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世纪汉朝我想说「13世纪前的亚洲高原」 草原的早期历史：斯基泰人与匈奴 二

11.东汉时期中国与匈奴的斗争南匈奴的分裂

西匈奴的出走和东匈奴被赶出塔里木盆地的事情确保了中国对中亚的霸权。

然而，这一形势因以西汉覆灭为标志的中国内战（公元8－25年）而被破坏了。匈奴单于利用这些内战夺取了对吐鲁番国的保护权（公元10年），并袭击中国边境。科兹洛夫使团在库伦附近的诺恩乌拉发现了属于该时期的一个匈奴首领的坟墓，使我们可以目睹匈奴文化，其中有绣着程式化动物图案的织品，它们展示了西伯利亚－萨尔马特草原艺术和阿尔泰艺术特征；同样也有来自中国和希腊－罗马化的克里米亚的外来物，即一件属于公元2年制造的中国漆器和来源于辛梅里安人的博斯普鲁斯国的一块希腊式织品。

当第二个汉朝，即后汉，在中国王位上登极时（公元25年），中国对塔里木地区的保护关系还需要重新恢复。中国十分幸运，此时匈奴内部产生了分裂。公元48年，南方的8个匈奴部落在首领比的率领下起来反对蒲奴单于，并归附中国。光武帝把他们作为盟邦安置在内蒙古，在戈壁南部边境，以及山西与甘肃的边境上。于是，南匈奴国建立起来，只要汉朝保持强盛，他们就继续是汉朝可信赖的支持者，直到第4世纪汉朝衰落时，他们成了汉朝的摧毁者。这一故事与那些住在罗马帝国郊区、并成为帝国联邦的日耳曼民族中所发生的许多故事相似。

此时，中国唯一的敌人是在外蒙古鄂尔浑河畔的原匈奴王国所在地的北匈奴。大约公元49年，抱着从侧面攻击北匈奴的目的，中国辽东太守祭彤怂恿靠近匈奴的两个部落反对他们，这两个部落是在满洲辽河上游流域的乌桓部落和鲜卑人部落，鲜卑部很可能属于蒙古种，他们在更北方的大兴安岭和嫩江河畔过着游牧生活。由于南匈奴的脱离和乌桓、鲜卑的侧击，北匈奴遭到削弱，不再成为中国的严重威胁。

12.丝绸之路

中国由于成功地恢复了对塔里水绿洲的保护关系而受益。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些绿洲沿着塔里木盆地的南、北两缘形成了两条弧。北面的绿洲有吐鲁番（当时中国人称为车师）、喀拉沙尔（焉耆）、库车、阿克苏（姑墨）、乌什·吐鲁番（温宿）和喀什（疏附）。在南面有罗布泊旁边的楼兰、于阗（和田）和叶尔羌（莎车）。在公元第7世纪，在焉耆和库车，无疑地还有喀什仍然是说印欧语方言，这使人产生了以下推测，即塔里木盆地的居民至少有一部分必定是属印欧家族的。库车语，按其第7世纪的形式，显示出与印度－伊朗语、赫梯语、亚美尼亚语和斯拉夫语类同。尽管还未能确定（这一点得到了德国西格和西格林学派的赞同）吐火罗语一名是否适用于库车方言和喀什方言，但是，它们属印欧语系是无可争辩的。没有理由假设中世纪初期曾发生过印欧人对塔里木的任何入侵。因此合乎逻辑的假设是一支古印欧居民就生活在塔里木，无疑与斯基泰－萨尔马特人穿过西西伯利亚抵达叶尼塞河上游的扩张同时，与塞人向喀什和费尔干纳之间的天山南、北两麓的扩张同时。除了西部的喀什噶尔的东伊朗语和北部的库车语所提供的语言学上的证据外，人类学家们引用了中国史学家们提供的证据，即对库车西北、伊犁河畔的乌孙人“红发蓝眼”的陈述。

塔里木盆地上的这些小王国在经济上具有相当大的重要性，因为联系中国与印伊世界和希腊世界之间的伟大商路——丝绸之路——穿过这些绿洲。地理学家托勒密已经证实了这条路的存在。托勒密引用其前辈提尔的马里努斯的记载，他陈述道：在公元第1世纪（我们现在正叙述到这一时期），一位名叫马厄斯·梯梯安洛斯的马其顿商人派他的代理人去勘察此路及其主要路标。丝绸之路是从罗马帝国叙利亚行省的首府安条克城开始，在海俄拉城（即门比杰）渡过幼发拉底河，进入帕提亚帝国，然后经过埃克巴坦那（哈马丹）、今德黑兰附的刺夷（或雷伊）、赫卡托姆皮洛斯（和椟城）和莫夫，进入巴克特拉（巴尔赫），巴尔赫城在这一时期属于印度－塞人，很可能是属于中国人说的月氏，或印度人说的吐火罗人，从此，丝绸之路进入了帕米尔山区。托勒密记载道，在帕米尔山区的一个山谷中，即在拘谜陀山脚，有一石塔，地中海东岸各地来的商队与赛里斯商队（带着丝绸）彼此在塔附近交换商品。阿尔伯特·赫尔曼将塔的位置定在阿赖山与外阿赖山的纵向山脉之间，在克孜尔河流经的帕米尔山谷中，克孜尔河是从阿姆河上游流向喀什谷地的。哈辛曾在这些地区旅行过，他认为，正像较早时期推测的那样，这一石塔应该在瓦罕（小帕米尔山）与叶尔羌河河源之间、明铁盖达坂之北，即今天塔什库尔于附近去寻找。

在喀什，丝绸之路分成两道。北道到库车，据阿尔伯特·赫尔曼记述，库车是亚历山大时期的地理学家们笔下的伊塞顿·斯基卡，再到喀拉沙尔（他们称达蒙纳），再到罗布泊的楼兰（他们称伊塞顿·塞里卡Issedon Serica），最后到达敦煌以西的玉门关（他们称达克沙塔）。我们已提到过南道，从喀什起，过叶儿羌、于阗、尼雅和楼兰国内的最后一座城市米兰到罗布泊。两条道又在敦煌（希腊－罗马地理学家认为是塞洛亚那）重新会合。然后丝绸之路进入中国本土，经酒泉（希腊地理学家们称为的德罗萨克？）和张掖，最后达到长安（西安）和洛阳（河南），长安常被认为是托勒密所记的大城市塞拉（Sera），洛阳他另有称谓（Saraga或Thinae）。

13．班超对塔里木盆地的征服

无论对这些希腊文地名及汉文地名之间所作的鉴定的正确性如何，可以肯定的是，自从这条一端是罗马和帕提亚帝国，另一端是汉帝国的、横跨亚洲大陆的丝绸之路开通起，沿塔里木南北两缘绿洲上排列的印欧诸小国就开始有了相当大的商业重要性。事实上，匈奴与中国人为控制这些国家而互相争夺，前者从这些王国以北的阿尔泰山高地窥视塔里木，后者从这些王国以东的敦煌地区边境控制着出口点。

东汉对塔里木盆地的征服——或者是再征服——是在明帝（58－75年）、章帝（76－88年）、和帝（89－105年）在位时有步骤地进行着的一项事业。对此事业的功绩应归于几位伟大的战士。公元73年，中国将领耿秉（骠骑将军）和窦固发动了对北匈奴的初征，北匈奴在汉军到达之前就逃走了窦固的副将、中国出现过的最杰出的首领之一，“司马”或称骑都尉班超受命进攻在巴里坤的一支匈奴部落呼衍部，班超打败其部后，“多轨首虏而还”。同年（即73年），中国在伊吾屯兵，沙畹认定伊吾是哈密，而阿尔伯特·赫尔曼认为伊吾地处罗布泊以北，在楼兰和今营盘之间。74年，耿秉和窦固出发进攻吐鲁番地区，当时该地分为两个小国，由同一个王朝的成员们统治着：吐鲁番周围的南车师和在天山北麓接近古城的北车师。耿秉通过大胆的行军，首先进攻较远的古城车师，其王安得在汉军发动猛攻之前投降：“他出城，脱帽，抱住耿秉的马蹄，表示归附。”吐鲁番王安得之子受其父的影响也投降了。两支中国驻军分别留在北部车师（古城）和吐鲁番的鲁克沁。与此同时，班超的看法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派出一支带有侦察员的小分队进入地处楼兰和罗布泊西南的鄯善国，他施展一计谋而得知鄯善国王正在与一位匈奴使者密谋反对中国。夜幕降临时，他召集部下开会。照例他应该征求派给他的中国文官的意见，但是，他谨慎地没有这样做，他说：“吉凶决於今日。从事文俗吏，闻此必恐而谋泄，死无所名，非壮土也！”在沉寂的夜晚，班超率小队人马放火烧了匈奴使者们住的小屋，进而还以喊叫声和锣鼓声恐吓附近的人，然后他们把这些野蛮人或者是烧死、或者是砍头。事后，班超召见鄯善王，把匈奴使者的头拿给他看。这位已经处于叛逆边沿的鄯善王，战战兢兢地又恢复了对中国的臣属地位。接着班超把注意力转到喀什噶尔的事务上。

在中国和匈奴都未干涉塔里木盆地上诸印欧小王国的事务期间，这些国家互相争吵不休。中国人称之为“贤”的叶儿羌王（公元33－61年），由于征服库车（46年）、费尔干纳和于阗，暂时获得了该地区的霸权，但他在一次大叛乱中去世。当于阗王在公元61年推翻贤时，库车接受了匈奴的保护。塔里木南部的霸权转入中国名为“广德”的这位于阗王手中，他成了叶儿羌的主人。在北方，控制权落到中国名为“建”的库车王手中，建在保护者匈奴人的支持下于73年夺取喀什。在这关键时刻，汉明帝任命处理该地区事务的班超到达喀什噶尔。他先到于阗，于阗王广德因最近取得的胜利冲昏头脑，偏向于听从匈奴的指挥，对班超十分冷淡。班超随即亲手砍下作为于阗王首要顾问的一位巫师的头。于阗王惊恐万状，重新归附汉朝，并杀匈奴使者以示忠诚。然后，班超前往喀什。库车王建是匈奴的属从，他已经征服喀什并且派他的亲信，一位库车人登上喀什王位。班超不畏艰险（他只带很少几个人）捉住这位库车王，废黜了他，恢复了原喀什噶尔王朝，以一位汉文译名为“忠”的人为王（公元74年）。

