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址经过六次科学发掘，共揭露面积2000余平方米，文化堆积厚2至3米不等，划为七层，分三期文化。共清理房基2座， 窑址12座，灰坑55个，基葬16座。出土较完整的石器、陶器、青铜器、 玉器、牙雕等900余件，特别是陶文、原始瓷、铸铜工具的出土，是江西考古新的重大发现。出土文物所反映的文化内涵，既受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又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该遗址的发现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科学价值，否定了“商文化不过长江”的论断。吴城遗址先后在1984、1987年分别列为市、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吴城商代遗址已成为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大学考古专业的实习基地，江西省博物馆已在吴城建立考古站，是江西第一个农村考古站。 万载县山清水秀、风光旖旎，景色宜人，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旧有“鹅峰耸翠”、“汤周雪霁”、“紫盖浮云”、“笔架回澜”、“石笋凌空”、“小岭樵歌”、“龙河晚渡”、“坤山夕照”八大景观；主要旅游景区今有竹山洞风景旅游区、三十把自然保护风景区、城隍庙等。
三千多年前的江南是什么模样？我们的祖先在这片土地上是怎样生息繁衍的？随着樟树市对吴城遗址的保护展示工作的展开，一个神秘的历史之谜即将揭晓。
“殷墟文化过长江，江南又一春”，面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吴城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苏秉琦不禁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根据地层迭压关系和考古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吴城文化分为商代中期、晚期以及商末周初三个时期，这儿是吴城文化的都城所在地，前后延续整整400年。 40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一瞬，但它却成为打开江南古文化宝库的一把“钥匙”和研究年代学的一把“标尺”。据考察，在这个被誉为“赣之魂”的商代城邑遗址，有城墙、房址、陶窑、墓葬、水井、宗教祭祀场所等，是相当完整的都邑结构。目前已出土完整的石器、青铜器、陶瓷与玉器等文物4000余件，刻化陶文或符号200余个，几何印纹陶纹样40余种。
在樟树的地下竟沉睡着这样的旷世之宝，这无疑是激动人心的考古发掘工程。樟树市委、市政府经过反复论证，决定从现在起全面展开对吴城遗址的保护和展示工作。
“古文化、古城、古文明”，是再现吴城文明的“三部曲”。按照保护展示的规划，到明年将兴建吴城遗址博物馆，建设吴城商代遗址保护展示园区，较全面而形象地展示吴城遗址研究成果及重大文化价值；2003年至2005年，复原商代房址、冶铸作坊、祭祀场所、制陶作坊等重要遗址，进行地面展示；2006年至2010年，逐步恢复符合吴城文化时期的生态环境，或有利于现存遗址保护的自然与文化环境，从而建立永久性的国家历史文化遗址园区。
作为国家文物局“十五”计划的重点保护项目，吴城遗址保护展示的工程浩大恢宏，将历时10年，预计将投资近6000万元，主要由国家拨款。而其中要做的工作也相当复杂，为保护遗址和建设博物馆，不仅需要资金的投入，而且需要运用高科技攻破各项难关。到2010年，吴城遗址将成为中国的“黄石公园”，依托其现存的历史遗迹，结合修复的吴城风貌，成为一个半封闭的公园景区，对外展示商代吴城的风采，让逝去的吴城文明再现于世。
吴城商代遗址 简介： 在古肖江的上游，距樟树市城区西南44公里的山前乡吴城村，有一个著名的方国（都邑），这就是吴城商代遗址。 有专家认为，传说中的太泊奔吴，这里曾是路经之地，太泊先奔荆蛮，从这里下赣江，再到吴越。
据吴城黄村族谱记载，吴城早年曾有吴王庙，后被废。 自1973年9月吴城遗址被发现以来，在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领导和专家实地指导下，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先后与省、市文物主管部门一起，进行了九次大规模的发掘和整理。揭露面积6000余平方米，清理房基3座、陶窑12座、灰坑和窑穴92个、墓葬20座、水井2口、铸铜遗迹一处、道路1条以及完整而宏大的宗教祭祀场所，出土了较完整的石器、陶器、原始瓷器、青铜器、玉器、牙雕等1100余件。 遗址中陶文、原始瓷、铸铜遗迹、龙窑的发现为江西省考古史上重大发现，标志着吴城地区早在3500多年前已进入了人类的文明时代，否定了“商文化不过长江”的论断。
大量的陶文和符号等实物资料，论证了殷商时期赣鄱地区不是“荒服之地”，而是高度的文明区域；铸铜遗迹、工具和精美的青铜器的出土，说明早在三千多年前这里就和中原一样，能熟练地掌握铸造技术，生产高质量的青铜器，解决了南方地区殷商时期能否铸造青铜器的重大学术问题。大量的完整器物，特别是四十多种印纹陶纹样，是打开研究江南古文化的一把"钥匙"和年代学的"标尺"，结束了江南考古长期存在的文化年代上的紊乱。
