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地处中原，人众物博，经过厉行屯田，兴修水利等一系列措施，社会经济才得以恢复和发展。商品经济相对发达，因此币制亦较稳定。曹操创立魏国，初期以谷帛、布帛为币,使用五铢钱，后仅用了七个月五铢钱即废止，继而又恢复流通五铢钱，形同汉制，钱体较汉五铢稍小，显著的特点是外郭压五又压铢。在此基础上，于太和元年（公元227年）复铸行五铢钱，其形状仿东汉五铢。但曹魏五铢很难辨认。
孙吴地处江南，物产较丰富，人民亦较富裕，但孙权实行大泉当千、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几个品种。到头来是官民交困，财政极度亏空，国基不稳，最后走向灭亡。公元222年，孙权称帝，国号吴。建都建业（今南京）。孙吴的经济基础也很脆弱，实行通货膨胀 政策，铸行大面额钱币，“钱既太贵，徒有虚名”。公元280年为晋所灭。孙权统治下的吴国最初是使用王莽大泉，后自己铸币，嘉禾五年铸大泉五百，赤乌元年铸大泉当千，后又铸当二千，当五千的大钱，都是用红铜。大泉五百和大泉当千有各种大小，初期的厚重，以后逐渐减重。
蜀汉地处巴川，自然地理条件均优，素有天府之国的美称。但刘蜀所铸钱币亦有悖民意，亦先后铸了一些类似孙吴的虚值大钱，庶民多不乐用，后不得已改铸实值钱以平民愤。即使想方设法整治币制，最后还逃脱不了失败亡国的命运。刘备入四川，于公元221年自称汉皇帝，建立蜀国。蜀汉经济基础薄弱，且连年战争，开支浩 大，加上币材紧缺，不得不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所铸行的多是大面值钱币。
东汉末期董卓擅权，私行废立又弑君及太后，引得天下侧目。初平元年，袁绍在关东被推举为盟主，以十余万众对抗董卓。就在这一年，“董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该钱既无钱文，其质地又轻小，“文章（轮）郭不可把持”，实际价值明显缩水。自汉武帝所立至此200余年基本稳定的五铢钱制瞬间动摇，陷入“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数百万”的通货膨胀境地。
当货币信用被破坏之后，最应当做的，便是重建这种信用。然而历史并未给予这样的机会。紧随其后的诸侯混战中，各方豪强都无暇铸币，而流散在民间的货币，也因为战争和时间的流逝而沉埋销毁殆尽，中国早已陷入“不铸钱已久，货本不多”的通货紧缩之境地。建安十三年的曹魏在赤壁新败之后试图重振经济，《晋书·食货志》载该年曹操罢董卓小钱，“还用五铢”。然而，董卓小钱虽为劣币，但在通货紧缩的大环境下贸然禁断，而新铸五铢数量又有限，且比两汉五铢平均轻劣20%以上，故而还是无法缓解“谷贱无已”的通货紧缩。此后曹魏虽于黄初二年和太和元年复行五铢，但同样以失败告终。故而终曹魏一朝，中国北方一直处于通货紧缩的状态。
曹魏二柱五铢，其特点为轮郭压“铢”字“钅”旁，钱面有时会有两个或四个钉点，即所谓二柱、四柱
如果说曹魏的货币价值趋势是向着通货紧缩的方向发展，那么吴蜀两国则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赤壁之战后，吴蜀两国逐渐形成了割据态势，各自掌控的区域相对稳定。在这一战略态势下，两国试图重拾信用货币的思路，通过发行大钱的方式应对货币缺乏的情况。其中蜀国铸造发行了“直百五铢”“太平百钱”等，而吴国铸造发行了“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等。
蜀·直百五铢（背面“为”字表示该钱在犍为生产）
吴·大泉当千
虽然这些大钱的质地较优，例如直百五铢可重至10克，但是东汉五铢的重量平均也有2.7克左右，前者之比后者重4倍左右，但是面值却是后者的100倍，可见这种“国家信用”也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而官方以这种虚价大钱搜刮民间财富，结果自然是所谓“数月之间，府库充实”（《三国志·刘巴传》）。然而“民意不以为便。”（《三国志·吴主传》）
