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孝宗顺姬十四年(1187年),9月5日。正在吃早饭的太上皇赵九被宠爱“美柔中风”的李在寅扶着回到了梦乡。
太上皇后吴氏先是召德寿宫医官刘确等人看脉后,给赵构服用铁弹丸、续命汤和蝎梢汤,病势稍为稳定。而后,又经由医官王泾、马希古等诊治,认为是风痰,改服“凉药”,用人参汤进牛黄清心丸,叫病人“饮冰水”。再辅以大黄、芒硝、牵牛等药。从九月到十月,赵构的病势日益沉重,不见好转。再由汤公材等五名医官再次会诊,认为“进凉药太多。泻得五脏不固”,遂改用丁香、半夏丸、生气粉等药。
经过数十位医官,一个多月来的“不懈努力”。到十月八日未时,赵构彻底气绝身亡,以八十一岁的高龄晏驾德寿宫。结束了他36年的帝王生涯,和长达25年的太上皇生活。只是这一刻对于当了25年“儿皇帝”的宋孝宗而言,内心可谓是五味杂陈。不知是该为悲伤流泪,还是该为解脱而欢呼……
宋孝宗赵昚
建炎元年(1127年),十月二十二日夜,浙江秀州(今浙江嘉兴)青杉闸一所小小的官舍内,降生了一个尊贵而又普通的男孩,孩子的父亲按照家族的辈分,给他取名赵伯琮。
说他尊贵,因为他是货真价实的皇室后裔,是宋太祖赵匡胤的七世孙;说他普通,从北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年),赵氏兄弟的“烛影斧声”后,赵匡胤一支的后代,彻底失去了皇位的继承权,逐渐演化为居闲的皇亲,不再担任要职。到了孩子的父辈赵子偁时,只做到秀水县丞,这样一个不入流的小官。
但赵子偁想不到的是,就是面前这个刚刚出生的孩子,不仅让他从小小的县丞变成太师、中书令,甚至还得以获封秀安僖王。更是让失去皇位150多年的赵匡胤子孙,重新入承大统……
宋太宗赵匡胤
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金兀术率领金军奔袭宋高宗赵构所在的扬州,前锋军已经抵达天长军(今安徽天长市)。三日,宋高宗正在扬州行宫行欢作乐、颠鸾倒凤,乍闻战报,吓得从此丧失了性功能,再也不能生育。慌忙带领少数随从策马出城,仓皇渡江。更可悲的是,这年秋天,赵构的独子赵旉,被铜盆跌落的声音,惊吓而死。不育而失独,让高宗最后仅存的一点香火,也彻底消散。
绍兴二年(1132年),高宗在“择宗室之贤,优礼厚养,以为藩屏”的“良言劝诱”下,不得已从太祖后裔的1645人中,挑选了10个“伯”字辈中的儿童,经过筛选,留下了其中两个。一胖一瘦,胖的叫赵伯浩,瘦的就是赵伯琮,由高宗亲自来决定二人的去留。
这算是赵伯琮,人生当中的重要转折点。起初,高宗决定留胖去瘦,赐伯琮银300两,遣送回家。就在伯琮不明所以地拿着银两准备回家时,高宗可能也觉得自己的决定有些过于草率,突然改变主意,决定再仔细观察观察两个孩子,再做定夺。
伯琮、伯浩二人叉手并立,赵构从旁细细观察。正在这时,忽有一只猫从两人脚下经过,伯琮仍目不斜视,恭手不动,而伯浩却童兴勃发,飞起一脚向猫踢去。高宗见状,皱着眉头说:“此猫偶然经过这里,为何无故踢它。这个小孩如此轻狂,将来怎能担当社稷重任!”于是最终决定留瘦遣胖,将伯琮养育宫中。伯浩出宫回家。
《精忠岳飞》赵构
但入宫仅是伯琮迈向皇位的第一步。时年,高宗年仅26岁,正值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年纪。虽然在大臣们的不断催促下,将伯琮养在宫中,拟作为未来皇位接班人养育。但赵构仍然坚信自己还能生出儿子,从绍兴二年入宫后,伯琮整整做了28年“无名无分”的普安郡王。
个中原因;一方面,是高宗不愿意过早给伯琮确定皇子的身份,以免将来自己的亲生儿子出生后,无法坐拥储君之位;另一方面,权相秦桧始终是伯琮晋升皇子的重要阻碍(关于这一节,此前有文章作细论,此处不表)。