公元75年，明帝死前不久，在匈奴的支持下，塔里木爆发了一次反对中国保护权的大叛乱。焉耆王暗杀了中国都护陈睦。库车和阿克苏人开始包围在喀什的班超，被围一年多后，这位英雄开始反攻。与此同时，匈奴侵扰北车师（古城）王国，杀中国的封臣——北车师藩王安得，包围了中国的戊校尉耿恭在一个地区的堡垒。耿恭像他的同事班超一样，奋起英勇抵抗。在没有供给的情况下，被迫把他们装备上的皮带煮熟为食。他同与他呆在一起的一小部分人一直坚持到最后。然而，新皇帝汉章帝的朝廷命令班超和耿恭撤离塔里木盆地，因为这些不断的叛乱和维持中亚保护关系所需要的代价使朝廷灰心丧气。但是，班超意识到，这种撤退就是把该地区拱手交给匈奴。在撤回途中，他一到于阗就改变了主意，他违抗已经接到的朝廷命令，重返喀什。在他离开的短暂期间，喀什自然已落入库车人手中，也就是说，落入了匈奴一派的人手中。班超把库车集团的头目们斩首之后，恢复了他在喀什的住所，并决定不再离开。更有利的是，在78年，由于得到在喀什和于阗召集的或者是在远至粟特地区征幕的辅助军的补充，班超夺取了阿克苏和吐鲁番，“斩首七百级”。与此同时，中国在甘肃的驻军从匈奴手中重新夺取了吐鲁番的车师王国，斩首3800人，获取牲畜37000头。北面的蛮族惊恐四逃。在班超和耿恭这些对手面前，匈奴算是碰到了他们的师傅。

班超在呈报给皇帝的奏章中，通过列举自己在西域的经验极力说服胆小的朝廷。他陈述道，那些被文人学士们谴责为无用的边区战争，实际上是最现实的防卫措施，很可能使中国领土免受匈奴人定期性的入侵，“取（中亚）三十六国，号为断匈奴右臂”。至于他采用的方法，可以简括为一个著名的公式：“以夷制夷”。确实，由于他用每一块新征服的绿洲为他提供的小分队来对付那些还处于叛乱中的绿洲，他完成了对塔里木盆地的征服。真正的中国人不过是一小伙冒险家或充军者，他们是为了在边疆多事的生活中获得新荣誉而来的。他们靠该地区的给养生活，他们保卫这一地区，以免匈奴游牧部落再来。班超解释说：“臣见莎车（叶儿羌）、疏勒（喀什）田地肥广，草牧饶衍、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这位与达西亚的征服者图拉真同时代的人也具有图拉真的军事观点。

主要目的是把匈奴人赶回外蒙古地区，让他们远离他们获取食物和财富的丝绸之路。班超胸怀此大略，粉碎了在喀什（80年、87年）和叶儿羌（88年）发生的新叛乱，并使伊犁河畔的乌孙人成了他的盟友。班超从他派出的探子们那里获得情报，以及他对蛮族心理了如指掌，每次他总是大胆地、出奇不意地打击敌人，在喀什，受他保护的傀儡王忠，于84年伙同莎车人、粟特人（索格底亚那人）和月氏人（或称印度塞人）一起叛乱。喀什王忠在被班超从喀什赶跑之后，于公元87年佯装自愿归附班超，并要求班超接见，在接见时，他随身带来了一支强悍的骑兵，用意是企图发起突然攻击。班超假装不知并相信拜访者的诚意，设宴款待。然而，当“酒一巡之后”，他捉住其王并砍下他的头。与此同时，中国军队从隐蔽处出来，猛扑向敌人，并把他们全部杀掉。公元88年，班超在攻莎车之前，只有一小支军队（汉军与于阗的援军一样多）去出击已经得到库车及邻近城市来的、大约有5万援军支持的居民们。在夜间，班超佯装撤退，后来又急行军返回来猛攻该城，杀5干人，迫使城民投降。

现在，只有库车和焉耆还处于叛乱之中，这些地区正在四处收罗反中国的盟友，从蒙古种的匈奴人到月氏人或称印度－塞人。印度－塞人国王——也就是统治着阿富汗地区和北印度的强大的贵霜王朝的皇帝，可能当时是卡德菲斯一世——未能与中国公主联姻，心怀不满，于公元90年，向帕米尔山区东北部派出一支远征队去协助库车反对班超。班超阻截了该军与库车人（他们可能为这支援军储备食物）之间的一切通道后就消失了。这些印度－塞人在没有给养的情况下，在喀什噶尔无边无际的许多小路中间冒险行进，未遭惨败地得以撤退已是值得庆幸的了。库车朝廷，在这次几乎酿成灾难的经历之后聪明起来，于公元90年重新与中国建立起友好的关系（这是月氏人中的传统政策）。

在北方的蒙古，窦宪和耿秉将军取得了对北匈奴的伟大胜利（89－90年）。北车师和南车师（古城和吐鲁番）的两位国王立即恢复了他们与汉朝的联系。公元91年，中国将军耿夔使匈奴再次遭到决定性的失败。他进军至外蒙古，很可能达到鄂尔浑河，俘虏了单干的母亲及其家庭的全体成员，立单于的弟弟於除踺为继承人。93年，当新单于反叛中国时，中国派遣一支来自满洲边境的蒙古族部落鲜卑人对付他，他们打败并杀死新单于，北匈奴再也没有从这次灾难中完全恢复过来。

于是，在失去了匈奴和印度－塞人两方面的援助之后，塔里木北缘四个反叛国中的三个——库车、阿克苏和吐鲁番——向班超投降（91年）。这位中国的胜利者接受了朝廷赐予的“都护”称号，实际上是中亚的总督。他在库车附近的一个小城乾城建立住所，而另一位中国将军住在喀什。只有焉耆还未被征服。公元94年，班超率领来自库车和鄯善（罗布泊地区）的辅助军向焉耆进军。焉耆居民徒劳地毁掉了架在格勒都斯河上的桥。班超趟过深齐腰部的河水，进入焉耆城前面的沼泽地。一些居民渡过博斯腾湖逃跑，但焉耆王被迫投降。班超为了报仇，就在19年前陈睦被害的地方砍下他的头。班超“因纵兵钞掠，斩首五千级，获生口万五千人，马畜牛羊三十余万头”。塔里木盆地全境至此全部征服。班超于97年命令其副将甘英出发，穿过安息——即过阿尔萨息朝的帕提亚帝国——去大秦，即中国对罗马帝国的称呼。但是，甘英被帕提亚人的谎言吓住，没有越过帕提亚人的领地，大概没有达到罗马的边境就回来了。

班超于102年告老回国，同年去世。他的后继者们未能仿效他的灵活而现实的土著政策，塔里木地区在106和107年爆发了大叛乱。中国将军粱慬在库车被当地居民包围。他在一次大胜仗之后解围，但是，汉朝廷因这些连续不断的叛乱丧失了信心，于107年召回了在塔里木的全体驻军，甚至包括在鲁克沁和伊吾的驻军。次年，羌人（或称吐蕃人）攻打甘肃的中国据点，有截断通往敦煌之路的危险，吐蕃人当时还是一个完全处于野蛮状态的民族，他们在青海以西和以南地区过着游牧生活。梁慬以几次激战为代价把他们阻住（108年）。最后，内蒙古的南匈奴于109年对中国边界发起进攻。中国度辽将军耿夔鼓动一些鲜卑部落反对他们。然而，南匈奴一直搔扰着山西北部，直到粱慬于110年迫使他们讲和。

总的说来，在119年当中国重建工作开始时，她在保卫自己的边界中面临着许多困难。重建了伊吾（哈密或罗布泊？）的移民军团；鄯善和吐鲁番王再次归附。但其后不久，北匈奴单于和古城车师出其不意地杀了伊吾驻军。最后，班超的儿子班勇恢复了其父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他于123年在吐鲁番附近的鲁克沁重新屯兵；124年，他费力地支持鄯善王对中国的效忠。被吓倒的库车王和阿克苏王开始归附中国，并派一支军队给班勇，任其调遣，班勇用这支军队把匈奴匪帮赶出了吐鲁番。126年，他甚至在短时期内臣服了生活在巴里坤湖东北地区的北匈奴的呼衍部，并赶走企图插手的北匈奴的主力部队。127年，中国人进入焉耆，从而完成了对塔里木盆地的再征服。130年，喀什王的儿子和一位来自费尔干纳王的使者一起到达东汉都城洛阳，觐见汉顺帝。

在以后的若干年中，除了南匈奴的左支，或称东支的一位首领在140到144年期间进行过短期叛乱外，中国的麻烦主要来自巴里坤的呼衍部匈奴人。131年，呼衍部攻北车师（古城），并蹂躏当地居民；151年，他们几乎摧毁了汉朝在伊吾的军屯区，该区在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后才得以保住。然而，北车师在153年时还是中国的属国。151年，一位汉朝官员愚蠢的残暴行为激起了于阗人的反抗，他们杀死了他，虽然此后该城居民作了公开的道歉。170年，中国的将军们利用来自吐鲁番、焉耆和库车的小分队，以地区纠纷仲裁人的身份进行了一次警告性的远征，直到喀什；168—169年间，中国护羌校尉段颖击退了沿甘肃边境入侵的芜人（或吐蕃人）。

14 上古末期和中世纪初期的塔里木

绿洲文化

由于确保了沿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绿绿洲链上贯穿大陆的贸易的自由畅通，中国在东汉时期对丝绸之路的控制有利于佛教在塔里木河流域的传播，随之也带来了印度文学和希腊艺术。或者，更确切地说，沿着丝绸之路（也是来喀什噶尔和中国布教的印度佛教徒们所走的路），贸易和宗教一起把希腊－罗马艺术带来了。马厄斯·梯梯安洛斯的代理商们的活动与佛陀使者们的活动大多是具有同样目标的。

当时最繁华的商路似乎是南道，即经过莎车和于阗的那条路。在约特干，即古于阗，奥瑞尔·斯坦因探险队发现了瓦伦斯皇帝统治时期（公元364－378年）的罗马钱币，在于阗东部的刺窝，探险队偶然地发现了一组纯犍陀罗式风格的希腊－佛教式浅浮雕，上面刻有精致的希腊服饰。稍稍再往东，在尼雅境内一个3世纪末期废弃的遗址上，发现了罗马图章、凹雕和印度－塞人的钱币。在罗布泊西南的米兰，即在原鄯善国境内，这支探险队发现了一些美丽的希腊－佛教式壁画，主要画的是佛陀及其僧侣和明显具有罗马－亚洲外貌的、带翼的天使。这些壁画都注有印度字“Ti-ta”——已经认定“Tita”一名就是Titus——显然，它们全都是属于公元第3和第4世纪。

