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年汉朝藩王势力消失】专题7年之间7位藩王谋反，汉高祖刘邦效法西周分封，为何如此失败？

这次话题

西汉建国初期，高祖刘邦分封了七代异性诸侯。

但很不幸的是，短短7年间，7位藩王先后陷入谋反的丑闻，或死或逃。究竟西汉的分封制相比于西周有何不同，刘邦为什么不能复制西周建国的成功经验，以分封制建立一个稳固的庞大帝国呢？

虽然刘邦最终接受了娄敬和张良的迁都建议，但是对分封制度的隐患，他仍未警觉。一个最有力的证据是：公元前202年6月，刘邦起驾，移都关中。短短两个月后，长安又传出旨意，太尉卢绾晋位燕王。

卢绾封王之前，西汉已有七大异姓诸侯，分别是：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韩王韩信、长沙王吴芮、燕王臧荼和赵王张耳。诸王之中，除了实力最强的楚王韩信出身刘邦帐下，其余各王都是与刘邦联兵剿杀项羽的合作方。他们或者早在公元前206年项羽主持的戏下分封中便获王爵，或者虽未封王，却独立成军，割据一方。

所以西汉建国后继续承认他们为藩王，既是对他们助剿项羽的酬劳，也是妥协于他们的政治军事实力。至于封韩信为楚王，那就连前一项考虑都没有了。天下人都知道，韩信的王爵是用手中兵权要挟刘邦，强行讨来的。

刘邦迁都长安的一个月后，公元前202年7月，燕王臧荼举兵叛乱，攻占代地。刘邦御驾亲征，生擒臧荼。燕王兵败枭首，他身后的燕国该作何安排呢？刘邦的决策不是将燕国转为中央直辖的郡县，而是策立卢绾为新燕王。

这在西汉分封的历史进程中是个意义重大的事件，因为这标志着刘邦开了一个先例：他的嫡系丰沛功臣集团中第一次有人晋封王爵了。如果说之前分封七大异姓诸侯的时候刘邦还或多或少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只是出于利害的权衡不得已而为之，那么这次封王卢绾就更像是真诚地按照周公遗法赏赐亲近功臣，准备与他们共享太平了。

然而，就在刘邦的美好愿景刚刚画下第一笔后，令他失望的事情便接踵而至：

公元前201年，楚王韩信遭人举报谋反，废为淮阴侯，并于5年后处死；

公元前200年，韩王韩信勾结匈奴，内侵西汉，失败投敌；

公元前198年，赵相贯高等人于上一年阴谋刺杀皇帝刘邦的计划曝光，连累张耳之子赵王张敖被废；

公元前196年，梁王彭越又遭遇谋反举报，被刘邦剁为肉泥；

同年，慑于唇亡齿寒之危，淮南王黥布公然叛乱，兵败身亡；

到公元前195年，刘邦的世交和兄弟，异姓诸侯中号称近幸无与比的燕王卢绾也反了……

短短的数年中，西汉几乎每年都要闹出藩王谋反的丑闻。至卢绾叛逃匈奴为止，七大异姓诸侯中只剩长沙王吴芮未丧臣节。失望至极的刘邦于是与群臣刑白马盟誓，约定今后非刘姓不得封王。

可是以同姓子侄取代异姓功臣，新受爵的那些刘姓王爷们也不见得可靠。比如那个因平定黥布叛乱立功而受封的吴王刘濞，四十年后正是他挑头掀起了七国之乱。高祖刘邦九死一生打下的基业差点儿就毁在了这帮不肖子孙手里。曾经保佑姬周社稷绵延八百年的分封制为什么不能给西汉王朝带来和平与安宁？

解释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看西周分封的目的和意义。钱穆《国史大纲》说：

西周的封建，乃是一种侵略性的武装移民与军事占领，与后世统一政府只以封建制为一种政区与政权之分割者绝然不同。因此在封建制度的后面，需要一种不断的武力贯彻。周人立国，是一个坐西朝东的形势，其国力的移动，大势可以分两道。

