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连载：殷墟和甲骨文究竟能告诉我们一个怎样的商朝呢

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也是中国第一个有直接同时期文字记录的王朝。

公元1899年10月的一天清末的北京人心惶惶，远处的海边似已隐隐传来八国联军的枪炮声。国子监内一灯如豆。在忽明忽暗的灯火下这所皇家大学的最高长官王懿荣正全神贯注端详着一味名叫“龙骨”的中药材。也许王懿荣并不清楚他的发现将石破天惊，但他作为京城最权威的金石学家很清楚这些模糊的刻符对岌岌可危的中华文明意味着什么！

“为什么三千多年前的声声问卜会突然涌现于19世纪最后一个深秋？”在《问卜中华》中文化学者余秋雨这样感叹：“我想定是华夏先人强烈地感知到了他们的后代正面临着可能导致万劫不复的危难。他们甚至恼怒了，以致于掷出甲骨责斥后代：为何这么垂头丧气？至少也要问卜几次。最后探询一下吉凶！”如今考古学家已从安阳的小屯村发现了大量的甲骨文。这说明殷商时代文字已得到充分广泛的应用，而且发展得也已较为成熟。所谓甲骨文就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一种早期文字。

甲骨文是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目前已知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甲骨文并不是中国最早的文字：事实上中国的汉字经历过复杂漫长的演变历程，而汉字的结构在甲骨文中已基本形成。这意味着汉字在此之前实际上可能已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甲骨文是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较为成熟的汉字形态。众所周知文字的出现是国际公认的文明标志之一。既然商代的甲骨文已是一种较为成熟的汉字形态，那么也就意味着中华文明在商代已进入较为成熟的阶段。殷商王朝创造的汉字在文化和语言各异的人群中建立了一种新的联系。

通过对甲骨文的研究使我们对商朝的了解更为详细可靠。那么殷墟和甲骨文究竟能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商朝呢？殷商作为九夷中的一支比较擅长航行和贸易。这与后世一些王朝重陆轻海、重农抑商的特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何以见得商朝人擅长航行与贸易呢？在如今可辨识的1000个甲骨文中与舟船相关的就有30多个。商朝人热衷于造舟造船：商王有自己专用的舟，商朝的大小贵族们也有不同的舟。商朝军队的兵种中除了车兵、步兵、骑兵之外还有舟兵。《诗经·商颂》记载着：“肇于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祈祈”。

这反映了从海上来商朝交往和朝拜的盛况。占卜是商王朝最核心的机密：通过垄断与祖先和上天沟通的权利商王将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占卜使用的材料有来自黄土高原的牛骨，更多的是产自南方深海的龟甲。这是否暗示着在商王朝创立之初海洋的气息要远远大于内陆的特点呢？除此之外殷商给华夏大地带来的还有水稻种植、灌溉、漆器、竹器等以及长舟的制造技术。我们今天为什么把做生意的人称为“商人”呢？事实上“商人”一词最早以前指的就是商朝人——这是一个相当擅长贸易的民族。

商朝实际上是一个有着典型的海洋商业文明特征的王朝。商代贸易所用的货币主要是海贝，所以如今和钱相关的很多字都带贝字旁（赚、赊、账、购、贮）。商朝并不是大一统的国家，而是一个以商部族为主体的联盟。上古时代的华夏大地分布着若干大大小小的部族。相传黄帝部族和炎帝部族联手打败蚩尤部族后建立了华夏部落联盟。联盟中的夏部落率先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后来夏朝的统治又被商部落所推翻。夏部落、商部落其实都没统一其他部落。

夏部落、商部落只是被其他部落尊为天下共主，但各部落实际上仍有相当的自主权。夏朝统治时期商部落也曾是夏朝的臣属，可等到商部落羽翼丰满后就取代夏部落成为了天下共主。商朝统治时期天下依然存在着很多在臣服于商朝的同时保持一定自主权的部族。商王朝把这些部族称为方国：商王朝以宗主的身份册封方国首领候、伯、任、田等爵位。商王室与方国实际上是一种同盟关系，而商王的影响力取决于商王室势力的兴衰：当王室的政治和经济实力雄厚之时就能凌驾于诸方国之上。

