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山东清代重点古府看这里!明代山东南部运河的重大修改和南四湖形成

现在的南沙湖地区在明代以前不是这个样子。这里原来是由古代河流冲积而成的平原。

发源于东部邹滕峄丘陵地带的大量泉水分别汇流于此地形成了许多小湖：昭阳湖（古）丶塔具湖、孟阳泊、满家湖丶独山湖（古）丶阳城湖丶李家湖、微山湖（古）丶郗山湖、吕孟湖、武家湖丶张王湖丶韩庄湖丶常阜湖、平山湖、白山湖、白浴湖等等，星罗棋布。这里浓缩了丘陵丶平原和河湖多种地貌和生态特征，优美的环境和丰富多样的物产賜于了这一带人民一个富庶适宜的家园。地肥水碧丶禾綠万顷，村舍毗密。古泗河经由这里向南直达于徐淮，自古以来就是一条重要的水路要道。一代代的王朝兴灭，这里历阅了多少兵家争雄丶商旅络绎。催生出一个个古城名镇：鲁桥丶南阳丶谷亭丶湖陵故城 丶庙道口 丶金沟丶古留城等等，车马辐辏丶舟楫连樯，成为历史上经济丶文化繁盛的一个地区。尤其是自元代以后，古泗河被借道行运，更成为一条贯通京杭的经济丶政治大命脉。

但是这一切在明代之后都被彻底改变了。当时的沃野桑田丶城镇乡村都变成了烟波浩渺的江北大泽——南四湖。

究竟是什么原因和经过产生了这一巨变？

简言之，这是由于黄河的冲积和明代对大运河的改创造成的，是人与自然相互干予的结果。其间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坎坷、令人纠结、不断探索的过程，始终贯穿有不同政见的争议。充分地体现出先人们在治水通运方面所具有的前赴后继丶顽强拚搏丶艰苦奋斗精神和聪明才智，创造出了无数英勇悲壮丶惊心动魄丶可歌可泣的事迹。考察了解这一历史，对于我们今天治水兴运大业来说不无一定的借鑑。

南阳新渠的开挖

京杭大运河自元代始经过山东。元明大运河自济宁向南完全是利用的自然河流：以洸河行运，至鲁桥通泗河，继而向南至徐州通黄河、借黄行运，再向南至淮安入淮河等。当时由于泰沂地区水源充沛，自北向南先后有洸丶济丶泗丶白马丶沙丶漷丶薛河等诸多河流济运，地势顺平，因此这段运河自元至明中期保持了二百五十多年的畅通。

在这里最大的患险是受黄河的冲犯。当时黄河从河南省封丘、兰考向东南流，经商丘丶虞城丶砀山等由徐淮流域入海。在元末明初，黄河多系从上流阳武、封丘、兰考一带向北决口，冲犯安山至张秋段运河。至弘治年间，先后经徐有贞丶刘大夏等赴张秋丶沙湾治河保运，还筑塞黃陵冈丶荊陵决口，修筑了太行长堤等，黄河北溃之患即被消除。但自嘉靖年后，黄河决口又向南徙，多次于曹丶单和徐州丰沛县决口，漫淹丰沛、鱼台县一带泗河，运道屡被淤塞，南部运河不再暢通。

尤其以嘉靖五年（1526年）的一次决口更为严重。“黄河上流骤溢，东北至沛县庙道口（位于县西北三十里，属安国镇）截运河，注鸡鸣台(位于今微山县张楼乡程子庙村东)，入昭阳湖。汶丶泗南下之水从而东，而河之出飞云桥(位于徐州北沞县城南)者漫而北，淤数十里”。这时不仅运道淤塞，“粮艘阻不进”，而且连丰县县城也没于水，被迫迁治。河水漫溢使昭阳湖与其周围的塔具、孟阳、满家等七八个小湖连成一片，湖面大大扩展 。

面对漕运的危机，当时的嘉靖皇帝世宗忧虑不安，朝廷大臣“各献治河之议”，但他们的意见相佐。有的主张重新“导河使北，至直沽入海”；有的主张“引河向南，自兰阳注宿迁”；有的主张从上流汴城疏竣原废黄河的故道，引黄下洩；有的主张从上流“引河水注于卫河至临淸丶天津，则徐丶沞水势可杀其半。”；有的主张于丰丶沛丶谷亭间筑堤护漕，疏浚被淤塞的运道等，可谓莫衷一是。而唯有时任左都御史的胡世宁上言更为大胆创新，他主张干脆放弃原泗河运道，另辟新径，于湖东开新渠。“当于湖东滕丶沛丶鱼台丶邹县间独山丶新安社(位于今微山县留庄镇境)地别凿一渠，南接留城（位于今微山岛西偏南六公里，现没于湖），北接沙河，不过百余里。厚筑西岸以为湖障，令水不得漫。而以一湖（指昭阳湖）为河流散漫之区，乃上策也。”等。对于此议，当时的兵部尚书李成勋等一些官员也都赞同和支持。但是面对众臣的争议，嘉靖皇帝不能决定。泗运河道是自元至明二丶三百年的漕运命脉，岂能轻言废弃！