在中国和平时期，大批的佛教使者正是经过这条丝绸之路纷纷来到中国的。帕提亚人安世高于148年抵达中国并于170年在中国去世。印度人竺朔佛和月氏人（即印度－塞人）支谶大约在170年同到中国，在都城洛阳建立了一个宗教社团。一个月氏使者的儿子支曜在公元223至253年间把一些佛经译成汉文。提到这些月氏人是很有趣的，因为它表明，正是这个当时地跨阿富汗、犍陀罗和旁遮普的贵霜帝国，利用丝绸之路，对塔里木盆地和中国的佛教宣传作出了很大贡献。除了这些贵霜或印度的使者们外，还有许多帖提亚的皈依佛教者继续进行在亚洲高原和远东地区的改宗工作，了解这些并非没有价值。在中国的佛经《三藏》上，录有那些经过塔里木到中国工作的佛教使者和翻译家的名册。在塔里木地区，来自东伊朗和西北印度的另一群僧侣从事翻译工作，将神圣的梵文写本译成从东伊朗语到库车语的各种方言。著名的鸠摩罗什（344－413年）的例子就很突出，在此值得回顾一下。

鸠摩罗什生于定居在库车的一个印度人的家庭。其祖辈在库车享有很高地位。其父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希望抛弃世俗的高官厚禄，投身于寺院生活，但是库车王强迫他继续担任世俗官吏，并嫁其妹与之为妻。这次婚姻生下了鸠摩罗什。鸠摩罗什自幼随母到克什米尔学习印度文学和佛教。在他返回塔里木时，访问了喀什，他在此逗留了一年，继续研究《论藏》。在他的传记写本中表现出当时的喀什像库车一样，是印度思想活跃的中心——以致于两城的统治者争夺把像年轻的鸠摩罗什一样有学识的僧侣留在自己宫中的荣耀。当鸠摩罗什回到库车时，汉译音名为帛纯的库车王很欢迎他，莎车王的两个孙子成了他的门徒。他与他的印度老师卑摩罗义（Vimalaksha，其祖籍是克什米尔）一起住在库车，直到382－383年。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382－383年中国将军吕光入侵库车后，他带着鸠摩罗什一起返回中国。吕光的故事为库车宫殿的辉煌壮观提供了证据，该宫殿令这位中国的征服者吃惊。吕光的惊讶致使人们推测他在库车所见到的建筑物和艺术品是印度和伊朗传统式的，而不是中国式的，也就是说，正像哈辛断言的那样，最古老的克孜尔画必定是这一时期前后的作品。

亚洲大陆的文明，正像这些例子所反映的那样，明显地分成两个长形地带。在北方，从黑海地区的俄罗斯到满洲地区和鄂尔多斯，属草原艺术：精致的游牧艺术，以刻在青铜烛台和工具柄端上的、具有明显装饰性的程式化动物艺术为特征。在南方，从阿富汗到敦煌的丝绸之路，经过围绕塔里木盆地的两条绿洲链，在这些商路绿洲上的定居民族中，存在着直接受到希腊、伊朗和印度艺术的激发而产生的绘画和雕塑，这三种艺术都是沿丝绸之路传播的，并且由于佛教的需要，与佛教渗和在一起。

上古末期和中世纪初期的这种塔里木艺术的起源必须在阿富汗的地区寻求。在阿富汗的喀布尔谷地中，第4世纪的贵霜朝中的最后几位国王已经受到萨珊波斯的强烈影响，并被纳入它的轨迹，这一点可以从赫兹菲德和哈辛所研究的贵霜——萨珊钱币上看到。萨珊佛教文明和萨珊佛教艺术产生在这些印伊边境上，这一点由创造于公元第3世纪末和整个第4世纪的巴米安和卡克拉克的伟大壁画得到说明。在这些壁画中，无论是在描绘的图案和服装上，还是在人物的处理上，萨珊影响都十分明显。最近哈辛在喀布尔附近的海尔哈纳发现的一尊萨珊－婆罗门雕塑（属公元第4世纪末），还有地处从喀布尔到巴尔赫途中的拉伊附近的杜克塔－依－奴细尔汪的纯萨珊式壁画群（其代表是一个萨珊王族的王子、5世纪的巴克特里亚总督）都提供了进一步的例证。所有这些都是哈辛－哥达德和哈辛－卡尔探险队发现的。在这些壁画中，我们可以把当时的阿富汗地区看成是一个印度宗教和印度文学与萨珊王沙普尔和科斯洛埃斯时代的波斯物质文明紧密结合的场所。

这就是萨珊－佛教的混合物，佛教使者们，即鸠摩罗什的热心的模仿者们，已经把这种混合物种植在塔里木各绿洲之上和沿丝绸之路的各落脚点之上，由于他们，丝绸之路成为传授宗教之路。克孜尔（库车略微往西）壁画的早期风格，正是与巴米安壁画有联系：具有造型准确、高雅和用色谨慎的特点，即多是灰色、深褐色、红棕色、浅绿色、深棕色等。哈辛确定了这些壁画的不同时期的年表，他把这种风格的艺术确定在大约450－650年间。印度影响在这种早期的壁画中还占有优势，其中的还有旃陀毗罗婆王后舞，它使人想起阿旃陀石窟中的优美的印度裸体画像。萨珊影响也很明显，特别是在孔雀洞和画师洞中——画家把自己画成年轻的伊朗君主，身穿精致的浅色紧身上衣，在腰部收紧，其衣领是库车式的大翻领（参看哥达德夫人复制的巴米安壁画）、下身穿裤子和高统靴，整套服装都是仿效伊朗的。后来，1937年哈辛和卡尔在喀布尔以西的法杜克斯坦发现精美的灰墁，由一枚萨珊王库斯老二世时期（590－628年）铸造的钱币可以确定其年代，这些灰墁使我们确信，直到阿拉伯征服前夕，受伊朗——佛教影响的阿富汗地区继续使库车社会产生男性式的服式。

哈辛把具有第二期风格的克孜尔壁画定在650－750年间，据他认为，其特征是缺乏固定的造型和色彩明快（多采用天青石色和浅绿色），萨珊服式占优势地位。现存柏林的克孜尔和库姆吐拉佛教壁画中就画着男、女施主的队伍，他们重现了5至8世纪库车国王们的宫廷。这批穿着华丽的贵族——显然属于印欧种人——正像他们在宗教和文学上是印度的一样，在服饰上和物质文明的各个方面也都是伊朗的。除了这种宫廷服饰外，克孜尔壁画还反映了军事场面——例如，正像在“瓜分圣物”中的场面——一位库车“骑士”，身着盔甲，头戴圆锥形头盔，身穿须子甲服，手持长矛，使人想起萨珊骑兵和克里米亚地区刻赤（潘蒂卡派）的萨尔马特牧人。

这种伊朗－佛教的混合物在塔里木南部地区也有发现，特别是在位于于阗东北的丹丹乌里克绿洲发现的一块木板画上（属7世纪末）可以看到。画中，一个挨一个地排列着纯印度式的裸体的龙女画，与阿旃陀壁画中最精致的裸体像相似；一位牧马人和赶骆驼者都具有伊朗特征；还有一尊菩萨，留着胡须，戴着古波斯人头巾、穿绿色长上衣、裤子和一双萨珊贵族式的靴子。最后，同样的伊朗影响还可以在吐鲁番地区的壁画和小塑像上看到，例如在伯子克力克和穆尔吐克的壁画中。在伯子克力克壁画中，身穿胸甲的神似的人物使我们联想起克孜尔和库姆吐拉壁画中一位身着萨珊式甲胄的那些库车牧马人，而据哈辛记述，某座观世音像还保留着纯印度的风度。在穆尔吐克的壁画中，在一些完全是印度面孔的佛像旁边，施者们穿着像在克孜尔所见的同样的甲胄，戴着有展开的翅膀装饰的头盔，这些又清楚地表明了与萨珊王朝的联系。在雕塑方面，奥瑞尔·斯坦因在焉耆发现了精致小巧的泥塑像，它们酷似一个代表种族类别的画廊。它们与阿富汗地区哈达的希腊－佛教式雕塑（现存纪麦特博物馆）极为相象。

于是，在8世纪后半期突厥各部落征服该地区以前，塔里木南、北的印欧绿洲，从莎车和于阗到罗布泊；从喀什、库车、焉耆到吐鲁番，他们的文化不是来自阿尔泰文明和草原文明，而是来自伟大的印度和伊朗文明。他们形成了一直延伸到中国边境的外印度和外伊朗地区。此外，渗入中国本上的印度和伊朗文明应归功于这些绿洲产这一点已由伯希和和斯坦因探险队在敦煌（丝绸之路在此进入今天的中国甘肃省）附近发现的佛教壁画和幡旗上表现出来。

15．鲜卑人在蒙古帝国取代了北匈奴

当希腊-佛教和伊朗－佛教文化未受干扰地在塔里木绿洲的定居民中茁壮地成长时，突厥－蒙古族的游牧部落却在北部草原上互相残杀。约155年，北匈奴（他们可能属突厥种，住在外蒙古的鄂尔浑河流域）被另一些游牧部落，即鲜卑部落降服。鲜卑人起源蒙古和满洲边境上的兴安岭，他们长期以来被认为是通古斯人，据伯希和和托利的研究，似乎更有可能属蒙古种人。于是，蒙古人的统治接替了突厥人的统治。中国人称之为檀石淮的鲜卑首领征服了北匈奴之后，向西蒙古进军，远至伊犁河畔的乌孙人，他打败了这些乌孙人。中国编年史家们提到，在166年，他的统治从满洲到乌孙国，远至巴尔喀什湖。无疑地，这一记载多少有些夸张；鲜卑人的统治几乎没有超出过今天的博格达汗（土谢图汗）和车泽尔里克曼达勒（即赛音诺颜）的领土。取得这一重要权力以后，鲜卑首领开始重蹈前辈匈奴的覆辙，贪婪地把目标对准中国。156年，檀石淮进攻今天称为辽东省的地区，但被击退。接着他转攻内蒙古的南匈奴，当时南匈奴已归顺中国，后来他与南匈奴达成协议，诱使南匈奴和他一道攻击陕西和甘肃的中国边境，但是，联合起来的这些游牧部落在中国军队面前被迫撤退了（158年）。鲜卑人又对辽西（即对满洲西南部，辽河下游西部的中国地区）发起新攻击，也于177年被中国将军赵彪击溃。最后在公元207年，中国将军曹操在今热河地区彻底击溃乌桓，乌桓是在大兴安岭南达费诺尔（即呼伦池）和西拉木伦河（辽河）地区放牧的游牧部落。公元215－216年间，曹操把南匈奴余部安置在今陕西省、山西省和河北省以北的人烟稀少的边境地区，并把他们分成五部，每部派一位中国驻外政治代表［司马］监督各部首领的统治。南匈奴的合法单于被软禁在中国宫廷内。

