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5宋朝历史专题之宋辽签订澶渊之盟，及西夏建立，对历史产生了哪些影响？

宋神宗景德元年，即契丹成宗统和22年(104年)的12月初4日(公元1005年1月16日)

澶渊之盟

这是宋辽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历来对它有许多议论。一般都说,宋人畏敌求和,应该批判。这种看法很对,宋朝老百姓也是这么看的,我们看方腊起义时的誓师词就可以知道了。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从宋辽对峙的形势来看,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南北朝,双方谁也并吞不了谁,与其打来打去,不如和平共处。澶渊之盟后,两国的和平关系保持了一百十多年,这对大家都有好处,特别是对边境附近的人民有好处。从这个角度来看,澶渊之盟是应该被肯定的。当然,我们并不因而肯定契丹的以战迫和,也不肯定宋朝的乞求和平。

澶渊之盟以前,宋辽关系以对抗为主。特别是宋太宗雍限三年(986年)北伐失败以后,契丹军经常进攻宋境,形势很紧张。宋朝虽有几个将领,打过胜仗,立过奇功,如尹继伦率领巡逻部队,奇袭耶律休哥的主力部队,获得大胜;又如杨延昭守遂城,击退萧太后大军,都是突出的例子,然而那都是局部性的战斗,并不能改变宋朝被动挨打的局面。

图｜澶渊之盟

在宋真宗的初年,有两个震动很大的战役,一次在咸平二年至三年(999-1000年),契丹军九月入境,到正月方才撤退,大队骑兵深入宋境几百里,甚至在德州(治所在今山东陵县)、棣州(治所在今山东惠民东南)境内渡过黄河,在淄(今山东淄博南)、齐(今山东济南)带掳掠一番而去。杨延昭守遂城,就在这个战役的初期。契丹军攻不下这座城,不过损失点兵力,仍旧可以长驱深入。还有一次是咸平六年(1003年)的定州望都(今属河北)之战,副都部署王继忠被俘。真宗对这件事感到很震惊,特地处分了几个不保护主帅、引兵先逃的将领。怎样才能抵御契丹的入侵?宋朝君臣几乎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了。

这年夏天,真宗拟订了一份军事计划,把边防军的主力集结在定州;南面增援的军队集结在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定州以东的宁边军(今河北蠡县)和南面的邢州(今河北邢台),也各电一军,作为次要的据点;另外由魏能、田敏,杨延昭各率几千名骑兵（杨延昭部后来增至一万人),作为机动部队,何便袭敌,或北入敌境,进行骚扰性的攻击。真宗的意思是:主力集中,不致被敌人吃掉,契丹军不管怎样深入,后方留着宋的主力和机动部队,最后不能不撤走,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势必使国土和人民饱受契丹铁骑的蹂躏。

图｜辽宋形势图

景德元年(1004年)间九月,萧太后和圣宗统率的大军,以萧挞凛为先锋,浩浩荡荡,攻入宋境。契丹军在边境同魏能、田敏等部只发生了点小接触,南进到保州,耀武扬威一番,便进逼西南面的定州。宋朝北面都部署王超手握重兵,不敢出战。契丹军也不去打他,马上转移到定州东北的望都县阳城淀。接着,大踏步向东南方进军,围攻瀛州(今河北河间)。瀛州并没有重兵,知州李廷渥、巡检史普领的只是些州兵、民兵。他们凭城固守,用石块巨木,把攀援上城的契丹兵打得纷纷跌落。萧太后亲自击鼓督战,打了十多天,只能弃之而去。这座城池抗击的是契丹主力,战绩却与五年前杨延昭遂城防御战不相上下。反之,祁州(今河北安国)却在萧挞凛的先锋部队攻击下失陷了,守兵大部分都投降。一勇一怯,结果大不相同。

十一月,契丹兵进逼天雄军(即大名府).宋朝原任参知政事的王钦若,此时是防守天雄军的主帅。北门首当其冲,众将都不愿意守北门。王钦若主张用拈阁的方法,谁拈到北门谁去,都钤辖孙全照反对拈门,自愿前往,王钦若就把北门派给了他。孙全照一向注意训练弩手,射人射马,都能洞穿重甲。他命令打开北门,放下吊桥,严阵以待.契丹兵见北门有备,去攻东门,攻了半天,便退下休息.到了晚上,契丹兵悄悄地绕过天雄军,向南进攻德清军(今河南清丰),王钦若听见契丹兵已经南下,派人领精兵追击,不料契丹人预料到这一着,在南下路上设有埋伏,追兵不防,被伏兵围住,幸而孙全照请得王钦若许可,率部出南门,杀散伏兵,救出了这支部队,然而损失已经超过半数了。