嘉靖六年（1527年）冬，朝廷以盛应期为总督河道右都御史。他上任后于次年亲赴实地勘察，认为胡世宁开新河之策切实可行。“询之官民，盛称昭阳河东可改运河，……北引运河之水，东引山下之泉，可谓永久之利。”（《明世宗实录》）于是奏明朝廷，获准动工。工程共役夫六万五千人，用银二十万两，刻期六月竐工。动工后黄河又决，淤庙道口运道三十里。谷亭之黄流断绝。盛应期当即遗官浚赵皮寨（位于兰阳北）丶孙家渡（贾鲁河）丶南北二溜沟（位于徐州北境）河道，以杀黃河上流水势，并疏通下流河道使之畅通。同时又筑成武以西至沛县以南长堤，以防黄水北溃。

为使新渠尽快竣工，盛应期昼夜行宿水中。由于督工迫急，百姓渐生劳怨。正当工程进行到四个月，又适逢川陕丶湖广等地发生大旱，谣传开河不吉。“会旱灾修省，言者多谓开河非计”。这时一些心怀私计的官员也借机弹劾，谬言应期劳民伤财丶体罚民夫等。在各种流言蜚语蛊惑下，明帝即令罢役。闻此后盛应期立即上章自理，请求展缓一月，以毕其工。世宗接奏后大怒，不仅拒絕其奏请，而且下诏将应期割职罢官。遂以侍郎潘希曾往代其任。对于此事，有的官员为其鸣不平。例如胡世宁就上疏言：以新河之役，我是首倡；应期刻期六月竣工，现己四月，工程已完成十之八九。由于督工急促，招致众怨。自古当责首议，我请与应期同时罢官。世宗未许。而新河之役，就这样功亏一篑而罢。“自是四十年无人敢言改河者。”

其后，黄河又频繁决口，漫淹鱼台丶丰丶沛以及向南至邳州的运道。在后来历任总河潘希曾丶戴时宗丶朱裳丶刘天和丶詹瀚等人治理下，先后釆取疏浚淤道丶“筑堤束黄丶借黄资运”丶开支河分黄等一系列措施，使漕运又艰难维持了三十多年。

至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七月黄河又于沛县决口，洪水穿运河入昭阳湖，“上下二百余里俱淤”。全河逆流，自沙河至徐州以北洪水“浩渺无际，河变极矣”。是年冬，朝廷命朱衡为工部尚书监理河漕，以潘季驯为佥都御使总理河道，往赴治河。

朱衡亲率部属，赴当地勘察河势，驾轻舟丶凌风雨巡行河道，看到原来沛渠旧河潴水如泽，汪洋一片，原运道积淤甚厚，泥泞不堪，在这种状况下，无论是疏浚还是筑塞都不能施工。他认为即使现在治理了，他年黄水再来也会被淹没，对漕运无及于事。据当地吏士父老们的反映: 昭阳湖以东从南阳至留城因其地势高，每次河水泛滥都不能及; 从现场看到昔日盛应期开凿的河渠故迹仍然存在。朱衡把勘察的情况奏于朝庭，经庭议明帝准予开新渠。但工程刚开始不久，因触及当地某些绅民仕商的利益，一些非议之声又起;这时有些持反对意见的朝臣官员又上言以复旧渠为便。其中包括总理河道潘季驯也以新河地处土浅泉涌丶劳费不赀等为由而坚持恢复旧渠。因而与朱衡有隙。更有官员诬称朱衡好大喜功丶“违众自用”，为督“难成之役”竟“用腰斩截发之刑，致死万余人。”明帝收到这些弹劾后当时未置可否，乃以“国之大事谋之深慎”为由，于次年二月复遣工科给事中何起呜前往实地调查核实。

何起鸣赴沞地又深入作了考察，回京后全面奏于朝廷。他在上言中详实说明旧河难复有“五”(略) ，言:“自留城至沞，莾为巨浸，无所施工。横亘数十里，褰裳无路，十万之众何所棲身。挑濬则淖陷，筑岸则无土，且南塞则北奔”等等。这实际上是说旧河已无法疏治；同时言“新河开凿费省，且可絕后来溃决之患。”至于当地居民的意见有两种:“在新河者则称新河可开，在旧河者则执旧河可复，皆为市廛之私，非为国家运道计也。”最后他明确表态:“臣断以为开新河便”，“宜用衡言开新河，而兼採季驯言，不全弃旧河。”经过廷臣议定，明帝谕决朱衡开新河。