公元220年，当汉朝在内战中消亡时，在前一段时期被中国军队严重击败了的北方草原游牧部落，或者是心怀恐惧，或者是衰弱不堪而未能利用这一形势。尽管汉朝的继承者，即“三国”之间在进行着内战，但印欧人的塔里木绿洲还继续忠于三国之首、华北的主人魏国（220－265年）。因此，在224年，鄯善（罗布泊）、库车和于阗向魏王曹丕表示效忠。当晋朝（司马家族）取代了魏国和其它两国，重新统一中国时，库车王派其子入诗宫廷（公元285年）。鲜卑人大胆攻击凉州（武威）附近的甘肃边境，于279年被中国将领马隆击退。

匈奴大帝国已经消失，占据其位置的鲜卑人已表明他们无力恢复对中国边境的攻击。正是在中国似乎不再受到来自草原的威胁的时候，4世纪的蛮族大入侵开始了，这次入侵类似于欧洲5世纪的民族大迁徙。然而，与之不同者，这些入侵似乎并不是由蛮夷之地的骚乱而触发，也不是由某个阿提拉的行动而产生，仅仅是由于中国力量的衰落而引起，中国的衰落像用一根真空管，把直到当时仍沿中国边境扎营的、作为中国盟邦的这些野蛮人吸入中国。

16．公元4世纪的大入侵；匈奴和鲜卑对中国北部的征服

我们已经谈到过那些使匈奴遭到削弱的接连不断的分裂。自公元前3世纪起，在单于的统治下，匈奴人控制着内、外蒙古，单于驻地选择在鄂尔浑河流域。公元前44年，当一位名叫郅支的首领被对手赶出父辈之地蒙古向巴尔喀什湖地区（即今哈萨克共和国）迁徙时，匈奴中出现了第一道裂缝。于是东、西匈奴间产生了分离；在蒙古的东匈奴仍然是中国的敌人，在巴尔喀什湖和咸海草原上的西匈奴，在匈人（阿提拉的先辈们）的名称下后来成为罗马世界的敌人。

公元48年，东匈奴帝国内部分裂；在南方的，或者说在内蒙古的8个匈奴部落，从那些仍忠于鄂尔浑地区单于的匈奴人中分裂出来。于是形成了明显的新集团：外蒙古鄂尔浑河流域的北匈奴和长城以北内蒙古的南匈奴。正如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北匈奴大约在公元155年已经被鲜卑人降服，鲜卑人是起源于蒙古东部、满洲边境的兴安岭地区的蒙古族游牧部落。如上所述，鲜卑人当时控制着从满洲边境到接近哈密和巴里坤地区之间的地带。

接近汉末时，南匈奴（从现在起我们将专门论述南匈奴）在鲜卑人的压力之下进一步南进，正如已经提到的那样，他们逃入黄河河套、鄂尔多斯草原和阿拉善附近地段，在三国时期（220－265年），他们居住在这些地区内。在此，他们作为中国的盟邦，发挥了某种与4世纪时罗马帝国郊区许多日耳曼部落相类似的作用。鄂尔多斯草原上的这些匈奴盟邦的首领与魏朝（220-265年）和北晋王朝（265－316年）的皇帝之间的关系很像公元4世纪的哥特人、法兰克人和勃艮第人的酋长与君士坦丁或狄奥多西家族的罗马皇帝们之间的关系。在两方面，常去帝国都城——长安或洛阳，米兰或君士坦丁堡——的蛮族首领们都被承认是这些衰败朝廷的亲密朋友，他们从其所见中受益后回到自己的部落中去。

当时，作为盟邦的南匈奴——为皇帝效劳的部队——进一步向南推进，在长城内定居下来。呼厨泉单于（195－216年在位）在山西腹地平阳居住下来。是时正值汉朝崩溃前夕，内战迭起。呼厨泉及时地想起他的一位远祖曾是汉朝公主，采用大汉帝国的父姓：刘氏。于是，当皇室的正统性由于一系列篡政在中国被取消时，而在匈奴庭帐中却得到了恢复。304年，一位采用汉朝姓氏、名叫刘渊的匈奴首领，盘踞在山西太原，他从中国晋朝获得了五部落单于的称号。308年，他率领5万匈奴军，借口是汉朝的合法继承人在太原称帝。这位匈奴统治者建立的王朝确实被称为“北汉”，即在北部的汉朝，或者是早期赵朝，即前赵。

刘渊之子、继承人刘聪（310-318年在位）是中国的阿提拉。311年，其部队占领中国都城洛阳，火烧帝国宫廷，俘获晋怀帝，然后向长安逼近，在长安屠杀了一半居民（312年）。被俘的普怀帝被送往刘聪驻地平阳，强迫他作为刘聪的斟酒侍者，直到313年被杀。在匈奴返回平阳后，中国的新皇帝晋愍帝（312-316年）在长安建立朝廷，但是，匈奴于316年卷土重来，又包围了长安城，迫使软弱的统治者投降。这位登上皇帝宝座的匈奴王又一次地在平阳接见了被俘虏的中国皇帝，迫使他在宴会上洗刷碗碟，最后，于318年把他处死。晋朝丧失了使中国北部免受蛮族入侵的全部希望，一位皇族成员逃到南京（当时名建康），以长江为屏障，在南京建立了第二个普朝，称为“南普”或“东晋”（317年）。同样情况，公元5世纪的最后一批罗马人把他们的西部各省让给日耳曼入侵者，逃到帝国东部。在近3个世纪中（317－589年），正像君士坦丁堡后来取代罗马一样，南京取代了长安和洛阳的位置。

中国北部的胜利者匈奴人刘聪一度成了一位赫然耸现的人物。他作为古都长安和洛阳的主人（朝廷设在山西平阳），对山西中部和南部、陕西（除汉水流域）、河南北部（除开封）、河北南部和山东北部地区进行统治。这一匈奴王国的首领刘聪尽管过着蛮族的生活方式，但仍然保留了中国文化的某些外表（他是在中国宫廷中长大的）。但是，具有纯蛮族特征的其他游牧部落涌向这一匈奴王国的北部。可能属突厥种的拓跋部（Tabgatch），大约于260年在长城以北的山西北端扎营。其后数年间，拓跋人移到长城以南，进入了山西北部的原中国在雁门（朔平）地区的驻军地和代郡（在右玉附近），即在大同地区，310年，他们已在这些地区内牢固地定居下来。最后，蒙古种鲜卑族的慕容部在今满洲西南的辽东和辽西之地建立了一个新王国。

公元4世纪在中国北部兴起的这种突厥-蒙古族国家的大多数像5世纪的欧洲罗马的第一批日耳曼国家一样是不稳固的，由于同样的原因，即游牧部落之间进行着无休止的斗争。中国北部的征服者、匈奴人刘聪于公元318年死后，他的后裔们能够保住的不过是北汉疆域的西北部分，以长安为其中心。然而，刘渊的将领石勒，满怀征服热情在河北南部的襄国（今顺德）周围割地为王，建立国家。329年，石勒废刘聪皇室（即前赵或北汉王朝），建立名为“后赵”的新匈奴王朝，后赵存在时间大约是330年至350年。石勒住在襄国稍偏南的邺城（今彭德），以洛阳为他的第二都城。编年史家们记道，这位相当无知的匈人喜欢别人给他讲解中国古典著作。他在语法和神学上的兴趣使人联想起文法家和神学家狄奥多里或查尔帕里克。

但是，他的游牧观念并未因此而减弱其作用，特别是在他的匈奴人后裔的身上。石勒（死于333年）的第二代继承者石虎（334－349年在位）是一位放荡不羁的粗野人，他的儿子企图暗杀他，后被他处死。应该提一下，他的这个儿子是一位十足的坏蛋——留着灰黑胡须的鞑靼人，他竟让人把他最漂亮的妃子烤熟，端上餐桌。由于在初次与文明接触而受到感化下的蛮族所产生的普遍的反常情况，石虎是最热心的佛教保卫者之一。他的统治区（河南北部的彰德仍然是帝国都城）很大，包括陕西（除汉中属于中国的南朝外）、山西（除了大同属于拓跋人外）、河北、山东、河南，甚至江苏北部和淮河流经的安徽。

这一庞大的匈奴国正像它迅速地崛起一样，又迅速地崩溃了。349年石虎死后，他的后裔和将军们之间发生了争吵，彼此残杀。已在辽东建国的鲜卑慕容人（如上所述，很可能是蒙古人种）趁乱夺取了整个河北（350年，352年）、山西和山东。获取胜利的首领慕容催（349－360年）以燕（或蓟），即今天的北京，为其都城，后来又以邺（彰德，357年）为都。他的王朝，以中国名“前燕”，即早期燕国（349－370年）而为人所知。364年，其继承者占领洛阳（时在东晋军队对该城进行了短时的再征服之后），接着又占领了淮河北岸（366年）。但是，慕容人的统治比在他们之前的匈奴人的统治更短。

一个为匈奴王石虎服务的军官名叫苻洪。他可能是蒙古人，尽管人们常常以为他属唐兀惕人（Tangut，即藏族的一支）。他于350年以长安为都在陕西建立了独立的统治。由于所有的这些突厥－蒙古族的小首领们都宣布他们建立了真正的中国皇室家系，他的王朝被称为早秦，即前奏（350－394年），苻洪的孙子苻坚（357－385年）是这些突厥－蒙古族统治者中最杰出者。他真正地赞同中国文化，并表明自己是一位仁慈之主和佛教的坚定卫士。他从幕容氏，或前燕手中先后夺取了洛阳（369年）、太原和他们的都城邺城（彰德），慕容氏国王成了他的俘虏（370年）。因此，慕容人的全部地盘——河北、山西、山东和河南——转入苻坚手中（370年）。由于苻坚已经占有陕西，现在他成了整个北部中国的主人。376年，他吞并了另一个蛮族小国，即甘肃的凉国。382年，他派部下吕光去征服塔里木盆地。吕光接受了鄯善（罗布泊）王、吐鲁番（南车师）王和喀拉沙尔（焉耆）王的归附。被中国人称之为帛纯的库车王企图抵抗，结果被打败，并于383年被逐出库车。吕光占领了库车，前面已经提到过，在吕光回国时，带回了著名的佛教僧侣鸠摩罗什，鸠摩罗什作为一位将梵文经典译成汉文的翻译者，其贡献将是巨大的。