第一道由陕西出潼关，向河、洛，达东都，经营黄河下流。此武王伐殷、周公东征之一线。

第二道由陕西出武关，向江、汉，经营南阳、南郡一带，以及淮域。此文王化行南国之一线。

——《国史大纲》

西周的分封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抱团取暖式的武装拓殖。也就是由实力最强的周天子牵头，号召各个部族合力向东疆、北疆和南疆拓展势力范围。因为西周代商之初版图很小，而可供经略的边疆地区则幅员广大，因此环拱于王畿四围的封藩都拥有巨量的拓殖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新兴的西周王朝不必担心诸侯们倒戈内向。对齐、鲁、晋、卫等国来说，征服弱小的莱夷、淮夷、赤狄、白狄远比从强大的周天子手里讨便宜来得轻松。

所谓周务欲以德致人，其实就是西周王朝可以通过发动对外战争来转嫁国内矛盾。各诸侯封国之所以愿意响应天子的号召，枪口冲外，不打内战，也是因为他们和周天子一样都能通过对外扩张收获巨大的战争红利。诸侯们在战争中攫取了新的土地和人口，而周天子则因此杜绝了外敌的内侵，并心安理得地享受诸侯进献的战利品，这是一个双赢的格局。

唯一可能对周天子构成威胁的是，当那些能征惯战的诸侯国在边疆兼弱攻昧，终至尾大不掉，周天子驾驭起他们来就渐渐力不从心了。所以我们看到，进入东周之后，齐、楚、秦、晋四个原本在西周分封格局中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先后崛起，成为代周行令的新巨头，并最终由僻处西方的秦国取周而代之，终结了周朝的国运。

由秦朝一统开始，中原王朝复制西周分封的条件就永久地丧失了。因为东起辽东，西抵高原，南据岭南，北达长城，秦朝奠定的这块版图已经基本达到了农耕文明时代中原王朝对外扩张的极限。再向外发动战争，就算占得土地，也因为文化与生活方式的不同而难以长期据守。正如西汉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汉武帝分析的那样：

千里而战，兵不获利。今匈奴负戎马之足，怀禽兽之心，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为广，有其众不足以为强，自上古不属为人。汉数千里争利，则人马罢，虏以全制其敝。且强弩之极，矢不能穿鲁缟；冲风之末，力不能漂鸿毛。非初不劲，末力衰也。击之不便，不如和亲。

——《史记·韩长孺列传》

翻越司马迁线，让帝国的统治扎根大漠，那不是擅长耕战的中原王朝所能实现的战略目标。对外拓殖的空间已经榨干耗尽，西汉却仍在分封诸侯，这时的分封制度势必不能再保持西周时代积极进取的精神，而要转向消极防御。我们不妨以刘邦分封的韩国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刘邦正式册封韩王信，事在公元前205年：

项籍之封诸王皆就国，韩王成以不从无功，不遣就国，更以为列侯。及闻汉遣韩信略韩地，乃令故项籍游吴时吴令郑昌为韩王以距汉。汉二年，韩信略定韩十余城。汉王至河南，韩信急击韩王昌阳城。昌降，汉王乃立韩信为韩王，常将韩兵从。

——《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戏下分封之后，项羽以西楚霸王之尊定都彭城，号令天下。为了预防来自西方的刘汉政权可能的进攻，项羽违背戏下之约，迁魏王豹于河东，又不许韩王成之国，巧取豪夺地将韩、魏故地置于自己的掌控下，充作抵御西方之敌的战略缓冲区。

刘邦自汉中还定三秦，然后东出函谷，与项羽争衡天下。他首当其冲的任务就是要控制韩国故地，占据中原腹心，以便争取对楚战争的主动权。考虑到韩信故韩国公族的身份对遗民有较强的号召力，刘邦选择用他充当攻略韩地的急先锋。韩信助刘邦击垮了项羽在韩地建立的傀儡政权，并因此获得刘邦的赏识，成为韩地的新王。

在楚、汉双方长期拉锯于荥阳、成皋一线的情况下，韩信的封国无疑起到了藩屏关中腹地的重要作用。可是楚汉战争一结束，韩信封国的位置就非常尴尬了：刘邦都于洛阳，韩信就在咫尺之遥的颍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所谓藩国，顾名思义，应该是藩屏大汉的附属国。它应该被置于边疆地区，当作巩固边疆防御的第一道防线才对。可韩国现在据于大汉帝国的腹心之地，反倒是大汉负责边境防御，做起了韩国的藩屏，这种本末倒置的态势必须扭转！

