必太当回事，他们常常言过其实，过后又以此大作文章，谎称战胜以邀功！

在情报工作上，明军从4月5日起，执照四路部队“去敌远近相次前进”，奴尔哈赤于4月13日就侦知了明军的出发时间、进军路线、兵力部署和作战企图等，从而采取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正确方针，成了最后的赢家。

简单说一下战斗经过：由于西路的杜松贪功冒进，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浑河南）遭到伏击，全军覆没；继而是北路的马林兵团被数目不明的满州军包围，马林拼死突围后逃往开原；刘铤战死在阿布达里岗；李如柏闻知有变，在仓皇撤退中自相践踏。明军至此大败，共损失四万多人，朝鲜军队全部投降满州，丢失军资物品无数。历史上称这场战争为“ 萨尔浒战役”。其后不久辽东北部边防重镇开原、铁岭相继失守。杨镐遭弹劾下狱，由兵部侍郎熊廷弼接任辽东经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