苻坚在征服了中国北部的所有蛮族国以后，似乎要征服南部的东晋王朝，建立在他一人统治之下的统一国家，像8个世纪以后的另一位蒙古征服者忽必烈要做的那样。383年，他确实进攻淮河沿岸的东晋帝国，但是，他在淮河上游遭到惨败，从此一蹶不振。他的部下、原鲜卑慕容氏后裔慕容垂叛变，并获得河北和山东，于是建立了“后燕”国。后燕国从384年将延续至407年，其都城中山，即今河北省保定南部的定州。与此同时（384年），慕容氏的另一成员在山西建立了“西燕”国，但于394年被慕容垂并入后燕。最后，曾经是苻坚下属的姚苌（他可能是吐蕃人）从苻坚手中窃取陕西和河南部分地区。姚苌在他夺取的地区内，建后奏国，后秦在长安建都，当时称为京兆府，后奏存在的时期是从384年至417年。另外两位将军（或者是蒙古人、或者是突厥人）在甘肃建立了两个小国，即以兰州（苑川）为都的西秦国（385－400年和409－431）和吕光所建的后凉国（386－403年）。

17拓跋突厥人的国家和柔然人的蒙古汗国

与这些昙花一现的游牧部落（他们的王国在短期内一个接一个地崩溃了）同时兴起的有一个拓跋部，它的力量不断增强，由于吸收其他部落的力量，它成功地在中国北部建立了较持久的统治。在这方面，他们很象法兰克人。法兰克人比勃艮第人、西哥特人和伦巴德人存在的时间更长，并在他们的废墟上建立了加洛林帝国，该帝国注定要把罗马的过去与日耳曼民族的今天联系起来。拓跋人的成就与之类似；因为当他们统一了中国北部的其他突厥－蒙古族国家以后，他们中国化的程度很深，使他们能够把拓跋人及其王朝与中国主体融合在一起。此外，他们对佛教事业的热忱也使我们想起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的人们对基督教的狂热。最后，正像法兰克人把自己看成是罗马传统的保卫者以反对日耳曼人的新的入侵浪潮一样，拓跋人也像“注视莱茵河”一样守卫着黄河，以对付那些来自草原故乡深处的、仍处于原始状态的蒙古游牧部落。如上所述，在公元3世纪末，可能属于突厥种的拓跋人定居于山西最北部的大同地区。拓跋圭（386－409年在位）是一位有魄力的首领。他从后燕慕容氏手中先后夺取了晋阳（396年，今太原）、中山（397年，今保定南部的定州），最后夺取邺城，今彰德（398年，安阳），由此给其部落带来了好运。后来他为其家族采用中国王朝名称“魏”，以大同东部的平城（代）为他的固定都城。于是，拓跋氏的魏国形成，其疆域囊括了山西和河北，一直抵达黄河边。

拓跋突厥人的中国受到新的蛮族入侵浪潮的威胁，即柔然，或是中国人带有蔑视的双关语称谓“蠕蠕”，意为“令人生厌的蠕动的昆虫”。根据语言学家们的意见，这些柔然人像古代鲜卑人一样是一支真正的蒙古种游牧部落，有些人认为他们与鲜卑人之间有过联系。约402年，柔然首领社仑由于征服了敌对部落高车而确定了该族的命运，有人认为高车地处科布多和乌伦古河附近，并被推测是铁勒和回鹘突厥人的祖先。当时柔然统治着整个北戈壁，其疆域东起高丽边境上的辽河，西至额尔齐斯河上游和焉耆附近地区。正是在这些柔然统治者中，我们第一次发现了汗（khan），或可汗（khagan）的称号；因此，这些称号必定是蒙古语的称号，它取代了原匈奴的“单于”称号，因而“单于”可以被假定是突厥语称号。

面对这个新游牧帝国的威胁，中国北部的拓跋，或者说北魏的统治者们决心采取攻势，发动了一系列穿越戈壁的反击。拓跋圭（386－409年在位）通过一次胜仗作出了榜样，在这次大捷中他把柔然可汗社仑从黄河河套地区逐出（402年）。当拓跋嗣（409－423年在位）在北方继续保卫通往长城的地区时，又夺取东晋王朝的大城市洛阳（423年），以及隶属于洛阳的河南全部地区，由此增加了他在南方的势力。拓跋焘（423－452年在位）继承其父拓跋嗣，他刚一继位就受到柔然的威胁，他击溃了柔然（424年）。425年他对柔然发起反击，反击过程中，他率骑兵由南向北穿过戈壁（因为柔然可汗的司令部肯定是设在鄂尔浑附近）。然后他转向另一个蛮族王国，即赫连氏匈奴人在陕西建立的夏国，拓跋焘对他们的都城（或者称王庭）、陕北保安（志丹县）附近的统万城发起了突然袭击（427年）。而此时他的将军们正在掠夺长安城（426年）。到431年时，赫连部被灭，陕西归并入拓跋领土。436年，拓跋焘军对幕容氏最后残存的领地北燕（今热河）进行了类似的入侵，并夺取该地。439年，拓跋焘继续征服甘肃的北凉国（从姑臧或甘州夺取）。北凉王室——自397年后定居于此的一支匈奴家族，保持其父姓沮渠——逃到吐鲁番，占据其地，统治时间是442至460年。

随着北凉领土的归并，拓跋人完成了对中国北部境内所有突厥－蒙古人建立的王国的征服。现在所有这些国家都构成了大拓跋国，即中国人称呼的魏国的一部分，除了以南京为拜占庭的中国南朝外，它是唯一留下来的王国。实际上，8世纪的罗马世界也类似地在法兰克人和拜占庭帝国之间被瓜分了；前者因灭了其他蛮族王国而征服了西欧，后者仍是欧洲的东方君主。

这些征服对中亚诸民族的影响很大，以致后来在他们中间中国北部被称为拓跋国。甚至拜占庭人也用同样的名字，即突厥语Tabgatch，阿拉伯语Tamghaj，中世纪希腊语Taugast ［桃花石］，来称呼中国北部。

拓跋焘统一中国北部以后，对柔然发动了一次深入戈壁的大规模骑兵远征，杀了大批柔然人（429年）。443年他再战再胜。445年，拓跋军对鄯善（罗布泊）采取了报复行为，因为鄯善曾阻断了他们从西方归来的道路。448年，拓跋将军万度归向焉耆和库车定期征收贡赋。449年拓跋焘为追赶柔然，进行了深入戈壁的第三次远征。

公元5世纪统治着中国北部的拓跋突厥入（或桃花石）的历史特别有趣，因为它提供了半中国化的突厥－蒙古族游牧部落的完美例子——它完全保留着优于中国人的独有的军事优势，同时，又从中国人那里获得了优于仍处于原始状态的北方游牧部落的组织能力——429年，当“桃花石”王拓跋焘决定在东戈壁组织反蒙古族柔然人的反攻时，他的几员辅臣指出，南朝（南京）的中国人可能会趁此作出牵制我们的行动。他回答的要点是：“中国人是步兵，而我们是骑兵。初生牛犊怎么能对付老虎和狼群？至于柔然，他们夏季在北方放牧，秋季南下，冬季袭击我们的边境。我们只有夏季在他们的牧场上攻击他们。此时，他们的马是无用的，雄马忙于与雌马交配，母马正忙于产小马驹。如果我们在那儿袭击他们，使他们与牧场和水源分离，在数日之内，他们就会被捉住或消灭”。

这种双重的优势后来使成吉思汗后裔忽必烈能够成功地对付宋朝的中国人和海都的蒙古人；使第一批满族人成功地对付最后一批中国人的反抗和最后一批蒙古人的敌对行为。但是，这种双重优势只是短时的，拓跋氏、忽必烈王室和满族人完全中国化的时候总会到来。那时，他们会被北方游牧部落打败；或者被中国人消灭或同化。这就是中国－蒙古人历史的基本规律。

在这支能干的突厥家族中（该家族勇敢地保卫古代中国文化不受他们那些仍过着游牧生活的亲属们的侵害）拓跋焘是最有个性的人。他具有非凡的勇气，并使柔然人胆战心惊。如果拓跋人受到来自中国腐朽王朝的反对，这些柔然人就会毫不犹豫地进攻他们的边境地区。于是，他结束了大举入侵，正像克洛维为了高卢的利益，在托尔比阿克所做的那样。他吸取了大量的中国文化，但是不愿十分深入地中国化，以免会使他的部落的性格变得松散起来。因此，他拒绝把建在草原边缘，即山西最北部大同附近平城的旧营帐迁到他已用武力夺取的原中国历史都城洛阳和长安去。他还保留着突厥－蒙古族的一种深谋远虑的风俗，即在新王登基前，新王的母亲要被处死，以消除今后她以王太后的身份而产生的野心、嫉妒和贪婪。抱有这些思想，不用说拓跋焘是深深地厌恶佛教的，在这一方面，这位蛮族武士的宗教感情又因周围信奉道教的亲信们的怨恨而加剧了。他于438年下令佛教僧侣还俗，并于446年正式颁布法令迫害佛教僧侣。