朱衡主持开新渠，亲驻夏村施工现场，昼夜督工 。对治河官员和民夫严责峻法。新河循当年盛应期的故迹，自鱼台南阳经三河口（薛河丶沙河丶赶牛沟三河交汇处，位于滕县西南45里，南至夏村20余里）过夏村至沞县留城一百四十余里。同时自留城以下又疏濬旧河抵境山丶茶城（二地均在徐州北境，相距5里）五十三里，由此与黃河会。又筑马家桥堤(在微山之西)遏河出飞云桥趋秦沟（在徐州铜山县东北三十里）以入洪。方工未成，河复决沛县，冲坏马家桥堤，当时一些异见官员又借之起议罢免朱衡。但不久工竣，世宗大喜，并赋诗赞扬朱衡，至此非议乃止。此后又于新渠上修建了利建闸丶邢庄闸丶夏镇闸丶马家桥闸丶留城闸等共九座，另建减水闸二十座等。自此南阳至留城段运河离开了数百年的古泗河河道，使不再受黄水的东侵，”漕道通而沛流断矣”。这段新渠名为“南阳新渠”，又名“夏镇新渠”，自明至清一直保持了长期畅通。

从嘉靖七年盛应期首开新渠因流言蜚语被罢免，功亏一篑，至嘉靖四十四年朱衡功业创成，前后历经三十七年，南阳新渠之路谓之曲折坎坷，令后人感叹！但也说明，真正利国利民的创新终能经得住历史的考验，获得成功。治业之关在于治吏，官场人事之风不整丶官员谋政以私，决策者无卓识之见，必然贻误大业。而像朱衡丶盛应期那样把国家和民众大计置于个人安危之上，心存“功成不必在我”（盛应期）之志，敢于力排众议，勇于担当，尽职尽责的官员才真正是成就大业的栋樑，他们会永远赢得人民的敬仰！

泇运河的开挖

南阳新渠开成之后，留城以南仍延用泗运旧渠，虽经疏浚，仍避不开黄淤。此后于隆庆元年（公元1569年）丶三年丶四年黄河又连年决口，多是淤塞留城南北至秦沟丶濁河口丶茶城一带。运道阻塞不畅，漕船阻于邳州不能北进。

时任工部及总河都御史的翁大立，于隆庆三年丶四年先后三次向朝廷奏言“于梁山（位于今徐州市铜山区茅村镇）以南别开一新渠，以避秦沟丶濁河之险。”“比来河患不在山东丶河南丶丰沛，而专在徐丶邳，故先欲开泇河口以远河势。经久之策……在开泇河以避洪水。”翁大立的建议不仅未被采纳，而且不久还因延误漕运而获罪罢官。然而自他开始，却引发了一场长达三十七年的“泇河之议”。

泇河原是以分别发源于费丶峄县山中的两条河流而形成的一条自然河流，东丶西两支会合后向南流于邳州丶宿迁入泗淮。如果从吕孟诸湖向东开河接到泇河，沿此河道行运，就可以使运道东移，完全避开黄河的冲漫。但沿途三四百里的河程，穿丘陵越湖塘，地质状况复杂，开发之后其结果究竟如何，可否通运，令人难料。

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四月，黄河又在邳州决口，这时工部尚书朱衡又奏请开泇河。于是朝廷命礼科给事中雒遵前去勘察。雒遵经勘察后上言：开泇河虽然取道便捷，但是施工实在是艰难；所经过的葛墟岭（位于今微山县韩庄镇境内）高出河底六丈多，开凿仅仅才二丈，凿硼石会湧出水来；侯家湾(即侯迁，位于台儿庄之西)、良城(今邳州市戴庄镇良王城村)）虽然都有了河的形状，但河里伏石太多，坚硬难凿，即使硬性开凿，水流湍急漕船也难以通过。况且蛤蟃、周柳等湖与河道相连必须在水中筑堤，用工和经费也没法算清多少。微山、赤山、吕孟等湖虽然可以筑堤，但是需要凿开葛墟岭来泄正流，开挖地浜沟来排泄零星的支流，做完这些才可以施工。

隆庆皇帝看了这个奏议，下令尚书朱衡会同总河都御史万恭等再次前去勘查。这一次朱衡回来却转变了看法，奏报开泇“有三难，大略如遵指。” 并且说现在的漕河已经畅通了，徐丶邳之间堤高水深，不必再另行开河建置了。这个奏报再加上万恭提出的“开泇六难”、“永罢开泇之策” 之议等，这样开挖泇河的事也就作罢了。