直到秦桧死后五年,绍兴三十年(1160年),朝野上下都对伯琮交口称赞,高宗也对伯琮非常满意。加之经过三十年的努力,赵构终究还是未能诞下一子。如此情况下,正式将伯琮立为皇子,改名为赵玮。(是皇子,而不是太子)。
宋高宗赵构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十二月。发动南侵的金主完颜亮被部将缢杀。次年正月,刚登基的金世宗遣使来告即位之事。高宗不顾民情,接受金使的诏书,以臣子自居,继续执行和议政策。但彼时的南宋,反对议和的呼声极为高涨,抗金似乎成为了大势所趋。而完颜亮悍然发动南侵,也宣告了赵构一贯坚持的求和政策彻底破产,面对全国上下、朝野内外的一片抗敌呼声,高宗深感自己的统治已很难继续维持下去。迫于无奈,他不得不表示自己已“倦于政事”,欲从今后“以泊淡为心,颐神养志”。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五月。宋高宗正式立赵玮为皇太子,改名为赵眘(shèn)。一个月后,六月,正式将皇位禅让给赵眘,是为宋孝宗,自己改称太上皇。
其实在宋高宗禅位的背后,也有一番他的算计;选一个听命于己的继承人替代自己处理朝政,自己既省得政事烦心,又能进一步换取他的知恩图报;这样,既可以安享尊荣,又可以在适当时候以太上皇身份左右大局。
事实证明,孝宗确实是个知恩图报的“好孩子”,正如其庙号中的那个“孝”字。宋高宗退居的德寿宫,由秦桧宅邸改建而成,孝宗为他引西湖之水入德寿宫,营造出人间胜景,供其养尊处优。因在大内之北,时称“北内”。隐隐有与孝宗的大内分庭抗礼之势。
德寿宫的月例钱,每月是四万贯,是太师、节度使等每月最高官俸的100倍。但每年的这四十八万贯,还不包括日常的各项开支。每逢生日,还得孝敬寿礼;银五万两、钱五万贯、绢五千匹是最常规的数码。粗算下来,每年德寿宫固定开支七十万贯。但这仍然还不是每年的全部开支。
有一次,宋孝宗酒醉,随口向宋高宗许诺进献二十万贯,事后孝宗忘记,高宗就始终惦记着这笔外快,在太上皇后吴氏面前一再提及。吴氏怕父子因这二十万贯伤了情分,就用自己的私房钱以孝宗的名义代为进献。孝宗知道后,为讨高宗与太上皇后的欢心,翻个倍再献四十万贯。(所以说,酒后不能乱答应事情!切记!切记!)
现存的德寿宫旧址
但即使孝宗已经如此优待,高宗依旧贪得无厌。靠“儿子”的进献,已经无法满足他的贪欲,他开始靠搞实业来充盈自己的内帑。在国家明令禁止榷酒的情况下,他指使自己的贴身宦官开设酒库,私自酿造德寿宫御酒,予以出售获利。
右正言袁孚上疏直言“北内私酤(私自卖酒)”,作为“主犯”的宋高宗反而“闻之震怒”。宋孝宗为表示孝心,下令将袁孚放逐出京。宰相史浩规劝孝宗:谏官因直言被贬谪,恐怕不是国家的光彩。但另一边的宋高宗反而不依不饶,遣人送给孝宗一壶酒,还亲笔写上“德寿私酒”的标签,示威之意不言自明。似乎就差指着孝宗的鼻子说:我就违法,看你拿我怎么办?
宋孝宗这个气呀!自己作为皇帝,连一壶酒都做不得主!但奈何孝宗也是“英雄气短”,天下都是宋高宗给的,能拿他怎么着!他示意袁孚自请闲差,让这事不了了之,对宋高宗违反酒类专卖的做法视若不见。干脆下诏每年拨给糯米五千石,供德寿宫酿造御酒,让违法的私酿彻底合法化,宋高宗名正言顺地从中获取暴利。
此后的宋高宗在“实业兴邦”这条路上,走得更是肆无忌惮。在临安的繁华街道上,宋高宗以德寿宫的名义建造商铺,予以出租获利,甚至连街边的厕所门上都写着德寿宫的字样。这还不算,德寿宫享有各种豁免权,达官显贵为了避税,都开始走宋高宗的门路,一度闹到连粪船上都插着德寿宫的旗帜。一时间成为时人的笑柄。
如果仅仅是搞搞实业,牟取暴利,尚且还在能忍受的范围,毕竟全国就这一个太上皇。但事实上,我们能在孝宗朝的很多重大决策上,看到高宗的身影。在关于一些敏感问题的处理时,孝宗总是要看着高宗的脸色来完成。这一点是孝宗朝政治环境的一大天然缺憾。