然而，随着他的孙子拓跋浚的继位，对佛教徒的迫害停止了。拓跋浚是在一次宫廷政变后继位的，在位时间是452－465年。在大同附近的云冈佛教石窟中，从414年至520年间艺术家在此雕刻，最好的凹雕和那些为魏国艺术赢得名声的作品都属于拓跋浚统治时期。拓跋人的宗教热情使他们从传统的希腊－佛教形式（它是从犍陀罗沿着塔里木各道传来）中创造出如此深奥的神秘主义的作品，以致它们几乎就像是罗曼蒂克和哥特式雕塑的原型。确实，很可能真正的中国人的王朝由于民族偏见和儒家学说的强烈干扰而不会完全放弃自己的信仰去追随印度的神秘教义。与此同时在南京的各王朝（甚至梁朝）的佛教雕塑都缺乏这种激情。拓跋人（这些远东的法兰克人）先后在云岗和龙门创造出与夏尔特尔和兰斯一样的石窟，他们把他们的才能主要归功于他们的蛮族起源，这也许是草原游牧部落征服古代中国后所产生的最令人惊奇的结果之一。此外，5世纪欧洲的大入侵（此时蛮族社会已经充分地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在经历了黑暗时代之后将分娩出中世纪光辉的几百年。4世纪亚洲的大入侵也产生了类似的结果；尽管更加迅速，因为在不到一百年以后，魏朝的中国就完全接受了佛教，产生出伟大的云岗和龙门石窟。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拓跋人的突厥活力才因受到中国的影响和皈依佛教而被削弱。在拓践浚统治时期（452－465年），拓跋人占领了哈密绿洲（456年），并对戈壁地区的柔然发动了一次反击（458年）。柔然自己则占领了吐鲁番，推翻了该地的沮渠王朝而以一个臣属王室（460年）取代之。在拓跋弘的统治（465－471年在位）下，拓跋人以牺牲南方中国王朝为代价，又取得了许多胜利。466年占领彭城（今江苏），467年征服淮河流域，469年占领山东。470年拓跋人惩罚了一支鲜卑部落（即蒙古种吐谷浑），吐谷浑自5世纪初就居住在青海湖地区。

拓跋弘是一位佛教徒，他是那样的虔诚以至他于471年让位给他尚年幼的儿子而出家为僧。其子拓跋宏（471－499年在位）在成年之后对佛教也表示出同样的感情，在佛教的影响下，他采用了一部较人道的法规。494年，他把都城从热河的平城迁到洛阳，由此完成了拓跋人的中国化，正是在这一时期，在他的发起下洛阳南部著名的龙门佛教石窟开始动工。这些石窟里的雕塑都是在494年到759年间的不同时期内完成。但是，拓跋人在毫无保留地采用中国文化和佛教信仰时，失去了他们突厥祖先所具有的坚韧和英勇的品质。他们的打算是通过征服南部中国王朝在他们的统治下完成中国的统一，结果失败了。拓路恪（499－515年在位）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但是，他们的将军们未能攻克标明两国边界的淮河防线，在防线后的钟离（安徽凤阳）要塞挡住了拓跋人的各次进攻（507年）。

拓跋恪于515年死后，其遗孀胡后统治着魏国直到528年止。古拓跋人的这位后裔是能够表现古突厥人力量的魏朝的最后一位人物。她是具有特殊活力的女人，在必要时采取血腥手段，权欲熏心，然而，崇尚佛教。她使龙门石窟的圣殿增色不少，她派遣佛教朝圣者宋云出使印度西北，宋云对这一时期中亚的情况留下了有趣的报导。宋云取道鄯善国（罗布泊）、于阗、帕米尔，以及我们将要看到的，访问了住在巴达克山的厌哒匈奴人的可汗。然后，抵达乌阇衍那和犍陀罗（喀布尔河下游），他从该地为他的君主带回了使她感兴趣的佛经（518－521年）。

拓跋人至此已完全中国化，免不了在他们自己的宫中爆发宫廷革命、王室分裂和内战。534年，他们分裂成两支：东魏和西魏。东魏拥有河北、山西、山东、河南，以今天的彰德为都城（534－550年）；西魏拥有陕西、甘肃，以长安为都城（534－557年）。东、西魏后来都被他们的大臣们推翻，于是，在彰德建立了北齐王朝（550－577年）以取代东魏；而在长安的北周王朝（557－581年）取代了西魏。但是，这些王室已经是中国人的，他们的历史不再是草原历史的组成部分。然而，对草原历史有影响的事是突厥活力（在第一批拓跋统治者中这种活力是如此明显）逐渐被削弱、淡化和淹没于中国主体之中。这是在几个世纪中一再反复出现的模式，其中有契丹人、女真人、成吉思汗的蒙古人和满族人。正是佛教的这种影响，在拓跋人柔弱化的过程中曾起了很大的作用，正像它以后在成吉思汗的蒙古人中和甚至在后来的喀尔喀人中所起的作用一样。这些凶猛的武士们一接触到菩萨的优雅姿态就易于受到沙门们博爱教条的感动，以致于他们不仅忘记了他们好战的本性，甚至还忽视了自卫。

18．米努辛斯克后期文化

让这些完全中国化的突厥人听天由命去吧，我们现在再回到在亚洲草原上仍过着游牧生活的部落上来。在谈到拓跋人时，我们曾经谈到被假设是蒙古部落的柔然人，在整个5世纪和6世纪上半叶他们统治着外蒙古。我们所了解的他们的政治史仅仅是从魏朝和隋朝的编年史中知道的，而在我们能够有效地讨论他们的文明之前，我们必须先对他们的原领地作一番系统地发掘。与此同时，让我们只注意大约这一时期繁荣在柔然西北境以外的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河岸、米努辛斯克附近的一种新文化。这种文化被称为“游牧的牧马人”的文化，它留下了许多装饰品、青铜带状饰片、纽扣、马具、马蹬、马嚼子、小刀、匕首、马刀、矛头、马鞍等物。在米努辛斯克博物馆和赫尔辛基（吐沃斯丁收藏）都有丰富的代表物。这一文化似乎与柔然人同时，必定在柔然人之后还存在了一段时间，因为在秋兹塔村发现该文化与唐初（7世纪）的一枚中国钱币有联系，似乎到9世纪才结束。在这一阶段上，该文化具有特殊意义，因为，正像南朵尔·费蒂奇指出的那样，它呈现出与公元6至8世纪匈牙利的阿瓦尔文化异常相似，还与9世纪的原始匈牙利文化、或者称列维底亚文化相似。尽管这不可能成为认定柔然人就是欧洲阿瓦尔人的直接祖先的确凿材料，至少它证明了两种文化都曾被吸引在同一文化中心的周围。

在柔然之后，该论述一个与柔然有亲缘关系的厌哒部落了，在同一时期内，他们是西突厥斯坦的主人。

19．厌哒匈奴人

厌哒匈奴人是一支突厥－蒙古族部落，按这种假设，他们似乎更像蒙古人而不是突厥人，据宋云记述，他们似乎起源于金山（即阿尔泰山），由此南下到今俄属突厥斯坦的草原上。他们的名字拜占庭历史学家们称作厌带夷粟陀（Enhthalites），波斯历史学家米尔空称作哈亚蒂拉陀（Hayathelites），中国的史学家们则称作厌哒，该名似乎来自王室氏族（Ephtha，或ye－ta）民拜占庭史家们多少错误地又以匈奴一名称呼他们。

在公元5世纪初期，厌哒人不过是一支中等规模的游牧部落，是统治着蒙古的大部落柔然（也属蒙古族）的巨属部落。在5世纪25－50年中，这支厌哒人由于他们的领土向西扩张而具有了相当大的重要性。他们的统治从东方的格勒都斯河上游（焉耆西北）起，越过伊犁河流域到巴尔喀什湖，再到楚河和怛罗斯河草原、锡尔河地区，一直达到威海，据一些史书记载，他们的一个汗庭建在怛逻斯城附近。大约到440年时，他们已经占领了索格底亚那，或者说河中地区（撒马尔罕），似乎还占领了巴尔赫地区，即巴克特里亚或称吐火罗斯坦。

几位东方学学者，特别是诺尔德克，认为正是在波斯王巴赫拉姆·哥尔统治期间（420－438年），厌哒人定居在巴克特里亚。据猜测他们曾侵入萨珊王朝的呼罗珊省，巴赫拉姆·哥尔在莫夫附近的库什麦罕战役中把他们从该省赶回去。另一方面，马迦特认为巴赫拉姆·哥尔及其后继者耶斯提泽德二世（438－457年）对付的不是厌哒人的侵略，而是在莫夫北部过着游牧生活的另一支匈奴部落希奥尼特人。然而，无论如何，在萨珊王卑路支统治时期（459－484年），进攻呼罗珊并打败和杀死卑路支的就是这些厌哒人。赢得这次胜利的厌哒首领被阿拉伯－波斯史学家们称作阿克希瓦，显然相当于粟特语称号“王”的讹误。

战胜卑路支王以后，厌哒匈奴人不仅占有了直到当时为止一直是萨珊帝国东北部的边境城市塔里寒地区（西塔里寒，在巴尔赫和莫夫之间），而且还占领了莫夫和赫拉特。此外，他们还参与了波斯萨珊王朝的宫廷斗争。正是这样，萨珊王朝的喀瓦德在被赶下泰西封王位后逃到他们中避难，并与厌哒可汗的侄女结婚，从可汗那里得到一支军队，在这支军队的援助下，喀瓦德重新获得了王冠（498或499年）。到这时候，厌哒人已经成为亚洲中部必须认真对付的一支力量。《梁书》记道，516年厌哒王叶太伊里窦曾派使者到南京宫廷。

尽管波斯王卑路支战败了，但萨珊波斯防卫森严，以致厌哒人未能实现他们对波斯的征服愿望。他们又转向东南的喀布尔方向。在向喀布尔逼近时，他们获得的第一个印象是：似乎在大约公元5世纪中期，贵霜王朝已经被从巴克特里亚分离出来的另一支月氏人（或称吐火罗人）取代。伊朗史料谈到了与萨珊王朝交战的“基达里王朝”（显然是建在阿姆河以南，在巴尔赫和莫夫之间）。根据同一史料，萨珊王朝卑路支王（459－484年在位，他后来死于厌哒人的打击之下）曾经先后同基达里王朝的首领、与该王朝同名的英雄基达拉和其子孔加士发生战斗。人们认为，孔加士正是在被卑路支打败之后离开了巴克特里亚（厌哒人迅速地占领了该地），越过兴都库什山进入喀布尔，在此取代了贵霜王朝的末代君主们。这些事件得到中国人的证实，尽管中国人把这些事件归于较早的时期和与之不同的某些原因。在中国史料中，该事发生的日期被上溯至436－451年，它记载道，“来自‘薄罗’（这儿无疑是指巴尔赫的吐火罗人）的‘月氏王’，在厌哒的压力下，离开巴克特里亚迁往犍陀罗，他们定居在该地的白沙瓦，将他们的堂兄弟、喀布尔的月氏人（即最后一批贵霜人）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中国人称其王为寄多罗，此名与我们说的“基达拉”正好一致。因此，必定是这些厌哒人而不是萨珊王朝人使基达里人离开巴克特里亚到喀布尔避难。然而，厌哒人不久就追赶而来，并及时地沿着同一条道路越过了兴都库什山。于是，原月氏国全境——巴克特里亚、喀布尔和坎大哈——转入了厌哒人手中。此外，厌哒人的前锋，如同他们之前的贵霜人已经做过的一样，从喀布尔山谷高地上出发去征服印度。

