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9年是宋朝的什么年代】专题从历史景深里打捞更真实的江南文化

有人说，在黄酒的香气中，江南人的性格细腻、温和、不着急。

在《江南繁荒录》中，作者徐风却用芋头来介绍这方水土：芋头质地软糯而不糊烂，任怎么煮，筋道是不改的。

徐风笔下的江南，去掉了浮语虚辞，于别具一格中见细节、显温度。

近年来，他走访乡野桑梓，查阅典籍方志，对江南各地的风土人情细作检点，对隐藏于历史深处的繁与荒细加描摹，力图给“迷路人”“还乡者”打捞一个更真实的江南。

是古典的、士大夫的也是当代的、黎民百姓的

上书房：翻开新书，首先跟我们“打招呼”的是一位村姑，还有一名蛮汉。这两个人物似乎与精致、儒雅、温润的传统江南人物形象有很大不同？

徐风：《江南繁荒录》中，第一位与读者见面的女子叫史贞女。她是江南水边村落的一个寻常民女。从伍子胥的视角来看，史贞女“长得不丑，眸子是黑漆漆的，腰很细，粉盈盈的樱桃小口，齿特别白”。

这位女子是谦恭的、含蓄的，却一口答应了伍子胥的请求：若有追兵来问，断不会供出他的去向。然而，当急忙赶路的伍子胥回过头来再次叮嘱的时候，她留下了一个看似柔弱的背影。

殊不知，彼时她的心里猛然生起一股巨大的力量———伍子胥走不多远，听到背后扑通一声，人不见了，河面上泛起了些许波澜。这个姑娘好刚烈，竟然一头扎进河中自沉了。

第二位上场的，确实是一个蛮汉，名叫周处。西晋时，老百姓一度把他与南山的猛虎、水底的蛟龙并称“三害”。后来，他斩蛟射虎，悔过自新，36岁拜18岁的陆机为师，自此脱胎换骨、焕然新人，文韬武略、威震江南。

上书房：两人传递了怎样的江南特质？

徐风：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江南文化的“忠义”与“刚柔相济”。

这样的血性十足，往往被“杏花春雨”“小桥流水”的表象所遮蔽了。其实，先秦时代的江南，尚武风气占据社会主流，侠文化更大行其道。南宋之后，文化的力量改变了千百年积淀的品性风貌，崇文理念渐渐成为共识。江南的骨子里还是有坚韧、刚烈的成分。

田头演出。陈寿春摄于上世纪60年代

上书房：书中还称“耿介”是江南人最醒目的性格标识，会不会担心遭到人们的质疑？

徐风：江南是古典的、士大夫的，也是当代的、黎民百姓的。“耿介”是藏而不露的江南内在气质，其间灌注的精神、情怀与千百年来的江南流韵一脉相承。

《江南繁荒录》特意选了一批从历史典籍、民间逸闻中走出的古今人物。因为文学书写，赋予他们愈加清晰、深刻的面影。

比如，与苏东坡交好的单氏兄弟，丈夫岳飞被迫害致死后坚守家业、替夫申冤的李娃，梦想回乡隐居却身死战场的卢象升，一锤一凿修出名胜善卷洞、张公洞的储南强，与徐悲鸿私奔、轰动全城的蒋碧嶶，等等。

你会发现，这些人身上更多的是坚韧、坚守、坚固，甚至于烈火肝胆、血性十足。这才是真正的江南禀性。若非如此，何以有宗族壮大，何以有自古繁华，何以有耕读传家、文脉未断？虽一地风土，却是整个江南的缩影，暗藏中华文化的根脉。

没有精神、气质打底女性之美难免流于浮浅

上书房：从史贞女开始，《江南繁荒录》还描述了孝女、逆女、烈女的故事。她们为何能引起您的注意？

徐风：作为作者，我钟爱自己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江南繁荒录》不是一本女性传记或者专门描写女子之美的书，而是一部梳理、解读江南精神的专著，更多的笔墨是去关注她们的想法、观念以及在重要人生当口所作的选择。

比如蒋碧嶶，原名棠珍，其父是复旦大学教授。按照传统的“门当户对”观念来看，父母将她许配给苏州望族的公子查紫含，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徐悲鸿这个年轻人的闯入，改变了蒋碧薇的人生。