高宗禅位的借口是“泊淡为心,颐神养志”,但他并没有真如其所言,颐养天年,不问政治。孝宗每有任命新宰执,必须要去宋高宗所居住的德寿宫“入谢”,面听太上皇的“圣训”。这些其实还勉强说得过去,算是宋高宗给“退休”后的自己,找寻一丝存在感。可一旦涉及到重大问题的决策时,特别是对金国方面。高宗总是在关键时刻,开始对孝宗多方掣肘,出面干涉……
接过君位的孝宗志向正高,气势正盛,他所仰慕的是“气度恢宏”的汉祖唐宗,所向往的是本朝太祖、太宗时一统天下的“盛世强势”。至于高宗的苟且之政,他口头上虽不能说什么,而内心是颇为不满的。继位之初,在右相史浩的倡议下,开始着手恢复岳飞的名誉,平反其冤案。
孝宗很明白其中利害,为了“掩覆”高宗的“失德”,他煞费苦心在追复诏书中说“太上皇念之不忘,今可仰承圣意,与追复原官”,硬把杀害岳飞的元凶,说成是“念之不忘”的圣君。也许见自己“失德”被洗白,高宗对此事也未做过多干涉。
平反岳飞,只是孝宗践行恢复的第一步,目的就是试探朝野上下以及高宗的态度。见高宗未做表态,便开始着手开始大规模计划恢复中原的北伐事宜。但孝宗刚开始着手北伐事宜,特别是引绍兴旧臣,主战派张浚入朝后,宋高宗颐指气使地对孝宗言道:“大哥(儿子的意思),等我百岁以后,你再讨论这事吧!”这句话简直就是“我在我说了算”那句话的宋代版。对于主战派的张浚,宋高宗更是骂道:“张浚徒有虚名,其实不过是专把国家名器钱物做人情的小人!”此时的高宗俨然一副倚老卖老的小老儿形象。
隆兴元年(1163年)四月,此时孝宗继位还不到一年。在他的授意下,张浚绕开三省、枢密院,直接命令李显忠、邵宏渊等出战,史称“隆兴北伐”。高居德寿宫的宋高宗,见“儿子”居然敢背着自己下达北伐的命令,气急败坏地将孝宗召入德寿宫,要他收回成命。在这节骨眼上,孝宗一言未发,一语未驳,只能以沉默不语来表示拒绝。
如果隆兴北伐成功了,那么孝宗朝的政治形势,必然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但不幸的是,孝宗空有恢复之心,却无恢复之力。出兵仅二十余日,便在淮西遭符离之败,折损万余兵马。被迫撤兵,北伐宣告失败。
宋高宗得知败讯,便“日雇夫五百人,立殿廷下,人日支一千足,各备担索”,摆出随时准备逃难的姿态,给孝宗施加压力。迫使其放弃北伐,转而重走和议之路。
隆兴北伐的失败,使原本坚定北伐的孝宗产生了动摇,对主战的张浚更是非常失望。借此契机,秦桧生前的党羽汤思退被重新启用拜相,开始“大倡和议”。而金国方面,金世宗以战迫和的目的已经达到,示意金国元帅仆散忠义向南宋政府提出和议。孝宗在朝见高宗时,汇报了这件事,高宗“甚喜”,并表示要自己亲自准备一份礼物,献给金国。
金人向南宋方面提出四项和议要求,即:宋军退出海、泗、唐、邓等完颜亮南侵失败后所收复的边地州县;每年如数按期交纳岁币;宋帝向金主称臣;遣散叛臣。这实际上是绍兴和议内容的翻版,虽然在金军的军事压力下,宋孝宗被迫求和,但如此苛刻的条件,还是难以接受。宋高宗恐其与金人撕破脸皮,不断出面向孝宗施压,孝宗苦于君父之命,不得已遣使赴金国谈判。
但孝宗毕竟不是高宗,他始终都不是坚决的求和派,只是无奈国力不济,被迫转和。出使金国的使者,到了金国以后居然被扣押起来,金人要求在限定时间内同意条约,并且必须割让四州之地,否则便发动南侵。
孝宗愤然之下,中止谈判,命令宋金边界的军队,做好战斗部署,随时向金人发动进攻,甚至决定临幸建康,直抵长江前线。主和派的汤思退见孝宗死活不同意金人的条件,于是,又一次搬出宋高宗,要求孝宗为国家前途着想,先征求太上皇的意见,再定大计。
孝宗对汤思退动不动就拿宋高宗来向自己施压,十分厌恶。他怒斥道:“金人如此无礼,卿尚欲议和。今日敌势已非秦桧专权时可比,而你等却日夕言和,真比秦桧都不如!”