当时印度的大部分地区——整个恒河流域、马尔瓦、吉莱特和北部德干高原——在印度人的笈多王朝皇帝们的统治下形成了一个大帝国，笈多王朝在鸠摩罗笈多统治时期（约414－455年）达到鼎盛，后来其了塞建陀笈多继位（约455－470年）。正是在鸠摩罗笈多统治末期，或者是塞建陀笈多统治初期，厌哒匈奴人（印度人以梵译文［Huna］称呼他们）在征服了喀布尔之后南下到旁遮普，在多阿布或马尔瓦附近，他们突然被迫停下来对付笈多王朝的边境部队，这次他们被塞建陀笈多击溃，此事发生在塞建陀笈多继位后不久，或者是在继位前夕。如果此事是发生在他继位前夕的话，那么第二次厌哒入侵就恰好与他统治初期同时，同样，这次入侵又被他赶跑。此后，正如一块刻于460年的碑文所记，该国重新处于和平之中。

与此同时，厌哒人已经扎根于兴都库什山北、南两麓的巴克特里亚和喀布尔。520年，宋云朝圣时，其王住在兴都库什山北，从他度冬之地巴克特里亚到他的夏季驻地巴达克山之间作季节性的迁徙。在喀布尔，在原希腊－佛教省迦毕试和犍陀罗是较低一级的厌哒首领特勤的驻地，特勤在该地建立了一个王朝，520年是该王朝的第二代统治时期。犍陀罗是希腊文化与佛教结合产生的一个新的希腊－佛教圣地，在犍陀罗的高度文化中，厌哒人的行为像野蛮人，他们屠杀居民，特别是迫害佛教社团，洗劫寺院和艺术品，摧毁了直至当时已有5个世纪之久的灿烂的希腊－佛教文明。中国与波斯文献一致描述了这支游牧部落的暴虐和破坏行径。

在《北史》和宋云的“行纪”中——回顾一下，宋云于520年先后访问了在夏季驻地巴达克山的厌哒可汗和在犍陀罗的特勤——所有这些匈奴人都被描写成纯粹的游牧民：“居无城廓，游军而治。以毡为屋，随逐水草。夏则随凉，冬则就温。王居大毡帐，方四十步，周围以毡数为壁。王着锦衣，坐金床，以金凤凰为床脚。厌哒国王妃亦著锦衣，垂地三尺，头戴一角，长八尺，以玫瑰五色装饰其上。”宋云还记载他们有兄弟共妻的习惯，以及他们对佛教的仇视：“不信佛法，多事外神，杀生血食”。据玄类的证明，厌哒人曾割断了犍陀罗人中三分之二人的喉咙，其余的被贬为奴隶，毁大部分寺院和佛塔。

厌哒人从喀布尔窥视到印度的富饶。他们被印度皇帝塞建陀笈多赶跑后，只好伺机而行。当印度帝国在塞建陀笈多死（约470年）后走向衰落时，他们的时机来到了。印度的衰落很可能是笈多王朝内部两派分裂的结果，以佛陀笈多（约476－494年）和巴奴笈多（约499－543年）为代表的一派统治着马尔瓦地区；另一派统治着比哈尔和孟加拉。普罗笈多和纳罗新哈笈多先后在该地区掌握着权力。这些匈奴人从笈多王朝的衰落中获利，他们恢复了对印度的入侵。领导这些匈奴人的匈奴首领在印度文献中被称作头罗曼（死于502年），他并不是厌哒人的可汗，对此，时有争论。正如我们所见，厌哒可汗是住在兴都库什山北的巴克特里亚和巴达克山。这位首领是较低一级的王子，或特勤，无疑是喀布尔的特勤。在旁遮普西北大盐山的库腊，在瓜廖尔和在伊兰发现的有关他的三块石碑，石碑证明他不仅征服了印度河流域，而且还征服了马尔瓦。他的钱币是模仿与他同时代的印度皇帝佛陀笈多的钱币铸造的。

头罗曼之子，继位者摩醯逻矩罗在古典梵文中仅以颂扬性的印度名“太阳的家族”而为人所知，他似乎从520年至530年间统治着他的部落，他堪称印度的阿提拉。他在旁遮普东部的锡尔科特建立住所，他肯定是520年宋云见到的犍陀罗的特勤。征服克什米尔之后，摩醯逻矩罗回到犍陀罗，并在此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佛教作家们都把他描写成佛教的恐怖的迫害者。玄奘记载摩揭陀或比哈尔的笈多王朝统治者般罗迭多（也许就是上面提到过的纳罗新哈笈多）是唯一敢抗拒摩醯逻矩罗的人。摩醯逻矩罗在搜寻这位对手时进入了恒河流域。最初，据说般罗迭多在摩醯逻矩罗来到之前就撤退了，后来他发动突然进攻，似乎打败甚至俘虏了摩醯逻矩罗。这个故事以一个具有道德性的传说作为结尾。除了这一记载之外，注明年代是510年的马尔瓦伊兰石碑记载着笈多王朝的另一位王子、巴纳·笈多的战绩，现在已经确信，这些战绩也是对付厌哒入侵者的。最后，第三个印度王亚琐德哈尔曼（假设是马尔瓦的曼达索尔王公家族中的一员）在他的碑文中夸口已于533年征服了匈奴人，并迫使摩醯逻矩罗向他表示效忠。摩醯逻矩罗遭到这些失败后似乎退往克什米尔，在克什米尔，由于一些尚不知道的原因，他对犍陀罗的臣民们进行了令人震惊的报复，中国朝圣者们对此也作了报导。佛教写本上宣传说，对此暴行的惩罚是以后他遭到了惨死。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摩醯逻矩罗死后在旁遮普扎营的匈奴部落的变化。如果他们不是危险的邻人的话，他们也必定仍然是令人烦恼的。因为在6世纪后半期，塔内瑟尔邦主波罗羯罗（死于605年）在与他们的战斗中获得了权力和荣誉。605年，他的长子罗伽伐弹那还在与他们作战。后来，他们的继承者、伟大的印度皇帝戒日王（606－647年在位），由于他战胜了这些匈奴人而受到诗人们的歌颂。然而，从7世纪下半叶起印度的匈奴人从历史上消失了，无疑地，他们或者是被旁遮普人所消灭，或者是被他们所同化了。其中的一些氏族很可能被允许加入印度的贵族阶级中，与瞿折罗人中的拉其普特氏族的方式一样，瞿折罗人也许与匈奴同源。

20 欧洲的匈人：阿提拉

从公元前35年起我们就不再见到西匈奴的踪迹。持异议的郅支单于带着外蒙古的一些匈奴部落来到威海和巴尔喀什湖以北草原后，就是在此时被一支中国远征军打败和杀死的。他带到这一地区来的匈奴部落的后裔们在此停留几个世纪。但是，由于他们周围没有文化较高的邻邦把他们的活动和冒险记录下来，我们对他们的历史一无所知。直到公元4世纪，当他们进入欧洲，与罗马世界发生联系时，我们才又听人说起他们。

自公元前第3世纪起，黑海北岸的俄罗斯草原一直由萨尔马特人占据，萨尔马特人取代了斯基泰人，他们与斯基泰人一样属北伊朗种人。他们的主体是游牧民，活动于伏尔加河下游和德涅斯特河之间。一些萨尔马特部落已经开始过一种独立的生活。在它们之中有在捷列克草原上游牧的阿兰人，其游牧范围一直远到库班；有自62年以后就在顿河下游西岸居住的罗克索兰人；还有雅齐基人，他们从50年起就占据着蒂萨河和多瑙河之间的平原，也就是在达西亚人与罗马帝国班诺尼亚行省之间，在今匈牙利中部。一支东日耳曼人巴斯塔尔尼，把萨尔马特人与罗马帝国分开——甚至在图拉真吞并达西亚（106年）后也如此，巴斯塔尔尼人从公元200年起就顺着喀尔巴阡山北坡之路来到德涅斯特河，一直抵达该河河口：这次迁移代表了已知的日耳曼人第一次“向东方的压迫”。大约公元200年，来自维斯杜拉河下游的新的日耳曼入侵（即哥特人的入侵，他们起源于瑞典）威胁着萨尔马特人在南俄草原的权力。230年，哥特人到达了他们迁徙的极限，进攻黑海边的罗马帝国的奥尔比亚城。

当时南俄罗斯在第聂伯河下游西部的哥特人和该河东方的萨尔马特各族（阿兰人等）中被瓜分了。另一方面，克里米亚仍是臣属于罗马皇帝们的希腊-罗马国。哥特人内部分为东哥特人（在顿河下游和德涅斯特河下游之间）和西哥特人（在德涅斯特河下游到多瑙河之间）。第三支哥特部落吉别达伊人，自罗马皇帝奥列里安于270年撤出达西亚后，他们就占有其地。这是基辅南部的切尔尼亚霍夫哥特墓地时期，也是第聂伯河下游刻松城附近的尼古拉耶夫卡墓地时期（3世纪）。在萨尔马特人一边库班的古冢群时期（第比利斯卡亚、沃兹德维任斯科耶、阿尔马维尔和雅罗斯拉夫斯卡亚），其中发现了表现萨尔马特艺术特征的饰片和饰针。向北，在俄罗斯东部和中部的大森林里——当时该地区无疑地是由芬兰－乌戈尔种各民族居住着——在喀山附近的皮亚诺波尔文化（约100－300年，或400年）中，萨尔马特人的影响仍很明显，皮亚诺波尔文化是继承安纳尼诺文化的地区性文化。再往西，卡卢加文化群发现了受日耳曼－罗马影响的（3和4世纪）饰针。以上是在匈奴到达时南俄草原上种族和文化的情况。