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二月，时任总河都御史的傅希挚又上疏朝廷，他以新的考察结果向朝廷重提开挖泇河 。他在《开泇疏》中系统阐明：治理黄河应当从它最大的祸患去着眼，一定要使它从根本上得到治理。不久前我看到徐州、邳州一带黄河的河床越淤越高，阻塞、决口、改道的隐患不在今年秋天就会在明年发生。如果在徐州、吕梁下游决口还好办一些，若在萧县丶砀山的上游，那么不但会导致漕运中断，恐怕连徐、吕二洪都会干涸！如果在北岸决口，那么不走张秋也一定会冲到丰县、沛县。只有重新开挖泇河，把黄河放在一边，不把它作为运道，或许是最好的办法。他在疏中批驳了原来开挖泇河的 “三难” 之说，言：我派钻探、测量和绘图的专人到“三难”的地方逐个勘察。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一开始就从上泉河口打通，一直向东南方向拓展，那么，水就是向低洼的地方流去。这样，水流趋向高处的难题就避开了。再向南一点经过性义村（今属微山县韩庄镇），那么岂不又避开了向东经过葛墟岭地高、石坚的难题了吗？稍微移动一下陡沟河，让它经过郭家西的平坦之地，那么，良城、侯迁的伏石就又可以躲避过去了。至于泇口上游和下游河水有深有浅，湖塘一个接着一个连片成网，其间还有不少砂礓石的问题，并不阻碍河床的拓宽。总比上自泉河口引水，下至大河口出水要好得多。这样，从西北到东南总共500多里，比借黄河这条线近80里，而且这条运道上，补充水源的河、渠、湖、塘占这一区域的十分之八九。源头的水都是地下、地上水网相互贯通。这真是老天爷在帮助我们的漕运啊！过去，工部尚书朱衡开挖的新河，都御史潘季驯开挖的邳河都是姑且补救一时之急，他们当时所用的工、费之多，难以用语言表达。现在虽然有幸没有出现阻塞，但是关键问题不解决，不能不担心会有突然的事故发生。到后来再用尽所有的财力来疏通最关键的地方，那么又和新河、邳河治理后依然水势汹涌有什么两样呢？如果用十年来治理黄河的费用完成泇河的开挖，泇河就是现在的黄河，而且不用担心它再堵塞和决口了。茶城也不再担心淤平阻塞了。徐、吕二洪的艰险也不用再担心了。漕运的船只不用担心沉没和折损了。洋山这条河可以不用挖，境山的船闸也不用再建，徐口防洪的役夫都可以省去，马家桥的堤坝工程能够中止。现在不提供这些经费，今后节约下来代替（开挖泇河的费用）还足足有余呢！我认为开挖泇河是适宜的。

傅希挚关于开挖泇河的奏疏如此深入详实丶精准透辟，入情入理，势如高屋建瓴，实为一篇治水理论的杰作。这与一些官员奏章中常有的那种空泛丶教条丶庸冗之风形成显明对照。其基于实际的真知灼见，产生了强烈的说服力，这不能不使当时的万历皇帝为之赞赏！当时万历看后即命工部都给事中侯于赵，会同傅希挚和巡漕御史刘光国，共同提出一个明确具体的议案来回报。开挖泇河之役看似即可成为现实。

然而侯于赵实地查看后却提出了一些实际的问题，认为应该先开凿良城伏石，事先修好丰、沛的堤防，然后再慢慢商议动工开挖泇河的事。主管此事的工部在呈报中说法也与侯于赵一样，“谓开泇非数年不成，当以治河为急。”万历皇帝听后，很不高兴。责备侯于赵等人阻碍这件事，对其勘察的奏议表示质疑，并说这和傅希挚的奏议大不相同。指责他们是“不能靠其办成大事的人。”但实际上仍听任了他们“先治黄河后开泇“的做法，使开泇之议再次泡汤，“亦遂寢” 。

至此，“开泇河” 之议已成为一个“煬手的山芋”，对朝廷来说拿不起又放不下，朝臣们对此更是忌惮慎言，再不敢触碰这个话题。然而推动事情进展的却仍是黄河。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黄河又决口下灌沛县、徐州，加之“徐沛鱼滕诸郡邑雨潦大作，泉湖湓溢，汪洋滔天，漕堤溃决凡二百里。”秦沟河口段愈淤愈高。此时，东起微山、吕孟诸小湖，西至马家桥、李家口一带汇为大湖。李家口河行船时纤挽无路，粮船无处停靠。当时舒应龙任总河尚书，他借宣泄微山湖及其鱼台等县积水的议题，奏准在韩庄开一支渠，从韩庄向东，引湖水经过彭河走泇。于第二年动工，经过五个月的时间，开挖了45里中心沟(即彭河)，并建成湖口闸。这就是泇河的上游。舒应龙假以泄洪水的名义首先成功地开挖了一段泇河。有意避开争议的问题，而实际上却积极地把开泇付诸于行动。充分体现了他在从政谋事上的智慧和聪明。