汤思退
孝宗虽然中止议和,试图继续发动战争,但南宋的现实情况,使他力不从心。不得已,再一次转而主和。最终在保留其他三项条约的基础上,与金人约为叔侄之国,不再称臣。史称“隆兴合议”。
到了和议签署的次年,金使入见,宋孝宗耿耿于怀金人的傲慢态度,要求按照敌国之礼接待使者。金使则坚持按绍兴和议的旧仪,要求宋朝皇帝在殿上亲自起立,从使者手中接受国书。双方就此事僵持数日,关键时刻,宋高宗再一次出面干涉,并对孝宗发狠话:你不接,我去接。孝宗尽管一肚子的憋屈,也不得不循绍兴旧例。总之,在北伐与和议的这几年里,号称“北内”的德寿宫俨然成为凌驾在“大内”朝廷之上的又一个权力中心。
修《宋史》的元相脱脱,评价宋孝宗“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这话倒也不虚。莫说是南宋诸帝之首,两宋共历十八帝,除去开国的太祖、太宗皇帝。其余诸帝中,能拿得出手的,不过仁宗、神宗、孝宗三位皇帝。
但仁宗大搞放权体制,几乎是被动地被宰执集团拉着往前走。神宗皇帝大搞改革机制,虽然初衷是好,但不得不说,北宋后期的政治环境,自神宗朝变法始,便丧失了原有的活力,变得更为激进和扭曲。
再说回宋孝宗,在高宗的羽翼下,生活了将近三十年。但对恢复中原故土,始终铭记于心,晚年时常感叹未能洗雪国耻,算是南宋诸帝中唯一欲有作为的君主。而孝宗一朝未能实现恢复,其中固然有国力衰竭、军事凋敝的原因,但宋高宗的牵制和干扰,让他束手缚脚,有心无力,也是重要的内因。
宋高宗画像
宋孝宗在位共二十七年,倒有二十五年处于太上皇的掣肘之下。在恢复大业上,宋高宗一再教训孝宗:“一旦用兵,对方不过事关胜负,我们却是关乎存亡!”出于对宋高宗的“恭敬”,在继位之初的隆兴北伐后,宋孝宗“用兵之意弗然”。虽然在淳熙年间,也一度准备北伐事业。但时过境迁,南宋诸臣僚已经适应了南渡以后的生存状态,仅靠一个虞允文实难行恢复之事。
所以要讲宋孝宗,必然要关联到宋高宗,君臣一朝,父子一体。宋高宗禅位后的二十五年,虽然对孝宗多方掣肘,但又不似乾隆皇帝一样,有着极强的控制欲和权力欲。总的来说,孝宗还是有足够的政治自由,但获得这些自由的代价,是绝不能违背宋高宗走了三十多年的“和议”路线。“和议”路线几乎是宋高宗在位三十多年,唯一也是最能彰显其存在价值的政治形式,一旦这一政治外交体系被推翻了,那么即使是在富丽堂皇的德寿宫,宋高宗也依旧是如坐针毡。
而从孝宗朝晚年的政治形势以及宋金关系来看,属意和议的大臣在朝中占了大多数,这与政治斗争口号中的投降派无关,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的政治外交方案。宋高宗所坚持的“和议”路线在高宗朝确实有诸多问题,比如说放弃了恢复中原的大好机会、在军事占优势的情况下不断乞和等等,所以和议路线至少在高宗朝的早期,是不适合社会情况的。
而到了孝宗朝则不然,建炎南渡时期的主政官员和军事将领基本上都去世了,新一代的政治家和将领多是在南渡以后成长起来的,经过与金人三十多年的磨合,双方势力实现均衡状态。此时,南渡以后的宋朝国内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尽快解决国内的社会问题,似乎是第一要务,而至于恢复故土,人们已经逐渐淡化了三十多年,徽、钦二帝掳走北国对社会的影响。和平发展,似乎才是社会的主旋律,即使偶然有人跳出来喊着要北伐,但已经再难有号召力了,和议似乎更适合这一时期。
淳熙十四年,宋高宗病逝德寿宫。对高宗的死,孝宗表现出深切的悲痛。他一反君主守丧以日代月的旧规,坚决要为太上皇守三年之丧,由太子赵惇参与主持政事。十五个月后,淳熙十六年(1189年),二月。对政事感觉到倦怠的宋孝宗,也仿效宋高宗,结束了27年的帝王生涯,禅位于太子赵惇,是为宋光宗,自己改称太上皇,搬进了宋高宗曾经居住的德寿宫,改名为重华宫。
孝宗希望光宗能像自己对待高宗那样,颐养天年。但他也效仿高宗,不甘心完全放弃对朝政的内控。但显然他没有宋高宗那么好的命,能碰到个听话的儿子,最终只能在对儿子的望眼欲穿中,惶惶而终。
参考资料:《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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