至于是什么原因使这些历史上的匈人——西匈奴的后裔——离开咸海北部草原进入欧洲的呢？我们还不知道。大约374年，他们渡过伏尔加河下游以后，在约丹勒斯称之为巴拉米尔，或者是巴拉贝尔的首领的率领下奋力向前，渡过顿河，打败并臣服了库班河和捷列克河畔的阿兰人，进攻第聂伯河以西的东哥特人，打败东哥特人年迈的国王亥耳曼纳奇，亥耳曼纳奇在失望中自杀。其继承人威塞米尔也被匈人打败和杀死。大多数东哥特人屈服于匈人的统治，而西哥特人逃避了匈人的入侵，渡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帝国（376年）。库班河和捷列克河畔的大多数阿兰人被迫暂时屈从于匈人的统治而继续留在其地，大约10世纪，他们在该地皈依了东正教。他们是今奥塞梯人的祖先。另一些阿兰人开始向西迁徙，加入了西日耳曼人的大入侵。其中一些部落后来在卢瓦尔河下游的高卢定居，另一些进入西班牙，与在西班牙加利西亚的苏尔维人混和，或者与西哥特人混合，形成了混合种族的人，可以想象这种混合种的人有了加太罗尼亚（Catalonia，即哥特－阿兰人）一名。

匈人对罗马和日耳曼世界的入侵所产生的恐惧已经由阿米安努斯·马塞尼努斯和约丹勒斯充分地表达出来。阿米安努斯写道，“匈奴人的凶猛和野蛮是难以想象的。他们划破他们的孩子们的面颊，使他们以后长不出胡子。他们身体粗壮、手臂巨长，不合比例的大头，形成了畸形的外表。他们像野兽般地生活，食生食，不调味，吃树根和放在他们马鞍下压碎的嫩肉。不知道犁的使用，不知道固定住处，无论是房屋，还是棚子。常年游牧。他们从小习惯了忍受寒冷、饥饿和干渴。其牧群随着他们迁徙，其中一些牲畜用来拉篷车，车内有其妻室儿女。妇女在车中纺线做衣，生儿育女，直到把他们抚养成人。如果你问他们来自何方，出生于何地，他们不可能告诉你。他们的服装是缝在一起的一件麻织内衣和一件鼠皮外套。内衣是深色，穿上后不再换下，直到在身上穿坏。头盔或帽子朝后戴在头上，多毛的腿部用羊皮裹住，是他们十足的盛装。他们的鞋子，无形状和尺码，使他们不宜行走，因此他们作为步兵是相当不适合的，但骑在马上，他们几乎像铆在他们的丑陋的小马上一样，这些马不知疲乏，并且奔驰时像闪电一样迅速。他们在马背上度过一生，有时跨在马上，有时像妇女一样侧坐在马上。他们在马背上开会、做买卖、吃喝——甚至躺在马脖子上睡觉。在战斗中，他们扑向敌人，发出可怕的呐喊声。当他们受到阻挡时，他们分散，又以同样的速度返回，砸碎和推翻沿路所见到的一切。他们不知道如何攻下一个要塞或一个周围控有壕沟的营帐。但是，他们的射箭技术是无与伦比的，他们能从惊人的距离射出他们的箭，其箭头上装有像铁一样硬的可以杀死人的骨头”。

西多尼斯·阿波林纳里斯把匈人的体形归结于孩提时代慢慢形成的畸形。他不无一种厌恶地谈起这些短头型的人们，他们有扁平鼻子（毫无轮廓），高颧骨，眼睛陷在洞似的眼眶中（锐利的目光时刻警觉地注视着远方），游牧民鹰一般的眼睛习惯于环视广阔的草原，能够分辨出现在远处地平线上的鹿群或野马群。该作者还吟诗歌颂这些草原上永恒的牧人：“当他们站在地上时，他们确实矮于一般人，当他们跨上骏马，他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

把这些人的外貌与中国编年史家们留下来的、对匈奴的描述比较一下是很有趣的，匈奴在形体和生活方式上都与他们一致，也与中国和基督教世界两地所留传下来的13世纪蒙古人的肖像相同。草原上的这些短头型人，无论是匈人、突厥人或蒙古人——他们头大，身壮，腿短，是常年骑马的游牧民，这些来自亚洲高原上的“马背上的弓箭手”们沿耕地边缘徘徊——在15个世纪中几乎没有变化地袭击定居文明社会。

阿兰人与东哥特人的臣服和西哥特人的离去，把乌拉尔山和喀尔巴阡山之间的整个草原留给了匈奴主人们。接着他们经喀尔巴阡山豁口或瓦拉几亚平原占据了匈牙利平原，匈牙利平原上的吉别达伊人成了他们的臣民，他们由此扩张到多瑙河右岸（405－406年）。此时他们似乎已经分裂成由三个首领统治下的三支部落，大约在425年，卢噶斯、蒙杜克和鄂克塔三兄弟同时掌权。434年，这些部落由蒙杜克的两个儿子布勒达和阿提拉统治，前者很快被后者除掉。

阿提拉就是在这时开始了他的征服。他于441年向东罗马宣战。他渡过多瑙河，沿令塞尔维亚境内的摩拉瓦河逆流而上，占领了尼什，掠夺菲利普波利斯（即普罗夫迪夫），然后劫掠色雷斯，直抵卢累布尔加兹（阿可卡迪奥波利斯），洗劫了该城。在448年的和约中，东罗马帝国只好割让多瑙河以南地带给他，其长度从今贝尔格莱德到今斯维什托夫，其宽度从多瑙河一直到尼什。

451年1至2月，阿提拉把军队集中在匈牙利草原之后向高卢进军，聚集在他一边的有莱茵河右岸的日耳曼各族。渡过莱茵河后，他攻击仍属罗马帝国的高卢的部分地区，该地区由罗马行政长官埃提乌斯统治。4月7日，阿提拉火烧梅斯，接着围困奥尔良。7月14日，埃提乌斯的罗马军和狄奥多里克王率领的西哥特军赶来解除了对奥尔良的围困。阿提拉朝特鲁瓦撤退。正是在特鲁瓦以西的“莫里亚库斯驻地”，他在一次激战中受到罗马人和西哥特人阻截，这一仗几乎算不上一次决定性的战役，然而它拯救了西方（451年6月底）。

经过这次较量之后，阿提拉退回到多瑙河畔，在那儿度过了冬天。他于452年春入侵意大利，但在围攻阿奎莱亚时拖延了很长时间，最后他终于攻陷并摧毁该城。他还占领了米兰和帕维亚，并声称他的目标是向罗马进军，罗马皇帝瓦伦丁三世刚从罗马逃走。然而，阿提拉没有向世界之都罗马挺进，而是听从罗马主教利奥一世的劝阻（452年7月6日），利奥一世答应交纳贡赋，并把罗马皇族公主荷罗丽娜嫁给他。他再次退回班诺尼亚，并453年死于该地。

哥特人的历史学家约丹勒斯给我们留下了一幅使人印象很深的阿提拉画像。他是位典型的匈人：矮个子、宽胸部、大头颅、小而深的眼睛、扁鼻梁。皮肤黝黑，几乎近于全黑，留着稀疏的胡须。他发怒时令人害怕，他用他给别人产生的这种恐惧作为政治武器。确实在他的身上有着与中国史学家们所描述的六朝时期的匈奴征服者一样的自私和狡猾。他说话时，故意带着重音或者含混不清的威胁性语调，是他战略的第一步；他所进行的系统征服（阿奎莱亚被夷为平地，在阿提拉通过之后再没有恢复过来）和大屠杀的最初目的是想教训一下他的对手们。约丹勒斯和普里斯卡斯描述了他的另一方面，在他的人民中，他是公正和廉洁的法官，对其臣民慷慨大度，对那些真正臣服于他的人很和气。在他那些过奢侈生活的蛮族同伴中，他仍过着简朴的生活，用木制的浅盘子，而其余的同伴们使用金碟子的食具。除了这些特征外，同一史料对他的其他方面作了补充：他很迷信，并对他的萨满们是盲目的轻信，他对烈酒的喜爱使典礼在酩酊大醉中结束。但是，对他身边的大臣和书吏们，像奥尼吉斯这样的希腊人和象奥里斯特斯这样的罗马人，以及象埃德科这样的日耳曼人，他则是十分谨慎的。最令人惊奇的，这位游牧部落领袖的特征是常常选用灵活多变的政治策略，而不使用战争。就是在战争中，他首先是一位指挥官而不是一员大将。所有这些品质加上他那奇特的、墨守法规的特点（这一特点使他为他的行为去寻找外交借口）与符合习俗的举止，以致于似乎在任何时候正义都在他一边。这些品质使人不由自主地想起游牧帝国的另一位建立者，草原的又一个儿子：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的帝国，虽然代表着蒙古人，但在其旗帜之下不仅吸引了蒙古游牧民，也吸引了来自亚洲高原的突厥人和通古斯人；阿提拉的帝国也像成吉思汗帝国一样，以匈奴——即可以假设是突厥族——为核心，吸收了和纳入了萨尔马特人、阿兰人、东哥特人、吉别达伊人和分布在乌拉尔山和莱茵河之间的其他各族。这里面本身就存在着衰亡的因素。当阿提拉于453年过早地去世时，他那个由各族组成的帝国瓦解了。东哥特人和吉别达伊人立刻反叛，在班诺尼亚的一次大战中打垮了匈人，在这次战争中，阿提拉的长子埃拉克被杀（454年）。

后来，匈人在阿提拉之子、名叫顿吉兹奇或丁兹吉克者的率领下朝南俄撤退。阿提拉的其余的几个儿子向罗马人要求土地，罗马人把其中之一的埃尔纳克安置在多布罗加，其余的两个儿子恩勒德扎尔和乌金杜尔安置在麦西亚。顿吉兹奇又率领甸人在多瑙河下游附近进攻东罗马帝国，但是兵败被杀。其头颅——阿提拉之子的头颅——于468年在君士坦丁堡的一次马戏表演中示众。

残留在黑海北岸的另一些匈人部落分成了两大部分：库特利格尔匈人，在亚速海西北过着游牧生活；乌特格尔匈人常在顿河河口放牧。两支部落不久成为敌人，他们的争吵是由拜占庭外交政策暗中挑拨引起的。大约在545年，查士丁尼皇帝煽动乌特格尔人的首领桑第克进攻敌对部落。库特利格尔人遭到桑第克十人抽一地杀害（548年）。库特利格尔人在其首领扎伯干的率领下起来对支持他们敌人的拜占庭进行报复。扎伯干于558－559年冬天率其部落越过结冰的多瑙河突然出现在君士坦丁堡城下。但是伯里沙留斯拯救了该城，扎伯干返回顿河草原，在那儿他对桑第克采取敌对行动。两个部落之间的自相残杀又重新开始，并一直持续下去，直到第三者，即来自亚洲的阿瓦尔部落打败双方并占据了俄罗斯草原。这一新的入侵是由于突厥（或历史上的突厥人）的出现而引起的亚洲大陆发生的一系列革命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