其实在舒应龙开韩庄支渠之前，总河潘季驯曾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主持开挖了一段李家口运河。据万历《滕县志》记载：李家口河自夏镇吕公堂（夏镇南六里老坝村）迤西转东南近微子山（今微山岛）又西南经龙塘至内华闸（位于微山湖西南端，内华山西侧，张谷山东南 。现属徐州市铜山区茅村镇）接镇口河（位于徐州铜山区柳新镇）共一百里。镇口河18里内建梁境、内华、古洪三闸，古洪闸原接黄河，后河口另建镇口闸，闸南80余丈入黄河。开挖李家口河之后坨城（即茶城，在徐州铜山区柳新镇）段运河东移了十六里至內华。由此原泗运旧道即完全废弃。

李家口河丶韩庄支渠开挖虽然仍没有解决运河避开黄淤的问题，但它却在很大意义上揭开了开挖泇河的帷幕。

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黄河又在徐州黄堌决口，河道向南迁移，徐州、吕梁以下河段几乎断流。这时开泇之仪再起，连工部也赞同开泇河，但在行动上却犹豫迟缓，不见结果。至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又有更多的大臣提议和赞同开泇河。其中尤以时任总河的刘东星、夏镇分司主事梅守相丶御史张养志等起了决定性作用。刘东星被万历帝命为开挖泇河的督理。张养志向朝廷提出“四” 议（略），对开泇河的意义作了新的论证，对实施方案等进一步作了调整和修改。在他们的新的调研基础上，其认识更加深入，实践上更加切实可行，大大推动了工程的实施。在刘东星主持下，在原来舒应龙开挖的韩庄支渠基础上，对河槽加宽加深。开良城丶侯迁庄丶万庄丶由黄泥湾到宿迁之董口河道。因“地多砂石，工艰未就”， 他排除了种种困难，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开通了泇河。并于韩庄向北在湖东开河四十五里以便纤挽船只，避免湖中行船发生漂沉之风险。同时在韩庄以东的河槽上分别建巨梁石闸和德胜、万年草闸等。为开泇河，刘东星“殚精竭虑”（清.靳辅赞），带病督理，最后殉职于任上，令后人赞叹！

泇河虽然初步开通，但尚不能通运，仅能通行小船：“河身尚浅，水二、三尺不等，江淅、湖广粮船重大，艰以通航”。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时任总河侍郎的李化龙再一次提出开挖泇河通运，并于次年正月上《请开泇河酌浚故道疏》，其中提出开泇河的“六善”丶“二不疑”说（略），更全面阐述了开泇通运和避黄的必要性丶益处。言之具体而现实。因此，深得万历皇帝的赞成。诏命即刻集中力量开工，为漕运大计做好长远的打算。李化龙循旧迹，自夏镇南李家口(今三孔桥)向东经种口、渐转东南郗山、至韩庄折向东，经台儿庄、转东南至邳县直河口入黄河(黄河夺泗之运道)，全长260里，统称泇河。至万历三十二年五月通航。八月，李化龙上报泇河大部分水工完成。当年粮船就有三分之二通过泇河。泇河开通后，南来航船由邳县直河口入泇河，经台儿庄-韩庄-李家口入漕运新渠，经夏镇至南阳，再向北经鲁桥丶济宁等驶达北京。万历三十三年漕船过新渠达八千多只（往返） 。此时李化龙因母丧离任，总河侍郎曹时聘接其任又完成了未竞之工，包括修台儿庄丶侯迁丶万年丶张庄丶德胜丶韩庄等船闸八座，疏通东部山泉济运支渠等工程。还设立了泇河运段的管理机构丶增设河官和闸夫，建邮驿丶巡检司等。到这时，一项前后争议了35年的工程，在经历了一波三折丶坎坷跌宕的考验之后，终于完成。