两晋时期的货币制度
相比于三国均各自采取相应的对策来推行货币制度的混乱，两晋的统治者则显得消极无为。《资治通鉴·齐纪三》载孔觊直言：“晋氏不铸钱”，无论在传世史料还是考古发掘中，均未见两晋大规模铸钱的痕迹。随着两汉三国旧钱“经寇戎水火、耗散沉铄，所失岁多，譬犹磨砻砥砺，不见其损，有时而尽”，两晋延续了曹魏的通货紧缩局面，自黄初二年“以谷帛为市”的交易习惯在民间延续下来，在《晋书·张轨传》有河西荒废而不通钱货时，民间“裂匹以为段”，直接将布帛作为货币使用的记载。两晋的不铸钱政策，影响了整个南北朝时期货币制度的总格局。
两晋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魏国自曹睿死后，蜀国自诸葛亮死后，吴国自孙权死后，逐渐衰落。于是魏国的司马氏集团灭诸国建立了短暂的晋王朝。由晋到隋的三四百年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乱的时代。这个时期在中国大货币经济史上也有其重要性，年号钱的出现，钱币的称文，称贯等都是这个时期的事。
两晋时期，仍沿用汉魏及东吴旧钱，十六国中的前凉、后赵和成汉则发行过少量钱币，但有帛等实物交易却是主要的流通手段。南北朝埋藏铸币增多，但币制相当混乱，名目繁杂，民间的私铸钱大量出现，而初行于东汉晚期的剪鉴钱在北方地区尤为盛行。
两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最长的动乱时期，大部分时间是处在分裂、混乱和战争之中，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出现重物轻币的现象，金属铸币的流通范围明显减少，货币功能萎缩，钱币的标准不一，形制各异，减重普遍。流通的钱有吴国以前的铸币和各种古钱。只有沈郎钱是新铸的，沈郎钱是指沈充所铸的小五朱，这种钱遗留后世较多，这种钱的特点是称朱而不称铢，铜色发白。传世的丰货钱和汉兴钱也属这一时代。 西晋时一直未曾铸钱，以使用汉、魏旧钱为主，兼用谷帛等实物，东晋建立之初，也是沿用孙吴的各种钱币，后来出现一种五铢小钱，钱文作“五朱”，相传为沈充所铸，所以又称“沈郎五铢”。
南北朝时期的盗铸之风：信用危机爆发
北朝与南朝并存，两者合称南北朝，北朝历时195年（公元386—581年），其间铸行过多种钱币。南北朝时期是历史上大动荡时代，也是中国货币史上大衰退、大混乱时代，宋、齐、梁、陈各自都曾铸钱，造成货币缺乏统一性和连续性，导致货币减重极盛，私铸劣钱盈市。这个时期还超凡脱俗地出现了不以重量命名的国号钱和年号钱。
在经历了官方对货币信用的反复糟蹋后，民间逐渐抛弃了对货币名义价值的信任，越来越多地将其视为称量货币。随着货币供给减少，币价提升，将少量厚重旧钱通过熔铸、剪凿或削磨等方式制成大量轻小新钱的私铸之风渐起。而私铸者为了获利，又会进一步降低小钱的成色，因此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开始通过两个进程发挥作用：一是不足额的低劣小钱将足额大钱逐出流通领域，二是被逐出的足额大钱被销铸成低劣小钱后回到流通领域，加剧了第一个进程。进而一方面导致流通中的良币越来越少，加剧了良币的通货紧缩，另一方面导致劣币越来越多，导致劣币的通货膨胀。
綖环钱与剪边钱是当时私铸货币的主要形式之一，上图是由东汉五铢私铸而成的綖环钱与剪边钱，即将一枚五铢冲凿成一个外圈和一个内圈，外圈就是綖环钱（左），内圈就是剪边钱（右）
南北朝的历代政权都曾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从历史上看，各政权的思路主要有两个：一是主动鼓铸新钱；二是承认符合一定标准的私铸货币。
