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长江网讯 “妈，我不向你动员，讲 ‘我要把对母亲的爱变为对祖国的爱’，因为我是知道妈妈的。妈妈，现在我向您宣誓：‘为了我们的祖国，不消灭美帝国主义不回来。’”
“祥和，你放心，我会肯定地把爱你的心，推向爱祖国和人民，母子的爱是会和祖国的爱联系在一起的。”
1950年，一对母子通信刊登在了《长江日报》上。在这两封令人动容的信件背后，有一个更令人感动的家庭。母亲曾竹君与父亲陈新乾很早就参加革命，两人育有4个儿子。大儿子20岁随刘邓大军过黄河南下，三儿子早在11岁时即已应召学习报务工作。这一次，19岁的二儿子曾祥和志愿参军赴朝鲜，只剩下还在读小学的小儿子留在母亲身边。
资料记载，1950年底，在各级党团组织宣传动员下，全市青年纷纷报名参军参战。社会上出现了母送子、妻送夫、兄弟争相报名、同学集体参军的动人场面。统计显示，截至1953年7月，全市要求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的群众共达1万余人。
先后有146名医护赴朝鲜前线服务
“叶仲箎，39岁，湖北省人民医院，外科副主任。”
“吴美玉、杜贤冰，18岁，湖北医学院附职，实习护士。”
……
在湖北省档案馆，长江日报记者在《湖北省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工作人员名录》上，看到了这样的72个名字。从1951年1月至1953年3月，他们分批奔赴朝鲜前线以及位于东北、湖南、河南等地的医院，支援前线和医治受伤将士。他们之中，最年轻的18岁，20来岁的最多见，女性有37位。
（图为《湖北省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工作人员名录》。湖北省档案馆馆藏)
据统计，抗美援朝期间，武汉医药界共组织了7批医疗手术队，先后有146人赴朝鲜前线服务，其中36人在前线立了功。协和医院、同济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市一医院、湖北医院、湖北医学院等机构都曾派出医疗手术队员，涵盖医生、护士、检验员、X光技术员、工友等。
记者探访武汉多家医院获知，当年的医疗手术队员或年事已高，或已离开人世，有些人直至去世也鲜少对家人讲述那段英雄历史。但他们的故事，在当年的档案和文字资料中留存了下来。
撰写于1953年的《湖北省抗美援朝分会卫委会关于志愿医疗手术队工作总结》中，仅对已返回武汉的4支医疗队、共计61位队员进行统计，就得出了这样的数字：“做了大小手术1821次，麻醉2522次，组织疗法796次，检验28678次，X光摄影136次，透视1130次，石膏绷带559次，此外还帮助志愿军伤病员洗了42704件衣服。”
他们提出了“及时为伤病员治疗，不使伤病员无故牺牲，不让伤病员受冻挨饿”的口号，也切切实实地这样行动了。詹炳炎医师为了防止伤员在手术后发生意外，看守了三天三夜。伤员感动地说：“医生这样疲劳还看守着我，我一定要争取早日恢复健康，重上前线。”护士朱钟珍在出发时还是一名医学院学生，但她在护理病员时常常整夜不睡，发烧至39℃，仍瞒着大家坚持工作。护士彭廉洁当时只有21岁 ，在阑尾炎手术后只休息了5天又投入工作，还冒着严寒凿开冰河来洗涤敷料。在救治一位腹部炸伤的战士时，彭廉洁主动献血。在医疗手术队里，献血的义举屡见不鲜。
时任中南区医务工作者抗美援朝行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姚克方撰写的文章中回忆道：“我们住过防空洞、走廊、牛棚、民房、山地，在行程中也曾连续饿过二十几小时，在大雨滂沱中全身淋得透湿，我们爬过高山坡，走过糊泥地，遇到过敌机的轰炸和扫射。”但这些让他感悟到的不是辛苦，而是“志愿军战士们行军、作战的艰苦英勇，与他们相比，我们实在是太渺小了。”姚克方记录下了前线救治的艰难，以及医疗手术队员们的英勇、智慧。在战场上，队员们常在夜间敌人的炮火轰炸中抢救伤员，背负伤员下山隐蔽。冬季行军时，他们要背负50斤的背包和粮食。很多人会节省下自己的中灶待遇，为伤员购买营养品。没有手术台，大家就用木箱、门板来自制。等不及设备器械运到，就用菜刀、仅有的一些麻醉药品和两把钳子、一把锯子做手术。
（图为92岁的武汉籍志愿军老战士晓阳在军博参观。记者柯立 摄)
战场的惨烈，从档案中也可窥见。在《湖北省志愿医疗手术队第一队四个月来的工作总结》中，有这样一份手术统计表：4个月里的362次手术中，截趾68次、异物摘除47次、腐骨摘除45次、截肢13次、截指7次……
