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上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是,汉朝以前黄金的发生频率很高,成为一种法定货币,但到了汉代就暴跌,不再成为货币。

现在,无论是什么理由,都不能合理的解释这一现象。

如果说:汉代的黄金,指的是黄铜的话,那么要记住,我国开始生产黄铜,是在汉代。而在汉代之前,黄金的实物和文献记载,就大量的出现了!

如果说黄金是指青铜。。。我想我们的祖先不会这么蠢,再说了,从战国文献上记载可知,当时的“金”和“黄金”是分得比较清楚的。

如果说古书记载有误,那么汉代出土的黄金实物,可是很多的,而且全国都有!

下面,有两个解释了:

一,如果说黄金是流失到国外了的话,这个倒有可能,问题是:从张骞凿通西域,到东汉黄金大量减少,其中不过百余年,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是否如此活跃,恐怕可能性很小。要知道罗马白银从帝国停止扩张,到枯竭,前后达300年,而黄金是从来没有枯竭的。

二,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当时的社会商品经济,不需要黄金作为货币。但是,请记住,汉代黄金价格是十分低廉的。一斤黄金不过值壹万钱。即使一斤黄金难以出手,铸造十克重的金币,按道理来说是很容易的事情。我想,中国的商品经济再怎么水平低下,也不会连值400钱的货物都没有!况且,当时中国的生产力是绝不差的。而且,在黄金退出货币体系之后,很快的,丝帛就登上了货币舞台,这就雄辩地说明了大额货币的必要性。

而且,汉代巨大的黄金数额,最后到哪里去了呢?古人和今人都有一种说法是被佛事消耗了,如涂金像、写金经等。但问题是: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会蠢到把宗教消耗置于现实的货币需要之上,况且是不大信神的中国人!而且,佛教是在南北朝乱世兴起的,这时候需要大额货币的话,黄金还完全有足够的数量来支付需要。

有一种说法是黄金被东汉末乱世中的富户隐蔽了。这也不可尽信。要知道我国的黄金暴减,始于东汉,在东汉一代,黄金的赏赐、储藏数量,已经远不如西汉了。而且天下最难的事情,莫过于隐蔽财富。前人埋下的财富,连铜钱都往往被盗掘一空,何况是更值钱的黄金呢?埋黄金难免有人知道,有人知道而一律不加盗掘,未免太不合逻辑。如果说是埋藏得很隐蔽而至今不为人们知晓,那么就近似神话了。要知道铜钱在整个古代都是不断被挖掘出土的,如果说黄金埋藏的数量巨大,那么断没有不出土的道理。

如果说我们曾有过很多黄金,那么这些黄金到哪里去了?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么多的黄金,那么史书和出土黄金又是怎么回事?真叫人感到迷惑哪。

两汉黄金问题考论

黄金是人类较早发现的一种金属。由于它的种种优点,当商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往往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成为货币。中国使用黄金作为货币的历史很早。远在商代便有人将黄金作为货币。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黄金的使用变得广泛起来。当时比较重要的黄金货币是楚国的“郢爰”。秦统一六国后统一币制,令黄金为上币。西汉时期,据史书记载,黄金的用途极为广泛,主要用途有赐金、酎金、赎罪等。据《汉书》记载西汉十二代帝王共赐金九十万斤,合今制二十三万公斤①。但是到了东汉时期黄金使用量突然大为减少。据统计,《后汉书》中共记载赐金二万一千七百四十斤,约合五吨多,仅相当于西汉时期赐金总额的2%;如以每年赐金的平均额比较,东汉只合西汉的2.6%;以每次赐金的平均额来比较东汉只合西汉的22%。对于东汉黄金使用与西汉相比之突然减少,我认为可以从两方面,即西汉黄金的虚假繁荣与东汉黄金占有使用范围的扩展来分析。

有人认为“古时不以白金为币,专用黄金,而黄金甚多” ②。西汉在人们眼中俨然是个金光迷离的世界。但是我们须对西汉黄金的规模及使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汉代的“金”是一个指代不一的多层次概念。“金分三等”泛指黄金、白银和赤铜③,只有在特定场合才指代黄金。若干金表示价值,如“下凡言黄金者,真金也,不言黄,谓钱也”④。古代各类“金”本来就是相杂而用,记载却简略言之。《史》、《汉》两书不一致的现象姑且不论,即使同书异处,对同一重量,金、黄金都相继出现,难辨真伪。如《史记》中有:

《高祖本纪》:“予陈平金四万斤,以间楚君臣。”

《陈臣丞相世家》:“汉王以为然,乃出黄金四万金与陈平。”

《管子》中有的用法更令人困惑:

《轻重篇》:“民之能明于农食者,买之黄金一斤,值食八石。”

《去强篇》:“金一两生于境内,粟十二石死于境外。”

此二者中“金”显然不是同一概念。

黄金记载不惟真假难辨,而且很大程度上是汉人的夸耀与癖好。汉代一金等于一万钱,史书常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黄)金若干斤与若干万钱相连使用。如《史记 货殖列传》中有“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显然是用排比来造成语言气势,突出财富的夸张,并非钱与黄金数目的偶然巧合。

汉人对黄金的滥书与炫耀,其一是追随好大喜功,贪财竞利的社会风尚以虚张声势;其二为协瑞。《论衡 验符篇》曰:“土生金,土色黄,汉土德也。金有三品,黄比见者,黄为瑞也”。黄金多竟是因为黄色祥瑞的缘故,自然难免弄虚作假;其三是因为真金难得。方士栾大曾向武帝夸下海口,“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迁人可致也。”⑤提炼黄金的重要性与艰巨性可窥见一斑,足见黄金相当稀少。又西汉诸侯酎金助祭以祠宗庙,每千口酎金四两似乎不应当成为甘犯禁令的负担,然而不少诸侯竟不顾“金少不如斤两、色恶,王削县,侯免国” ⑥的苛刑重罚,没有如实交纳。仅在元鼎五年九月,“列侯坐献黄金酎祭宗庙不如法夺爵者百六十人”。⑦ 酎金不能以相当的铜钱代替,众诸侯竟因以坐罪,足见黄金之珍稀。这样看来,前人对西汉用金的统计必须大打折扣。

对于有记载的大量西汉黄金,我们还应看到的是当时一斤黄金合铜钱一万,而汉代一石粟平均约五十钱,当时中等人家年产粟约一百五十石,即一户人家一年所产尚不足一金。由于黄金过于贵重,使得史书中所载的黄金的使用几乎全部是用于赏赐,献祭等。另一方面由于黄金过于贵重,在零星使用前往往要换成铜钱。兑换比率在当时所写成的《九章算术》有金价九千八百、六千二百五十的精细推算,但史书中却未见详细记载,这说明黄金当时并非广泛使用的流通媒介,而只是作为支付手段和财富的象征。所谓西汉黄金的大量使用其实仅限于上层社会统治阶级中的往来。

东汉黄金使用次数和数量的减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东汉黄金有逐渐分散的趋势。王莽死后,在长安几次战乱之际,王莽朝廷的存金有些已经分散,并未全部留给东汉王朝。同时公侯大臣向中央朝廷献金的事情也有减少,加以东汉赎罪用缣而不用金,这就使中央朝廷的黄金来源减少,同时也是朝廷赐金减少的主要原因。从上而下的赐金和从下而上的献金是汉代黄金主要流转渠道,既然各种渠道缩小,则黄金流转的次数和数量当然相应减少。虽然国内总的黄金数量并无改变,但由原来集中在朝廷的府库,逐渐分散到掌权的上层,再逐渐流入官僚地主及其他社会上层人士手中,这时黄金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随之减退,而作为储藏手段的职能却有所增加,周转次数的减少就显得黄金数量减少了。其二,东汉以后,工艺进步,对黄金需要增加。到东汉末年各种金饰更为精巧,流行更广,中产以上者莫不以多带金饰为荣。这些金饰虽可用于馈赠,但比起生金条块的周转总要受到很多限制。黄金饰物的增加减少了作为支付手段的黄金,使得社会上黄金流转也减少了。其三,东汉以后用黄金器饰殉葬落土的数量增加。本来用宝物殉葬的风俗是古已有之,而且中外皆然,但在西汉以前,殉葬多用珠玉,而东汉以后则大量用黄金器饰落土了。这在后世发掘的古墓中,可以得到证明。黄金入土,世面上当然减少。虽然后世有所发掘,也并非全部。其四,汉代以后,佛教传入中国,中土大起浮图寺,以铜为像,黄金涂身。佞佛的风气至南北朝时更盛,涂身写经等耗用都不能复返原金。如此种种,世面黄金自然大为减少。

由此可见,东汉黄金的所谓减少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其实质是汉代以后黄金占有范围和使用领域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是从东汉时期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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