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49年元朝，干货看这篇!元代国子学如何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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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年开学季节的临近，有关教育的话题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重视教育是中国的传统。在古代，国子监往往是一个朝代最高学府以及最高教育管理机构，只不过在不同朝代，其名称以及形式都有不同。如今，位于东城区的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就是元明清时国子监和孔庙的所在地。

值得一提的是，在元代，除了国子监之外，还有国子学，它也是当时的“最高学府”，而且国子学的设立时间比国子监更早，元代皇帝通过任命汉人大学者作为“国子祭酒”（国子学的主管官员），通过多种形式的教育，为元代培养了大批人才。

许衡“奠基”元代国子学

1206年即元太祖元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元太祖十年（1215），蒙古军队攻占金中都即燕京。元太宗五年（1233），窝阔台下令，在金中都建立国子学。国子学的校舍，仍在金代国子学的旧址。

起初，国子学很简陋，被派到燕京国子学来学习的蒙古族子弟只有18人，再加上陪读的汉族子弟等，总共才50个学生。这一时期，国子学授课的内容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蒙古贵族子弟的学习内容，另一部分是汉族官僚子弟的学习内容。蒙古贵族子弟重点学习汉语，而汉族子弟除了完成陪读任务，所要学的则是骑马射箭。

尽管简陋，蒙古帝国对国子学还是很重视，给学校教师和学生提供的待遇很高。元太宗五年（1233）下诏规定，在校的教师和学生，可以从政府“每人日支米、面各一斤，肉一斤”，而他们的家属也可以“日支米一升”。如此待遇，在当时条件下，可谓很丰厚了。

中统元年（1260），元世祖忽必烈在开平即汗位，建元中统，开始按中国传统的王朝年号纪年。至元八年（1271），他改“大蒙古”国号为“元”，这一年，忽必烈任命大学者许衡（1209-1281）为国子祭酒，并在大都重建国子学，与此同时还对国子学做了一些改革，“增置司业、博士、助教各一员，选随朝百官近侍蒙古、汉人子孙及俊秀者充生徒。”

此时的国子学，教师以及学生规模都有所增加。国子学地点也发生了变化，根据《元朝名臣事略》卷八《左丞许文正公》（许文正公即许衡）记载，“（至元）八年，授集贤大学士、国子祭酒……即令南城之旧枢密院设学。”也就是说，当时的国子学设在了金中都的旧枢密院内。因为当时大都城还未建成，而金中都被毁，国子学的校舍条件一般，“时学馆未建，师弟子皆寓居民屋”，老师和学生只得寄居在百姓家中，其状况可见一斑。

尽管当时存在着诸多问题，但是在国子祭酒许衡的带领下，元初的国子学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规则上都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体系。可以说，许衡就是元代国子学的奠基人。

鉴于元代政权的民族多元性，元世祖曾下令，让许衡专门负责培养一批蒙古贵族子弟。许衡采用了“伴读法”进行辅助教学，此后“伴读制”也被元代国子学一直沿用。伴读制，就是由皇帝下诏，征集贤能之人到国子学，给蒙古贵族子弟做伴读。许衡为何这样做呢？他对蒙古学生做过这样的评价，“蒙古生质朴未散，视听专一，苟置之好伍曹中，涵养三数年，将来必能为国家用。”

在教学过程中，许衡针对蒙古学生的特点，讲课时，“章数不务多，唯恳款周折，若未甚领解，则引证设譬，必使通晓而后已。”也就是说教的时候不图多，只求学透学明白。

在教学中，许衡还根据学生年龄及其基础，将教学内容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以《小学》、《四书》为主要教材。在第二阶段，则以《诗》、《书》、《易》、《春秋》为主要教材，进一步学习修己和治人之道。许衡这套教学计划影响了整个元朝国子学的教学。《元史》的《选举志一·学校》记载，元朝国子学的教学内容是“凡读书必先《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次及《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

有趣的是，许衡还给蒙古生开设了算术课，“先生欲以蒙古生习学算术，遂自唐尧戊辰距至元壬申,凡三千六百五年，编其世代历年为一书，令诸生诵其年数而加减之。”许衡将历史书的年表编成数学书，也算是独创。同时，国子学还开设有书法课。后来，数学以及书法都成为元代国子学的传统内容。元代人曾评价“国学之置，肇自许文正公”，并非虚言。

新国子学历经多年修成

当然，元代作为少数民族当政的政权，在尊崇儒术的同时，也会注重保留自己民族原有的文化习俗。至元六年（1269），元世祖忽必烈命国师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制诏颁行天下。

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设立国子学的同一年，下诏设立蒙古国子学。至元十四年（1277）设立蒙古国子监，作为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构专门管理蒙古国子学。后来还设立了回回国子学以及相应的回回国子监。