这时商王就能以诸侯之长和盟主的身份对外行使王权、以命令的口吻支使方国首领。这种命令称为“呼” 或 “令”。殷墟卜辞中有许多商王“呼”(“令”)某候、某伯的记载。这说明商王对这些方国有一定的支配权。可当王室的实力衰弱时方国就未必听命于王室，甚至一些强势方国会效仿商部落对夏部落的所作所为。商代方国与王室的关系错综复杂：有的始终为敌，有的或降或叛，有的长期结盟。最终在这些称臣于商王朝的诸侯方国中崛起的周部族成为了商王朝的掘墓人。

商朝人的吃、穿、住、行、用等方方面面比起之前原始氏族时代以及夏朝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原始人主要靠采摘野菜野果、狩猎野物充当食物。那时的人能采到什么果实、能打到什么猎物就吃什么。商朝人已学会驯养动植物：商朝人不仅会驯养马、牛、羊、猪、狗、鸡等家畜家禽，甚至还学会了驯养大象用于作战。同样商朝人也不再需要采集野菜野果了，因为他们已学会了如何种植粮食。甲骨文不乏禾、黍、麦、米、稷、糠等与农作物有关的字。这一切说明商朝已有了较为成熟的定居农业和畜牧业。

商朝的粮食产量在满足饮食需求的基础上会出现了一部分剩余。一般认为夏朝就已发明了酿酒技术，可夏朝的粮食产量并不能满足大规模酿酒的需求。因此直到商朝才逐渐兴起了饮酒之风。《诗经》中曾这样写道：“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尔以酒，不义从式。既衍尔止。靡明靡晦。式号式呼。俾昼作夜”。《先秦诗鉴赏辞典》把这首诗翻译成了白话打油诗：“文王开口叹声长，叹你殷商末代王！上天未让你酗酒。也未让你用匪帮。礼节举止全不顾，没日没夜灌黄汤。狂呼乱叫不像样，日夜颠倒政事荒”。

有饭吃、有酒喝的商朝人在穿着上也变得越发讲究起来：原始人的蔽体之衣主要是树叶、兽皮之类的，后来逐渐学会将麻、葛加工成原始的布帛。相传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了蚕桑丝织技术以后人们才算穿上了真正意义上的衣服。可夏朝统治时期只有上层贵族才穿得起用蚕丝纺织的衣服，而普通人有很多还穿着用树叶、兽皮制作的原始服装。到了商朝用蚕丝纺织的衣服开始逐渐普及到千家万户。商朝人在吃饱穿暖以后对自己的居住环境也逐渐有了新的更高要求。

原始人由于尚未掌握建筑房屋的技术，所以他们通常都是居住在山洞中的。夏朝王室曾建筑过一些城池，不过这只能满足王室贵族的居住需求。那么夏朝的普通百姓住在哪儿呢？他们主要住在黄河两岸的平原区。当时天然的洞穴已不够住了，所以他们就挖山刨地制造洞穴，但在本质上他们其实还是住在洞穴里。商朝人吃得好了、穿得漂亮了，再让他们住洞穴里当然不舒服。商朝人开始发挥聪明才智向平地上要空间：他们用树木、茅草、石块等天然物资造起了房舍。

这种用树木、茅草、石块垒砌的早期房屋在我们今天看来是简陋的，但这种房屋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人真正由穴居时代迈入了室居时代。随着建筑技术的发展使商朝的城市规模变得越来越大：商朝早期的都城一直迁徙不定，直到第十九代君主盘庚才把都城固定在殷（今河南安阳）。据《诗经商颂》记载：“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被洹水萦绕的殷墟王城逐渐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四通八达的交通网使殷商都城成为众城之首。当时的交通工具出现了尤为明显的改善：有“陆行乘马，水行乘舟，泥行乘橇”之说。

商代时期城市聚落选址要充分考虑环境条件：水源、地形、位置与交通、自然资源等因素都是必须考虑在内的。商代的聚落群多集中分布于大河支流沿岸。这样的选址在满足取水方便、可利用水运、便于农作等要求的同时还能防火。目前的考古发现已证实商代聚落有城墙、城壕，同时还有由内向外的排水设施。商朝人出于保护居住环境的原因会把手工业作坊大多数位于城址边缘。商代聚落的选址、规划、建筑及环保等体现了和谐的人地关系。商代历法和物候学知识也都充分表明了商文化的先进性。

夏朝的疆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夏王朝直接控制的领土，另一部分是在臣服于夏王朝的同时保持半独立地位的各部族。这两部分加起来大体相当于今天的黄河中下游一带，当时广大的南方地区基本还是一片蛮荒。商朝全盛时期在夏朝的版图基础上向北扩张到辽河流域，向南拓展到长江流域，囊括了今天的辽、晋、冀、鲁、豫、陕、川、渝、鄂、皖等十多个省区。先进的商文化随着商朝疆域的扩张逐渐向四周扩展：传播到长江流域和四川盆地，从而对如今中国南方地区的文化起到了最初的塑造作用。