前一种思路较为常见，例如刘宋政权的元嘉四铢和孝建四铢、萧梁政权的天监五铢和公式女钱及北魏的太和五铢及永安五铢等。然而这一时期的官铸货币铸造数量稀少，例如北方的太和五铢只流行于“京师之肆”，却未能流行于经济富庶的“徐扬之市”，而南方的萧齐政权治下的杨、南徐二州民间货币存量甚至不足以覆盖租税，必须“三分二取见布，一分取钱”才能完成税收任务。此外官铸货币质量下滑明显。刘宋元嘉七年所铸元嘉四铢尚且“轮郭形制与五铢同，用费损，无利”，即铸造质量之高以至于盗铸无法从中取利，但到景和年间，就已经出现“钱益轻，虽有轮郭，而镕冶不精”的情况。孝建四铢则从一开始便不足重，其后更是轻薄不已。萧梁天监元年开铸天监五铢，号称“肉好周郭”，即质地良好、钱郭周正，但据《通典·食货典九》载该钱“文曰‘五铢’”，实“重四铢三参二黍”，亦是减重发行。
究其原因，一方面如孔觊所说：“上惜铜爱工”，刻意偷工减料；另一方面，国家也时有操纵币价，与民争利之行为。据《通典·食货典九》载，永安二年至三年北魏政府将原价三百钱的国库藏绢以二百钱的价格甩卖，相当于将永安五铢的价值哄抬1.5倍，以坐收铸币之利。在这种系统性腐败作用下，南北朝的官铸活动始终没有令经济摆脱困境。
而后一种思路的典型代表便是东魏高澄的钱秤之议。为了解决当时“民钱滥恶”的问题，高澄提出一方面承认民间私铸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在市场设置标准秤， 并规定：“入市之钱，重不五铢，或虽重五铢而多杂铅镴，并不听用”（《魏书·食货志》）。私铸之弊，在于成色重量往往不能达标，而私铸之利，在于可以避免官吏腐败，并在货币私铸市场中充分竞争，实现优胜劣汰。因此对于国家而言，重点在于把控标准。在此之前，刘宋沈庆之也建议开放私铸，但是正是由于没有采用合适的监管手段，最终导致“钱货乱败，一千钱长不盈三寸”“入水不沉，随手破碎，十万钱不盈一掬，斗米一万，商货不行”（《宋书·颜竣传》）。
按理说，高澄之议若果施行，应当能很大程度上解决当前良币供给不足、私行滥铸横行的问题。但是，当时“群官参议，咸以为时谷颇贵”，反对实行。可是谷贵的原因恰恰在于劣币泛滥，如果规范货币供给，反而能平抑物价，为何群官皆有视无睹？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这些权贵正是当时私铸泛滥的源头。例如当时勋贵之一的王则，自其任洛州刺史便“取京旧像，毁以铸钱，于时世号河阳钱，皆出其家”，《晋书·食货志》所谓“百姓私铸”的“河阳生涩、天柱、赤牵”等钱，或即王则私铸之钱，而与之并列的“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紧钱、吉钱”等钱，亦即王则这种一方豪强所私铸之钱。可见，在权贵勾结的大环境下，规范私铸的方法同样无法解决问题。
尾声：一枚铜钱上的娑婆世界
综合分析这一历史时期货币制度的演变，可以发现魏晋南北朝的货币史呈现了两个难以解决的悖论。其一是从面值上看，魏晋南北朝质量降低、价值灌水的货币表现出通货膨胀的样貌；而从发行数量上看，又因足额面值的良币发行供给不足而表现出通货紧缩的样貌。其二是从存量上看，每一次货币发行后不久，轻贱化、减重化、劣质化的现象迅速发生，导致货币贬值、通货膨胀；而从流量上看，民众对这种快速贬值的劣币愈加排斥，甚至出现窖藏良币并以物易物的行为，导致流动性下降，商品交易萎缩，这又显示出通货紧缩的症候。
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交替肆虐、同时肆虐乃至双重肆虐，正是这一时代货币制度史的基本色彩。而这种吊诡的历史背后，便是国家信用的巨大危机。无论是为了在战争中求存，还是为了笼络权贵维持自身的地位，这一时期的统治者把原本用来融通贸易的货币变成收割民间财富的工具。这种源自统治者背信弃义的国家信用危机，不仅使中国货币丧失了信用货币的性质，更令货币交易丧失了原有的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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