泇河新渠虽然通航了，但围绕开泇河的争议却并未有结束。

综观明代围绕山东南部的治河保运，朝廷大臣在主张上形成两派：即“借黄行运” 派 与“避黄行运” 派 。“避黄行运” 派的主张从上文翁大立丶傅希挚丶舒应龙丶刘东星丶李化龙等人的议奏中已看得比较淸楚；主黄派以潘季驯丶万恭丶常居敬等为代表，他们认为当时的根本问题是黄河，只要集中全力把黄河治好，既可以使百姓摆脫“黃祸”， 又可以借黄行运。以潘季训治理徐淮黄河的成功经验证明，黄河淤塞运道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而不必分散力量再开新河。在泇河之议中主黄派反对开泇河；在泇河开通之后，他们又认为开挖泇河是不成功的，大大贻误了对黄河的治理。正如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二月，广西道御史史弼上疏所言：泇河开成以后就一定可以代替黄河吗？目前泇河经常河浅没水，而到夏秋就受沂河、武河和京河的山洪冲击，出现大量淤沙。而黄河却更加随便的到处决口。——两项工程同时动工，一个也没有完成。

在这种争议的推动下，泇河新渠在明末又不断进行了拓展丶疏浚，其建置不断完善，而原来的借黄行运也并未立即废弃，在一段时间中保持着两道线路通航。直到明朝灭亡，对于泇河的争议才完全止息。

清代完全接受了开挖泇河的成果，并把它作为京杭运河的主航道，旧运道被完全废弃。“废镇口河，专用泇河” 。用清代治河专家丶河道总督靳铺的评价说：“有明一代治河，莫善于泇河之绩。”这似乎就成了对开挖泇河的历史总结。在此后的三百多年中，京杭运河再没有改变。

南四湖的形成

在南阳新渠和泇河开通之后，整个鲁南运河从南阳至江苏邳州四百多里完全变成了人工河道，运道东移。古泗河消失了，其流域成为黄泛的散慢之区。在黄河的屡次冲积下徐州段地势逐渐升高，南流的水系无道下泄，在当地形成广大的积聚区。这一重大变迁的结果是原来广袤的田野和乡村都变成了大泽——“南四湖”，该地区的整个自然面貌和生态也都改变了。

南四湖的出现，总的说是由明代黃河频繁决口漫溢泗河以及开挖运河工程改变了原来的水系而造成的，是人与自然相互干予的产物。就具体来说，各湖的形成过程和水源情况并不完全相同。了解其形成的历史，对于我们今天保护和利用这一丰富资源不无意义。

现在的南四湖最早形成的是昭阳瑚。原来的古昭阳湖是以东部丘陵地区的泉水为源的，初现于宋末元初，面积较小，方园仅数里，在其上下还有几个互不连接的小湖。明嘉靖《徐州志》载：“昭阳湖在（沛）县八里”。（位于今微山县赵庙村北边，聂庄铺西边）明代初期发展到“周围可十余里，溢水由金沟闸（在今江苏省沛县东南金沟村附近）入运。”(《山东通志》)。不久，又在昭阳湖东西两边各出现了一个小昭阳湖。明永乐九年（1411年），工部尚书宋礼重开会通河，把昭阳湖作为水柜，并在昭阳湖南口建石闸，东西两个小湖南口各建板闸（成化时都改为石闸，弘治时重修）。随着蓄水济运，昭阳湖的面积逐渐扩大。据《明史·河渠志 》：“诸泉所汇为湖，其浸十五。……南曰大小昭阳，大湖袤十八里，小湖杀三分之一，周八十余里。”下游与薛水合，改由金沟口入泗，北属滕，南属沛，南距沛县八里。明嘉靖年间，黄河频繁向沛县丶谷亭一带决口，泗河淤垫，洪水越过泗河运道进入昭阳湖，将昭阳湖与周围的几个小湖连成一片，面积迅速扩大。当时官民船只可以假道昭阳湖。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七月，黄河大决曹、沛，将谷亭至徐州间二百余里的运道淤为平陆。隆庆元年（1567年）工部尚书朱衡主持开挖南阳新渠，运道东移，南阳至留城段泗河运道废弃，昭阳湖失去堵截西来黄水的屏障，黄泛逐步向东挤压，万历二十年至三十年（1592～1602年）间，昭阳湖面积进一步扩大。其南端便与塔具湖（夏镇西南8公里许）相连，北边与北距谷亭二十里的孟阳泊相汇了。在清代微山湖丶南阳湖形成之后，昭阳湖南北先后与微山丶南阳湖连在一起，这时昭阳湖南起沛城东，北至南阳“马公堤”，“周回一百八十余里，界滕、沛、鱼台三县境” ，达到其历史上的最大面积。