蒋碧嶶为什么不喜欢查紫含，徐悲鸿为什么又着急要和她私奔，故事背后有人性解放、追求自由的考量。蒋碧嶶并未因为徐悲鸿的出身先入为主，而是被他略带忧郁、伤感的艺术气质所吸引。她的“固执己见”，有着独立的人格评判和审美意识在支撑。这是本书所着力描写的。

简而言之，女性之美，如果没有精神、气质打底，难免会流于浮浅。

上书房：您怎么看附加在江南女子身上的各种标签？

徐风：“江南女子都是水做的”之类标签化行为，不仅体现在群体身上，也体现在人们对江南气质的认识上。

提起江南，人们常常想到的就是风流倜傥、膏腴丰盛。但我在《江南繁荒录》中提出，“金石气”与“书卷气”才是江南文化的鲜明符号。放在江南女子身上，也是一样的。

上书房：这种“金石气”和“书卷气”，与历史上北方士族、中原文化的一拨拨南迁是否有直接联系？

徐风：历史上的两次“南渡”，对江南有再造之功。

一次是永嘉之乱、晋室南渡，大规模的战乱导致中原地区的许多优秀人士来到江南，包括孔子的后裔，带来了先进的生产资料和文化理念。于是，魏晋南北朝成为江南文化发展的第一次高峰。

另一次是靖康之难、宋室南渡，京城都迁到了临安，全国的经济文化乃至政治中心正式南移。南宋在杭州159年，江南就有480座书院，耕读传家随之成为江南地区的一个基本价值观。

蠡河边的陶器码头——紫砂壶从这里流向江湖。陈寿春摄于上世纪60年代

一座“不曾存在的园子”成为文人精神世界的路标

上书房：在古装剧《清平乐》中，范仲淹、欧阳修、晏殊等“教科书常驻嘉宾”的登场，引起很多年轻人热议。《江南繁荒录》写古代乡村教育时，为何对范仲淹推崇有加？

徐风：北宋时期的江南乡村，可称之为儒家文化的高地。要论功臣的话，范仲淹当是头功。

他诗写得好，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古往今来人人传颂的名句；官也当得不赖，在苏州太守任上奏请在辖区各地设立学校，并在南园之地建起府学、给田五顷，以赡学徒。

为了打造一个教育“示范区”，还延请胡瑗为首位讲席。胡瑗是理学先驱、思想家和教育家，因世居陕西路安定堡，人称安定先生。胡瑗教育得法，历年登科者百余人。

于是，镇江、常州也小碎步跟进，请来江南名士李觏讲学；太仓县学、常熟县学、无锡县学里，也不乏饱学之人，而且有想法、有银子，学堂说办就办起来了。

范仲淹还做了一件让天下人叹服的事。他在家族里率先设立义田和义庄，初衷是为了“扬祖德”和“赡同族”，但真正受益的是在逆境中求学的同族学子。据范氏义庄家谱记载，自宋至清末，900余年，始终不变。

上书房：除了书院、学堂，江南园林也享誉全国。众多名园里，您为何独独要讲述一座“不曾存在的园子”？

徐风：湄隐园是一座园子，只在抗清名将卢象升的脑海里出现。后来，他又把这个设想或者说规划落到了纸上。可惜，这个愿景终究没有落地。但是，这不妨碍我们在研究古人精神世界的时候将其作为一个路标。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古代文人的精神标配。卢象升是一名武将，骨子里却是一个典型的士大夫。他与湄隐园的故事，可谓江南隐逸文化的经典个案：在位时，为了家国可以肝脑涂地；一旦退隐，则闲散疏放、归于民间。

牟宗三先生曾经说过，文化生命有两个层面：一是尽才、尽情、尽气，二是尽心、尽性、尽理。卢象升当如是。

大雅大俗宛如手心手背看似两面，实际上血脉相通

上书房：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古代江南还有哪些值得细说的风土人情？

徐风：日常生活的深意，在于以小见大，在于以一花一草一习俗来描摹人情世故。

《江南繁荒录》中，“捉肥记”写村民进城捡煤球、拾垃圾，蹲在巷子里一口饭一块咸菜，顺便看看城里的光景、听听喧闹的市声，感觉这一顿吃得既开心又有尊严；卖“甜白酒”的老袁背着褡裢袋，走到哪儿都很受欢迎，因为他的“酒娘”给苦水苦月浸泡的人们带来了一丝甜意。

“唱春”的艺人，在贫困的年月能够活下来，因为乡民喜欢这些热乎话，更信仰善恶有报、惜福知足的价值观；“放鹞子”这一不起眼的乡间娱乐代代相传，成为渎边人家的精神陪伴，因为它寄托了朴实的祈愿：“平头百姓是终归吃不到天风了，就让这鹞子代他们去吃天风”。