吴城遗址是长江以南首次发现的大规模商代人类居住遗址，也是迄今江西境内唯一的一处内涵具有较多中原商文化因素的遗址，现已命名为吴城文化，直至目前仍是国内外考古界、史学界研究的热门，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研究价值。 商代青铜斝 商代青铜鼎 西周甬钟 乳白釉竖耳鬲式炉 商代青铜矛 伯乐相马笔筒 斗 金发钗 玉蛙 西周甬钟 莲花瓣纹执手壶 原始瓷豆 陶器器底刻划文字 石质刀范 陶人面 青铜斝马鞍形陶刀 吴文化发祥赣中 吴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三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祥地在何处历来受到史学界、文化界的关注，更为海内外吴氏宗亲所看重。早在1907年，蔡元培、吴梅、柳亚子、田汉等人就开始研究吴文化；1937年，蔡元培、吴梅、顾颉刚等人发起成立了“吴越史地研究会”，开始出版《吴越文化论丛》，掀起了吴文化研究的高潮。1984年，在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吴泽的倡导下，在苏州成立了中国吴文化研究会，重提吴文化研究与构建。
樟树市境内的吴城遗址，是江南首次发现的大规模人类居住的商代遗址，经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和省、市文化工作者的８次发掘，发现了龙窟、水井、墓葬、铸铜、“逥廊式”路面、宗教场所等重要遗迹，出土的石器、陶器、青铜器、玉器、牙雕等1100多件较完整的文物、文字和符号200个、纹样40余种，尤其是商代龙窑的发现，属我国早期龙窑的首次发现，把我国的龙窑历史推前了近千年。吴城商代遗址的发掘否定了“商文化不过长江”的论点，成为打开研究江南古文化的一把“钥匙”，引起了史学界、文化界的极大兴趣，围绕吴城文化专题的论文先后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了上百篇。
不仅如此，樟树市境内的筑卫城遗址和新干县境内商代大墓也引起了众多专家、学者的重视。 三十年代，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顾颉刚在研究清代乾隆年间江西临江府出土的11件吴国第十五民王宫重器“者减钟”时就指出：“春秋初年古句吴地城远在江西”，“临江府治今为清江县（现樟树市），在赣江西岸，又江西新建县北一百八十里有吴城镇，当赣江入湖之口，疑当时吴都即在此，其傍鄱阳湖犹之迁苏后傍太湖也。”
1991年，中国吴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卢水石先生在上海出版的《社会科学报》上，正式提出了吴文化发祥地在江西的观点；1992年，原江西省博物馆袁进同志在《南方文物》上发表了“吴城文化族属句吴说”，其主要观点是吴城文化是先吴文化，早于太湖流域的吴文化。吴文化发祥地究竟在何方？素有“吴头楚尾”之称的江西已成为有关专家、学者关注的“热点”。
去年11月22日，经江西省社科院牵线，卢水石和张富余两位吴文化研究专家亲临樟树实地考察了吴城商代遗址和筑卫城遗址，参观了樟树境内出土的各种文物。在随后举行的“吴文化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上，省社科院副院长陈文华研究员和卢水石先生在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后认为，至今在安徽，江苏所发现的有铭文和吴国青铜器都是十九世纪吴王寿梦以后的，太湖东部地区迄今未发现一件春秋晚期以前的吴国遗物。江西出土的“者减钟”仍是最早的吴国铜器，同时在赣鄱流域先后出土上百件西周青铜礼器，特别是樟树市“吴文化”遗址和新干商代大墓及西周列鼎墓出土的大量文物表明，“吴城文化”是一种溶合晋陕地区先周文化与汉水流域荆蛮文化及赣鄱流域夷越文化而形成的一支自成体系的青铜文化，其族属应为句吴，吴城文化的实质就是吴国的早期文化。赣江中游的樟树、新干一带，是吴国（古句吴）始建地，也是吴文化的发祥地。
在这次研讨会上，与会者一致赞同这一观点，认为这一研究成果不但在史学研究上是个重大突破，而且必将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强烈反响。
作为一项重大的文化研究活动，还远远没有划上句号，而作为一个县级市——樟树市积极参与这一文化研究活动，在学术界树立了良好的文化形象。随着经济发展中文含量的提高，必将对樟树经济文化发展战略和海内外吴氏宗亲的联谊活动，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吴城文化与中国远古红铜文明 长期以来，在中原地区出土的早期铜器中，只有青铜器而没有红铜器，导致不少国外学者认为中国只有青铜时代而没有红铜时代。世界的其他文明古国，在青铜时代之前都经历了红铜时代。中国在青铜文明以前有没有一个漫长的红铜文明，是关系中国青铜文明从何而来的一个重大问题。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樟树吴城遗址和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的相继发现，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在青铜文明以前同样存在一个漫长的红铜文明。我省的考古工作者对吴城遗址和我省其他地区出土的部分先秦铜器进行成分测试，标本年代从商晚到西周早、中期，除樟树横塘2号扁兽足鼎外，其余标本含铜量都在90%以上，有的高达99%以上，未见或很少有锡和其他金属元素的存在。江西出土的先秦铜器，其成色虽也有一些是碧绿透亮的所谓“黑漆古”或“绿漆古”。但多数器壁粗糙、较薄，器表锈蚀严重，多有一层铜绿，内心多呈紫红色。这固然与我省的酸性土壤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在铜器本身，其成分是红铜即纯铜制作。