现在的独山湖是明代开挖南阳新渠以后形成的。古独山湖初现于元末，位于现在的独山脚下，面积很小，由北、东诸山的泉水汇集而成。 因范围逐渐扩大，近于南阳，又有南阳湖之称（后来的南阳湖当时尚未出现）。后来又与阳城湖相会，因而又称之为阳城湖。阳城湖初现于明朝初年，地点在独山东南，西距鱼台县治（旧县治）70里，位于今滕州市的岗头、望冢西。初为滕县城北的三里桥泉、七里沟泉漫流形成的陂泽。为蓄水济运，明正统二年（1437年），漕运参将汤节在其南岸建积水闸一座，开渠引水由鸡鸣台入运河。其后面积逐渐扩大，约在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与独山湖合而为一，周围50余里。嘉靖中扩展到70余里。

明隆庆元年（1567年），漕运新渠凿成后，把阳城湖隔在新渠东岸，北面凫山山脉的诸泉水，东面邹、滕县的界河、沙河诸水，大都汇集于此，使湖的面积迅速扩大。后来南阳新渠为排泄湖水，建了许多进丶排水闸，随着昭阳湖逐渐淤高，湖水上涨，阳城湖水不能下泄，便逐渐扩展成大湖。万历年间向南扩展至今留庄镇南，北羊庄以西。此后即多以独山湖称之。

在淸代，独山湖面积进一步扩大。北、东两面紧靠山坡，西、南即漕运新渠，隔渠与昭阳湖相望。据乾隆年间《鱼台县志》：“独山湖在运河东，中有小山耸峙故名。湖长九十里，周一百九十余里......据明史，湖周七十余里，今已倍之，缘河底渐淤，增筑堤埝，水随埝长，南北漫溢而然也。” 至道光年间，“独山湖在鱼台、滕县境，北岸兼入济宁境。其属鱼台者，随运河左岸迤而东，成东西斜长，约五十里弱，西、南二面，湖堤长约三十余里，水口十有八，……湖岸自济宁枣林闸南运河左岸起，折而南，绕两城山麓，南入鱼台境，……又东经寨、染山之南入滕县境，曲折行六十里弱”。其面积超过现在的范围。

现在的微山湖湖区在明代之前是一片低矮的岭地，以微山最高。在其东丶南分布有许多小湖，如微山湖（古）丶郗山（又作赤山）湖丶吕孟(又作吕蒙) 湖丶武家湖丶张王湖(有文献作“张庄湖”)丶黄山湖等。诸小湖分别是由滕丶峄县山中流来的泉水和运河闸坝的蓄水而形成，有常年性的或季节的。它们初现于明弘治至嘉靖年间。据清《嘉庆一统志》 载：“微山在滕县南一百里......，上有留侯墓，其下为微山湖，黄沟水入焉；又东南为赤山,其下为赤山湖；又稍南为吕孟山,其下为吕孟湖。”郗山湖受薛河之水。 在明代中期，由于徐州一带被黄河频繁淤积，地势逐渐抬高，使微山一带积水向南排泄受阻，因而诸小湖逐渐扩大并连成一片。在隆庆年间夏镇新渠开成之后，留城至境山（位于徐州北境，北距留城53里）段仍沿用泗运旧渠，后来黄河又数次决口，漫淹淤积留城南北和秦沟河一带。万历年间先后开挖李家口运河和泇运河，使运道步步东移，将诸湖隔于运道之西，完全变成黄泛的漫溢之区，积水更加增多。至明万历年间，微山丶郗山丶吕孟诸湖就连成一片，统称吕孟湖。如明万恭《治水筌蹄》所言：“吕孟诸湖原属膏腴，以运河水不得泄，汇而成者，改鱼课焉，名曰‘湖米’ 。”此后又逐渐与留城一带的积水相汇。在万历二十一年黄河发大水时，湖水大涨，古留城被淹没于水中。据清康熙年《滕县志》记载：顺治中（1644—1661年）废镇口河，专用泇河，微山丶郗山丶吕孟并昭阳等湖即汇而为一，李家口诸河故迹遂没。连接成片的湖初称“吕孟诸湖” 。后又进一步向北与昭阳湖衔接一起，东至韩庄丶西至故留城，南抵茶城，东西四十里，南北八十里 。据清《嘉庆一统志》：“吕孟湖在滕县南一百二十里，北为运河，其西为赤山湖，微山湖，东为张王湖，又东接峄县之韩庄湖，实一湖也,今通谓之吕孟湖。”。亦名为“赤吕诸湖”。在吕孟诸湖与昭阳湖汇成一体后，因其位于微山之南，故人们渐称其为微山湖了。