这也导致儒学在元初发展的曲折。至元二十三年，南宋降臣、集贤直学士程钜夫向忽必烈进谏曰：“臣愚，欲望陛下明诏有司，重学校之事，慎师儒之选，京师首善之地，尤当兴建国学，选一时名流，为国人矜式，优以廪饩，隆以礼貌，庶四方观感有所兴起。”他提出了兴建最高教育机构，对于统治的重要性，再加上一些蒙古贵族的建议，至元二十四年，忽必烈“设国子监，立国学监官，祭酒一员，司业二员，监丞一员，学官博士二员，助教四员。生员百二十人，蒙古、汉人各半，官给纸札、饮食，仍隶集贤院”。忽必烈设立了国子监，专门管理国子学，并扩大了规模，元朝的国子监及国子学开始步入正轨。

此时，正好元大都基本建成。元世祖在新城皇宫的一侧与孔庙相邻之处，给国子学留下了一块地，准备兴建新的国子学校舍。与此同时，还议定按庙学之制，打算修建文庙一所。

第二年十一月，国子学正式动工，但是其间因种种原因，国子学建设很不顺利，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孔庙也近乎停滞。

直到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五月，御史台上奏：“成宗朝建国子监学，迄今未成，皇太子请毕其功。”这个奏折得到了元武宗的认可，又经过了两年的时间，直到至大三年（1310），国子学各项设施才建成，占地约40亩，共建有房屋167间。包括国子学教师上课、办公以及休息场所，还有供学生们上课的斋室。

元代著名理学家、至大元年的国子监丞吴澄（1249-1333）在《贾侯修庙学颂》中记载了国子监及国子学的规模，“乃营国学于庙之西，中之堂为监，前以公聚，后以燕处，旁有东西夹，夹之东西各一堂，以居博士。东堂之东、西堂之西有室，东室之东、西室之西有库，库之前为六馆，东西向以居弟子员。一馆七室，助教居中以莅之。馆南而东而西为两塾，以属于门屋，四周通百间，踰年而成。”从这里也可看到，国子学在孔庙西侧，中间就是国子监，周围就是校舍，供师生学习。后来明清时期的国子监就是以此为基础。

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元廷又决定在国子学办公室后面新建一座大型的图书馆，直到六年后才建成，命名为“崇文阁”，高四丈多，宽约十丈，进深约有五丈，“雄伟壮丽，烨然增监学之辉”。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元大都的国子学各项设施日益完备，作为大都城里的中央最高学府，已经能够容纳更多的学生，成为元朝培养人才最重要的场所。

国子学生员做官相对容易

至元八年（1271），重建国子学的时候，学校的学生人数没有限额规定。到了至元二十四年（1287）国子监正式设立后，学生人数才有了定额，按照规定，应有学生200人，而实际入学的学生只有100人，在这100人中，蒙古贵族子弟50人，其他少数民族和汉族官员的子弟各为25人，另外再加上陪读生20人。

到了元仁宗至大四年（1311），原来规定的200学生名额已经满员，不能适应更多求学者的要求。元政府将学生名额增加到了300人，没过几年，再将其名额增加到400人，却仍然不能满足众多求学者的需要，到了元后期的元惠宗至正元年（1341），加上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三所学校的学生人数已经增加到1000余人。

国子学生员来源选自七品以上朝官子孙，另有随朝三品以上官举荐的“民之俊秀者”入学，作为陪堂生和伴读生。国子生、伴读生以及陪堂生构成了元代国子学的重要组成形式。不过，根据史料，陪堂生在待遇上与国子生和伴读生有区别，不享受国家供给的“衣食住行”。

因为元代政权的特殊组成，元朝国子学生员有着优渥的从政条件：一是取得岁贡生员的资格，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始定国子生，蒙古、色目、汉人三岁各贡一人。”也就是每年从国子学的学生中，蒙古人、色目人以及汉人每三年各选一人获得贡员的资格。大德十年，“国子学定蒙古、色目、汉人三岁各贡二人”。此后，国子学岁贡额形成定制。这些贡员，会授予一定的品级，“蒙古授官六品，色目正七品，汉人从七品”。

第二条途径便是伴读入吏，就是从伴读生中挑选一部分做官。经过元代多位帝王的调整，伴读名额固定为四十名，岁贡八名。

除此之外，国子学生员还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科举中断后曾恢复一次，当时除考试内容外，其中较大的调整是将国子学纳入科举中，《都省奏准科举条画》载：“国子监积分生员三年一次依科举例会试，中者取一十八名，通与科举总一百名。”也就是从国子学生员里选取十八人，通过科举取士八十二名，共一百名。

不过，后来科举被废除。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科举考试重新开始，国子学生员可以继续参加科举考试。

国子学集中了全国最为优秀的教师，使得国子学教学水平领先全国，国子学生员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成为常态。泰定丁卯（即1327年）的一次考试中，左右榜状元皆出自国子学日新斋（六斋之一，当时六斋分为三个等级，生员根据表现可以依次递升），他们同为国子监祭酒欧阳玄的学生，那一届的榜眼、探花也曾师从欧阳玄。

除此之外，国子学生员如不参加科举，仍然可以保留岁贡和伴读入吏的出路，这也使得元代国子学吸引了大批读书人，为元朝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刘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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