于是，就在楚汉战争结束的第二年，刘邦宣布徙韩信为代王，都马邑，派他到北边儿去防御匈奴。正是这次迁徙，直接导致了韩信的反叛。《史记》载：

秋，匈奴冒顿大围信，信数使使胡求和解。汉发兵救之，疑信数闲使，有二心，使人责让信。信恐诛，因与匈奴约共攻汉，反，以马邑降胡，击太原。

——《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韩信当初在中原死心塌地帮助刘邦进攻项羽，哪怕被项羽俘虏，也要亡归刘邦，再投故主。甚至刚刚被刘邦从颍川调往太原的时候，韩信也表现出了为大汉戍边的积极态度，主动请求将国都由晋阳迁往更靠近北方边境的马邑。可为什么一与匈奴接战，他就变得这样首鼠两端、骑墙观望呢？

韩信的这个前后转变绝不是个案，它折射出的是楚汉之际许多藩王的普遍心态。要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得不首先阐明这些藩王们最核心的利益关究竟是什么。

有这么一件事情很能说明问题：公元前205年刘邦在彭城败于项羽后曾对群臣说，如果有人能为我走一趟淮南，策反黥布，让他背楚投汉就好了。只要拖住项羽，让他在齐地滞留上几个月，我取天下，十拿九稳！这话乍一听去简直匪夷所思——黥布是从前项羽帐下的第一号猛将，号称楚军军锋，他凭什么要背楚投汉呢？可后来的形势发展证明了刘邦的远见。

汉使随何奉命前往淮南，只一席话就说反了黥布。随何说：

“大王与项王俱列为诸侯，北乡而臣事之，必以楚为强，可以托国也。项王伐齐，身负板筑，以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众，身自将之，为楚军前锋，今乃发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汉王战于彭城，项王未出齐也，大王宜骚淮南之兵渡淮，日夜会战彭城下，大王抚万人之众，无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观其孰胜。夫托国于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乡楚，而欲厚自托，臣窃为大王不取也。”

——《史记·黥布列传》

精明的随何一针见血地揭穿了黥布的老底：当年黥布之所以随项羽浴血奋战，生死不弃，那是因为战胜之后，有荣华可图，有富贵可期。可一旦当上了九江王，黥布的想法就变了。这时的他既已拥有了独立的封国，就不再和项羽是一个利益共同体。项羽北伐田齐，向淮南国征兵，黥布借故推脱，百般搪塞；刘邦偷袭彭城，夺占了项羽的首都，黥布隔岸观火，无动于衷。

这位曾经的楚军猛将一面在口头上对项羽表示臣服，一面又不肯为项羽卖力气，他心里打的什么主意呢？随何说：托国而已。说得直白点儿，黥布的如意算盘是要利用臣服的名义借强大的项羽来保护自己，大树底下好乘凉嘛。他只愿享受权利，却拒绝履行义务，所以黥布绝不会为项羽冲锋陷阵，赔了自己的家底儿。刘邦和项羽掐得你死我活不关他黥布的事儿。只要刘邦不向淮南国伸手，就算他把项羽的老巢端了，黥布也不会对刘邦宣战。

黥布对项羽的态度是这样，韩信对刘邦的态度也没有不同。楚汉战场上的韩信之所以死心塌地助汉伐楚，那是因为韩信的王国是刘邦封的，刘邦要是倒了台，项羽不会承认他为韩王——从前被项羽废掉的韩王成不就是前车之鉴吗？为了生存，韩信只能把自己跟刘邦紧紧地绑在一块儿。

可是公元前201年徙为代王后，韩信的考虑就不同了。刘邦把他从安逸的中原调到汉、匈交战的前线，摆明了是要拿他当炮灰。如果匈奴兵临城下，韩信就倾尽全力与匈奴人真刀真枪地干，打输了，必被追究守土抗战之责；打赢了，又会引来皇帝的猜忌——你要是比匈奴还厉害，皇帝决不能放任你在边疆坐大，削藩的诏旨说话就要来了。