在南四湖形成中以南阳湖为最晚。该地区原系一片平原，无有湖泊。南阳湖是因后来下游河道淤塞而造成。

在明隆庆年间南阳新渠开通以后，原泗河运道的南阳至留城段被废弃淤积，原来自西流入泗河的赵王河丶牛头河等河道失去下泄之路，因而在南阳一带积聚漫溢成湖。其远源自上流河南省黃河的决洪和鲁西南曹濮郓巨嘉诸州县的地表水。按明代总河翁大立言：“遇黄流逆奔，则以昭阳湖为散衍之区；遇山水东突，则以南阳湖为潴蓄之池。”

这里说明南阳湖与昭阳湖成因不同。清代之前，南阳湖地处魚台县境，清康熙年之后逐渐向北扩展至济宁境，“周回四十余里” 。康熙三十年（1691年），鱼台县知县马得祯为防止南阳湖向南与昭阳湖衔接起来，隔断南阳与外地的交通，为此他主持从南阳至店子修筑了一条大堤，并建长桥，后称马公堤，或马公桥。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济宁知州吴柽为阻止湖水北泛，在运河与牛头河之间修筑了一道长一千二百六十丈的横坝。乾隆十年（1745年），湖水越过横坝北漫，南阳湖面积迅速扩展。据乾隆年间《鱼台县志》，“南阳湖，在县东北五十里，牛头河、新开河二水之所汇也。东距运堤；西逼广运闸、柳沟诸村；北界济宁横坝，南则马公桥也。过桥而南，即昭阳湖。长约四里许，周九里有余，每秋涝水积，河湖一片，广运闸诸村俱淹没焉。”该志在南阳湖下有注文言：“按：南阳湖旧志所无，今已汇为巨浸，故续入焉。” 又据民国间《济宁直隶州续志》载：“乾隆间，湖已北溢。二十年，复于旧横坝之北筑新横坝，东起州境鲁桥、枣林闸北，运河西岸，西至秦家庄，长约六里余，南距旧坝约五里余。近时水泛滥益北，两坝俱毁，与运河、牛头河之溢水合，北抵石佛闸，西逾牛头河，面积大十余倍”等。说明了南阳湖的演变情况。

自清康熙年间南阳湖形成并向南与昭阳湖丶独山湖连接之后，四湖即连成一个整体，“南四湖”也就形成了。全湖南北长460里，成为我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这一过程前后经过了百余年。

在南四湖中，昭阳湖与其他三湖有所不同的是，形成时间较早，而且自淸之后其面积逐渐缩小。由于明代运道东移，昭阳湖被隔于运河西岸，再不能接纳东山诸泉水源。更逐渐失去作为运河水柜的作用。又由于地处于黄河的漫溢中，其地势被淤填逐渐抬高。自清初南面微山湖向北扩大与昭阳湖连成一片之后，受地势北高南低的作用，昭阳湖有水即流入微山湖，再也蓄留不住积水。上流虽然与南阳湖相接 ，但只是充当为下流微山湖输水的角色，“仅堪泄水”。南阳湖、独山湖因纳上流诸河流之水，水源较丰，其涨水通过昭阳湖南排于微山湖。昭阳湖自身无蓄水的条件，因而瘦身如河，湖水浅狭。每逢大旱或缺水之年，常成为旱地。其原来的大量湖地被周围之民开垦为农田。“湖水填淤，居民树艺其中，化为膏壤矣。”总之，受运河东移丶昭阳湖来水条件的改变、黄河淤积以及人工围垦的作用，昭阳湖演变的过程是逐渐缩小的。这也是整个南四湖呈现出两头阔中间狭的原因。

经过一百多年的变迁，原来广袤的田野和乡村都变成了汪洋大泽——“南四湖”，伴随着自然面貌和生态的改变，该地区的经济丶社会生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大部分农田变成湖泊，使广大居民失去了土地和家园，只能弃农从渔，常年驾船漂泊于湖上，以扑捞为业。在环境变迁中，原泗河沿线的许多古城丶名镇一个个消失了：湖陵故城丶古留城丶庙道口丶鸡鸣台丶金沟、沽头、马家桥等先后没于水或被冲废。(1988年于湖底发现”马桥”石碑) 而随着新运河的东移和漕运兴盛，一批新的城镇岀现了：在南阳新渠和泇河未开时，其所在的一带地区都是人烟稀少丶地貌荒凉的旷野，如驩城丶夏村丶韩庄丶台儿庄等当时不过都是普通的穷乡僻村，而随着新运河的贯通，它们一个个都华丽转身，很快成为繁盛熙攘的名城重镇，至今名闻南北。

人间正道是沧桑，历史不能假设。今天我们无法说明当初的那场变迁究竟是得还是失丶是益还是损，如果没有当时的改变泗河流域至今会是什么面貌。每个时代的人们只能接受前人留下的成果，并且面对现实解决好当前的事情，以史为师，放眼长远，把我们新的伟大事业做好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