原始社会有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被后世考古学界称为“石器时代”。所谓石器时代是指人类以石器作为主要劳动工具的时代。石器时代又可以具体细分为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人类主要使用的是天然石器，新石器时代人类主要使用的是人工打磨制造的石器，而两者之间的过渡时期则称为中石器时代。直到夏朝人们手中的主要劳动工具仍是石器，到了商朝以青铜铸造为代表的手工业日益发达起来。商代的中国已由石器时代过渡到较为成熟的青铜器时代。

现藏于国家博物馆后母戊鼎是目前已知古代最重的青铜器（重达833公斤）。后母戊鼎以其复杂的技术、精美的纹饰、恢弘的气度成为了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艺术最典型的代表。后母戊鼎是通过陶范铸造法一次浇铸而成的。铸造此鼎所需金属原材料据专家测算超过1000公斤，而且还需要多个工种的组织严密、分工协作。在距今3000多年前能铸造出这样的大家伙足以证明商朝的青铜冶炼技术之强。商代的手工业创造力不仅超越了前代，事实上也胜过了后来的周王朝。

商朝人甚至已发明了原始的瓷器：洁白细腻的白陶颇具水平，刻工精细的玉石器表现了商代玉工的高超技艺。商代的丝织物有平纹的纨、绞纱组织的纱罗、千纹绉纱的縠。商代农业和手工业的进步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当时出现了许多牵着牛车和乘船从事长途贩运的商贾。到了商代后期都邑里出现了专门从事各种交易的商贩。自商代起中国音乐进入了信史时代。这一时期民间的音乐和宫廷的音乐都有了长足的进步。青铜冶铸技术的提高使乐器的制作水平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

商代可考证的宫廷乐舞有《桑林》、《大护》，《周易·归妹上六》和《易·屯六二》则是商代的民歌。商代科学进步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天文方面商代日历已经有大小月之分，规定三百六十六天为一个周期，还用年终置闰来调整朔望月和回归年的长度。商代甲骨文中有多次日食、月食和新星的记录。数学方面商代甲骨文中有大至三万的数字，还出现了明确的十进制以及奇数、偶数和倍数的概念。商代出土的微凸面镜能在较小的镜面上照出整个人面。这证明光学知识在当时也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

法律、军队等国家机器的出现是原始部落向国家文明过渡的重要标志。商朝的法制指导思想在夏朝奉“天”罚罪的法制观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商朝更加强调“神”的作用。在这种天命观的影响下商人十分迷信鬼神。执行占卜的神职人员巫、史等在商朝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王权神授的观念下商朝的法律也都是以“天”与“神”的名义制定的。《荀子·正名》中“刑名从商”这一论断从侧面反映出商朝的法律体系应当已比较成熟了。商朝的《汤刑》、《甘誓》、《盘庚》 、《伊训》等等都属于法典类文件。

商朝的军事制度在甲骨卜辞中有较多记载。商朝的军队分为两部分：一是王室直接领导的中央正规部队，二是由臣服于商王室的各方国部族的军队。商朝总人口大约为500-700万（其中士兵人数约12至15万）。当时军队成员已有不同的职守：士卒由贵族和平民充当。这些人在平时要练习射、御，还要以田猎的形式进行演习。高级军事领导职务由贵族大臣和方国首领担任，有时商王也会作为最高军事统帅御驾亲征。商朝历史上也有过由妇女担任军队主将的例子：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就是中国历史上目前可以考证到的第一位女将军。

商朝军队已拥有步兵、车兵、骑兵、象兵、舟兵等多个兵种。从甲骨文中的记载推断当时军队的组织可能以100人为基层单位、以300人为中级单位，同时可能还有左、中、右的区分。根据考古发掘和甲骨文的记载可以了解到商朝军队的武器配置主要有战车、弓、箭、戈、矛、刀、斧、钺、干盾、矢镞、头盔、甲胄.......这其中戈、矛、刀、斧、矢镞、头盔等均是用青铜铸造的。河南安阳侯家庄1004号商王陵墓内有大量武器出土。这其中有70捆矛，而每捆都是10个。这说明商朝对武器的存放可能有一定的标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