所以站在韩信的角度考虑，他没法儿像刘邦期待的那样成为藩屏汉朝的忠诚卫士。面对强大的冒顿单于，韩信只能频繁派遣密使到彼，争取以和谈拖延战争的爆发。即便不能让冒顿单于取消作战行动，至少要为自己争取时间，保存实力以等待汉朝援军的到来。

不但不能御敌于国门之外，反而和敌人眉来眼去，暗通款曲。刘邦开始疑心韩信的忠诚了。韩信的确没有尽到藩臣的守土之责，但如果他的作所作为应该被定义为谋反的话，那西汉的列位藩王只怕都难逃法律的制裁。不信我们再看看彭越：

十年秋，陈豨反代地，高帝自往击。至邯郸，征兵梁王。梁王称病，使将将兵诣邯郸。高帝怒，使人让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谢。其将扈辄曰：“王始不往，见让而往，往则为禽矣。不如遂发兵反。”梁王不听，称病。梁王怒其太仆，欲斩之。太仆亡走汉，告梁王与扈辄谋反。

——《史记·魏豹彭越列传》

公元前197年，刘邦征讨叛乱的陈豨，要求彭越率梁国军队协剿助战。彭越的反应像极了彭城之战时的黥布——自己称病不出，梁军主力不动，只派一支偏师应付刘邦了事。当年刘邦就因为看出了黥布对项羽的消极抵抗才策反了他，难道今天刘邦会让自己沦为下一个项羽吗？不能够。所以他心一横，以谋反的罪名把梁王彭越碎成了齑粉。

自西汉分封制度建立的那天起，各地藩国与中央政府的结构性矛盾就已经生成。无论是谁，无论他与刘邦的关系多么亲密，只要坐到藩王的位置上，就一定会萌生保存自身实力、逃避藩臣义务的投机心理。

刘邦在称帝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悟透这个道理，所以剪灭臧荼之后，他又把丰沛功臣中和自己关系最为亲密的异姓兄弟卢绾封为了燕王。刘邦期待卢绾能像太公、召公撑起西周边防那样为大汉王朝尽忠职守，殊不知正是他的这个安排害了卢绾，也葬送了他和这个好兄弟自小培养起来的亲密感情。

根据《史记·韩信卢绾列传》的记载，公元前196年，燕王卢绾得到战报：代相陈豨叛乱，皇帝刘邦已经御驾亲征。卢绾的第一反应是要配合刘邦的中央军，从东北方向夹击陈豨。这说明和刘邦从前的情谊仍然强烈地影响着卢绾的立场和决策。只可惜，故燕王臧荼之子臧衍的一席话却让卢绾住了手。

臧衍说：

“公所以重于燕者，以习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诸侯数反，兵连不决也。今公为燕欲急灭豨等，豨等已尽，次亦至燕，公等亦且为虏矣。公何不令燕且缓陈豨而与胡和？事宽，得长王燕；即有汉急，可以安国。”

——《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臧衍提醒燕国方面，从身份上说，你燕王卢绾和代相陈豨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往年汉朝已经诛灭了韩信、彭越、黥布等诸王。你卢绾难道一点儿唇亡齿寒的感觉都没有吗？今天你助刘邦灭了陈豨，明天你就是下一个陈豨。留陈豨一条命，养寇自重方为明智之举——狡兔尚在，猎狗才有被继续豢养的价值啊。

臧衍的一席话迅速扭转了卢绾的态度。很快，他开始和陈豨、和支持陈豨的匈奴人眉来眼去，暗送秋波了。于是乎，卢绾和从前的韩信一样遭来了刘邦的猜忌，并最终因叛逆罪逃亡匈奴。

卢绾逃亡匈奴后，虽被封为东胡卢王，却仍时时思念故土，最终带着无限的遗憾和悔恨死在了异国的土地上。不知未央宫里渐入膏肓之病的刘邦想起这场兄弟反目的悲剧，耳边是否会回荡起娄敬的忠告：西汉不可能复制西周建国的历史。

其实，从刘邦接受娄敬的建议，放弃洛阳，西都长安开始，西汉王朝的命运就已经在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决策中注定了：既然建都在故秦而非故周的废墟上，新生的西汉只能沿着秦始皇的足迹，走向郡县制帝国的未来。

参考文献：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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