渎边捉肥记。 陈寿春摄于上世纪60年代

上书房：这样的生活场景，似乎与想象中的田园牧歌风光有一些差距？

徐风：其实，我在书中有意打破过往一些文化学者对田园牧歌的浪漫想象，而力求以史家录传的笔法，描摹江南乡野的草根面相，让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人皆可入书。

比如，《渎边遗事》专写“车水”“养蚕”这些江南民间的苦活计；《读书不好玩》讲述了外交官沙祖康求学故事的另一个版本。

透过这些细节可以看见，这片土地上除了高蹈风流的书生意气，还有一群咂摸着生活艰辛、信仰着“不管什么时候，日子都要好好过”的村民。他们的酸甜苦辣，同样值得书写。

所以，我更愿意说，江南的诗意不在于田园风光，而在底层百姓朴素的生活愿景里。

上书房：回望历史，江南文化是如何兼顾大雅与大俗的？

徐风：大雅和大俗，是江南历史文化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虽然有时它们做不到“平起平坐”，但在将精致、优雅、高深的文化旨趣与日常生活的平实、普通、自然融合起来这件事上，大体能够做到心手默契、风雨并肩。

古人说，乐为心声，惟乐不可伪。我国最早的乐器之一“缶”，就出土在无锡。吴地乐脉的记载，可追溯到“季札观乐”。此后，昆曲、评弹、锡剧、沪剧以及古琴、琵琶、二胡、丝竹、十番锣鼓等，大俗与大雅一齐登台。它们宛如手心和手背，看似两面，实际上血脉相通，体现了天地和谐、天人和谐、人人和谐的追求。

从历史景深里汲取古气又从繁芜尘世中滤出清醇

上书房：书中多处提到江南古城“阳羡”。这是一个怎样的地方？

徐风：“古阳羡”是江苏宜兴的古称，坐落在苏浙皖三省交界的太湖西岸，也是我的定居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几乎囊括江南地域的所有特点：风景秀丽、物产丰饶，崇文重教、人杰地灵。

发生在这个地方的历史故事，可以说连接着一部中国古代文明史。它的每一个折子，都是对江南文化的有力诠释。李白、白居易、陆羽、杜牧、李商隐、苏东坡、欧阳修、王安石、陆游、蒋捷、陈维崧等历代文士，都在此留下了精美诗文。他们的深情笔墨，已然转化为江南古城的温儒文雅与厚重刚烈，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深邃内涵与传世佳话。

上书房：在江南的生活，对您的江南创作有什么影响？

徐风：对江南古城与乡村生活的熟悉，可以追溯到我的童年时代。2017年的时候，《钟山》杂志跟我约稿，专栏的主题是江南文化。从此，这个名叫“繁荒录”的非虚构散文专栏，一写就是两年。

专栏中的每篇文章大约在2万字。这样的体量，不仅需要很多干货支撑，还要有思辨的力量去贯穿与观照。好在过去几十年里，我当记者、办报纸时的生活积累，此时派上了用场。它清晰地引导我走向一种叙事的渠道。为此，我专门进行了一两年的田野调查。

在此基础上推出的《江南繁荒录》分为三个部分，每一部由四篇主题各异的历史文化散文构成，每篇又由相互勾连的若干章节故事，按平行结构或线性逻辑的方式连缀而成。

有评论家说，它是一座结构均匀的阁楼。由时间的跨度做东，读者可以顺着“导览图”拾级而上：

第一层“青玉案”，打捞圣贤名流的历史，回溯江南文化拙朴刚正、敦厚温良的传统；

第二层“声声慢”，勾画江南腹地的肉身状态，描摹村民淳朴的世俗生活和乡约伦理；

第三层“风满楼”，分为民间收藏、紫砂工艺、书画江湖、民间票友“四间房间”，以重艺轻利的民间精神反衬文化繁盛背后的精神荒芜。

我希望用一种平白的中国话语，来构建一个有生命温度的古典人文江南。通过更为广阔的世俗生活书写，打通“文人江南”和“民间江南”的精神共相，进而为历史过滤出某些纯粹的东西。

正在上海博物馆展出的浙江海宁皮影人。新华社发

上书房：从您的多年观察来看，用好用足江南文化资源的重点在哪里？

徐风：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把物还给物”，恢复文化的纯粹之美，是我的一己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