中国红铜文明始于何时，还有待于考古发掘新的发现。但通过对部分铜器标本的测试表明，吴城或鄱阳湖——赣江流域的古代先民，从商晚到西周中期，还保留了用红铜铸器的原始工艺。在古代文明的演进过程中，每一项技术的产生、发展到消亡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红铜文明的肇始当然远比商周时期要早得多。在商周时期，由于中原青铜技术影响，先民已开始青铜器的铸造。与樟树横塘2号扁兽足鼎伴出的1号鼎即虎耳夔足鼎，造型与2号鼎风格相近。两鼎比较，1号鼎器壁较厚，2号鼎相对较薄；前者表层锈蚀不很严重，呈淡绿色。后者表层锈蚀相当严重，呈深绿色；前者硬度较高，后者硬度较低。虽然1号鼎的成分未曾测试，但从外观理化性能来看，它的含锡量显然要比2号鼎高。表明吴城先民在商末已掌握了在铜中加入锡等元素用以改进铜的性能的技术。
郭沫若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曾揣想，铜的冶铸技术从南方的江淮流域输入黄河流域“是比较有更大的可能，因为古来相传江南是金锡的名产地”。虽然目前的考古材料还不足以完全证实郭老的这种揣想，便通过吴城等遗址的发现，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支持郭老的揣想。如江西乃至南方是铜的主要产地，有大量的古代铜矿开采和冶炼遗迹，具有炼铜的物质条件；在商周时期还大量采用浑铸法（即将多块范、芯紧密扣合，然后一次浇铸成型）和石范铸铜这种原始而古老的工艺；在商周时期还继续着红铜器物制作。我们可以设想，我国的红铜冶金术可能起源于江西乃至南方，传入中原后，又加以改进产生了青铜冶金这一新技术，而中原的青铜冶金技术又对南方各地产生了强烈影响，共同铸造了我国灿烂的青铜文明。 江西吴城遗址惊现大量商代人头骨? 继1995年江西省考古所等有关单位对吴城商代遗趾西面城墙进行解剖时发现4具商代人头骨后，近日，江西省考古专家在对该段城墙进一步挖掘时，在近4米深的外城壕中发现了密集的商代人头骨——不到10平方米内发掘了近20具头盖骨和部分肢骨，专家据此推测城壕两侧还有大量头盖骨。
此次发现的近20具头盖骨上依稀可见清晰的纹路。据江西省考古专家介绍，在考古中被发掘出的头盖骨的产生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战俘被割首；一种是祭祀中猎头仪式的产物。就目前发掘的情况来看，这些头盖骨很有可能是大量战俘被割首所至，每具头盖骨的死亡年龄、身份等还有待进一步的测量和考证，此次头盖骨的发现反映了当时战争的规模、方式和惨烈程度，对于研究商代城邑攻守战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目前已发掘的头盖骨已被妥善保管。
吴城遗址位处樟树山前吴城乡吴城村，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1973年修水库时被发现，是江南地区首次被发现的商代遗址，2001年被评为“中国20世纪百大考古发现”。至今，江西省考古所等有关单位对其先后进行了9次考古发掘，曾发掘出青铜器、陶瓷、窑炉、祭祀广场等古文物，其中，陶瓷中出现了大量的原始瓷，中国有考古专家认为中国原始瓷就源于吴城。江西省考古专家在吴城遗址设立了专门的考古工作站，他们认为吴城遗址是探寻赣鄱流域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文明模式、文明物化形态的权威之地。 吴城遗址发现“中国分裆鬲王”
鬲,古代一种炊具，似鼎、圆中、足中空而曲。在吴城商代遗址10次发掘中，已出土几百件、大小不一、形态千姿的鬲。2001年12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樟树市博物馆在该遗址进行第10次发掘时，在遗址高地岭区清理出一件大型商代陶鬲，经过一年多的晾干和修补，已复原完整。它高47.8厘米，口径40.2厘米，腹径38.7厘米，为灰色夹细砂陶质，敞口，弧腹，三袋足，通体饰粗绳纹，颈部附加一道宽带绳索堆纹，腹至腿部亦附加绳索堆纹。伴着出土的还有吴城二号鬲，它距今3500多年，出土的一号鬲比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三期最大的陶鬲、河南二里冈文化上层一高43.2厘米，口径32.7厘米，腹径35厘米，陶质陶色纹饰均与一号鬲相同。其时代为吴城商代遗址一期早段，期最大的两件陶鬲都大，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大的一件，专家们称之为“中国分裆鬲王”。吴城一号鬲的修复问世，是继吴城遗址获20世纪中国百年考古发现殊荣后的又一重大发现，对研究吴城文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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