而在《中南区第4批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湖北队6个月工作总结》中，队员们记录下他们在与志愿军战士们的相处中，慢慢感受到战士们的真诚坦白、直爽可爱，以及艰苦朴实的作风。“在许多次手术时，患者麻醉以后，经常可以听到‘同志们冲呀’、‘打倒美帝国主义’。”队员们写道，“志愿军战士们念念不忘自己的祖国，使我们体会到他们高贵的品质和坚决不屈的战斗意志。”
“光荣妈妈”送儿女上前线
万余武汉群众报名参加志愿军
身为母亲，曾竹君在接到儿子参军的信后，心中有些波动，“我想到朝鲜零下四十摄氏度的严寒，他吃得消吃不消？想到美国人的飞机会不会炸着他？我更想到我四个儿子，连他就有三个都在部队里……”但想到祖国受到的欺凌、挑衅，她的感情转为了愤怒；感受到儿子心中的鼓励，她打消了不安。“我并不把儿女当做自己的私有物，我觉得我与儿子们除了有着一层母子的血缘关系外，还有一种更新的血缘关系，就是与国家、人民的关系。当国家和人民有了灾难或需要他们的时候；就应让他们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
儿子在前线浴血奋战，母亲也在后方用自己的方式“战斗”。曾竹君时任湖北人民图书馆副馆长，“自从美帝侵略朝鲜以后，我们就把每天6小时工作增加到8小时，我个人虽然已经51岁了，但我还要加紧工作和学习，来支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
（图为慰问团在大炮旁演出。湖北省档案馆馆藏)
如曾竹君这样的母亲，在当时被称为“光荣妈妈”，在武汉还有很多。家住汉口五福路的管秀贞同样有4个儿子，大儿子早已参军，二儿子参加了志愿军，三儿子考上了军事干部学校。1951年，当国家再度号召报考军事干部学校时，小儿子也报名了。母亲年老体弱，但“如果每个人都不让自己的儿子去，国家没有人保卫，我们哪里能过安稳的日子呢？”经过几天的考量，她决定献出自己的第四个儿子。黄陂县的易老太太则说：“国民党抓丁，我叫六个儿子都逃跑，现在咱们人民当家作主，我叫六个儿子都参军。”
女儿们也在父母的支持下走上前线。1951年2月，作为家中的独生女，李芸兰参加志愿军奔赴朝鲜。她参军后，母亲陶少成就参加了街道群众工作，一有空就向大家宣传抗美援朝。有了母亲的支持，女儿李芸兰在前线更加积极，冬季在冰天雪地中行军，脚上打起了水泡，皮肉冻烂了，她始终没有掉队，被评为模范青年团员。
据报道，1950年11月11日，武汉市志愿参加赴朝工作报名处开始报名登记。短短4天，报名者达1699人，其中女性312人，学生222人。不仅广大的青年、工人、机关干部、农民等报名，市立第30小学的学生沈海力（11岁）、沈大力两兄弟，也坚决要报名，愿意去做情报员、通讯员。还有3位聋哑人鲁永成、靳胜仪、傅鸿章在报名处坚持许久，一定要报名，他们写道：“我们聋哑人也要保家卫国；我们聋哑人，坚决反对美帝侵略朝鲜！”
资料记载，1950年底，在各级党团组织宣传动员下，全市青年纷纷报名参军参战。社会上出现了母送子、妻送夫、兄弟争相报名、同学集体参军的动人场面。统计显示，截至1953年7月，全市要求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的群众共达1万余人。
武汉的铁路职工、汽车司机还组织了运输队，到朝鲜前线担任各种运输任务，对保证前方供应起了重大作用。
当时的新闻报道记录了几个故事：
武汉二中的同学听了动员后，奔走相告说：“好消息来了！”几十位同学成立“保尔·柯察金战斗队”，加紧锻炼身体。
一位送孩子参军的母亲说：“孩子是我一点一点扶持长大的，但我们不能养儿只是为了防老，我要将他献给国家，为更多的人做事。这不但是我的意志，也是千百万新中国爸爸、妈妈的意志。”
在各个学校，“响应祖国号召、积极报名参军”的决心书贴满校园。武汉大学2450名学生中，表示决心者1411人，体检合格者795人。
截至1950年底，全市青年工人和青年学生报名参军、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共计1.8万多名。
1951年1月，全市各界热烈欢送第一批3000多名被批准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学生、青工离汉。
与此同时，还有14600多名群众报名志愿赴朝鲜参加后勤和救护工作。武汉医药界先后组织了7批手术医疗队计146人，赴朝鲜前线服务。协和医院工会主席高景星与爱人钱衍商量把两个孩子托寄友人照管，夫妻俩一同参加医疗队赴朝。
（记者万旭明 胡雪璇 通讯员吕东徽）
【编辑：贺方程 邓腊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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