图｜契丹军

契丹军攻陷德清军。十一月二十二日,到达澶州北城城下。澶州当时正在黄河边上,北城在北岸,南城在南岸.五代时后梁和后唐夹河苦战,有好几年工夫,争的就是这个据点(当时叫做德胜北城、南城)。后梁的都城在开封,争夺德胜是“国门之战”的性质。北宋都城也在开封,契丹军进抵澶州,也意味着直逼“国门”,所以是事关存亡的严重事件。

在危机面前,宋朝朝廷怎么办?摆在面前的有三条路:战、和、走。

早在闰九月初得契丹军大举南下的消息时,朝中已有争论。执政大臣之中,江西新喻(今新余)人王钦若主张迁都金陵(今江苏南京),蜀人陈尧叟主张迁都成都。这两个都主张“走”。真宗问寇准,迁都是否可行。寇准从参知政事(副宰相)升为平章事(宰相)才一两个月,他是主战派。他明知主“走”派就在面前,故意佯装不知道是谁的主张,说:“谁替陛下想出这种主意,其罪可斩!今日只要车驾亲征,将士用命,敌人自然会得逃遁。如果他们不肯撤走,那么我们一面出奇制胜,打击敌人的气焰,一面加强防守,使敌人捞不到便宜,师劳力竭,我们自然可操胜算,”真宗听了这番说话,才不听两人的话。王铁若心恨寇准,又担心皇帝对自己有看法,才自告奋勇,到天雄军去做统帅。

真宗不想走了,但是他实在缺少战的勇气,这时忽然从对方的营垒中传来了和的消息,使他喜出望外。原来上一年被俘的王继忠降了契丹,被萧太后用为户部使。他劝萧太后与南朝讲和。萧太后对于多年的战争也感到厌倦,愿意讲和。所以这次一面进兵,一面派几名小校,把王继忠的密奏送交莫州(今河北任丘)守将,请他转送东京。真宗有了这个底,心里比较宽了。他把这个消息告诉执政大臣,又亲手写了诏书,命莫州守将交给来人,转交王继忠。到了十月里,王继忠的第二次密奏又送到了东京,要求从速派使者进行谈判。真宗便派曹利用带了给契丹皇帝的信和给王继忠的诏书,出发到契丹军队里去了。这还在契丹军进逼天雄军以前。战争还在进行,和议已经开了场。

图｜宋朝契丹议和

双方对议和各有想法。宋朝希望保持现状。契丹却要求割让关南各地。关指瓦桥、益津、淤口三关。五代时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送给契丹,周世宗柴荣收复了其中的瀛、莫二州和契丹所置的宁州(在今河北青县境),并在收复的瓦桥关、益津关设置雄州(今河北雄县)、霸州(今河北霸县)。契丹认为雄、霸、瀛、莫等州原来是自己的地方,要求收回。宋朝则认为十六州向来是中原王朝管辖的地方,只苦于没有实力把它收回,至于把后周已经收复的各州,再割让给契丹,是万万不能容忍的。萧太后决定了讲和,还要进逼天雄军,甚至于进逼天雄军以南的澶州,用意是靠兵威逼宋朝答应割地求和的条件。寇准知道了议和的事,仍旧坚持要真宗亲征,用意也在于表示宋朝有战的决心,有战的实力,使契丹放弃苛刻的条件。

真宗到十一月二十日(1005年1月3日)才离开东京,这正是德清军失陷的同一天。真宗走到韦城县,离澶州还有百把里路,听见契丹兵继续南下的战报,群臣又有人主张南迁金陵。真宗召见寇准,问他怎么办。寇准说:“群臣胆小无知,同乡下老太婆一般见识。现在敌骑迫近,人心恐慌,陛下只能进尺,不可退寸。河北各军日日夜夜盼望车驾来临,士气必将大振,如果车驾回头向南,那么军队瓦解,骑乘势来追,金陵也不可能跑到的。”真宗听了,才不想南迁。寇准还怕他下不了决心,又拉了殿前都指挥高琼,一同入内。高琼是员武将,是禁卫部队的指挥官,他分析随驾军士的心理,说这些人的父母妻子都在东京,决不肯抛弃家属,随驾南迁,势必沿路逃亡。他表示只要皇帝肯到澶州,将士都愿死成,契丹并不难破。寇准又乘机催皇帝动身。真宗才真下了决心。

图｜盟约签订

真宗在韦城县踌踏之际,澶州前线发生了一件大事。军头张瓌用床子弩射杀了契丹统军使萧挞凛,契丹军的士气受到相当大的影响。契丹军本来气焰很高,一到澶州,就三面合围。澶州北城背靠黄河,南面是水,契丹军没有水军,所以只能三面合园。萧挞凛骄作轻敌,亲自到城下看地形,正好被暗箭射死。当时的澶州守将李继隆,以往同契丹打过不少仗,富有军事经验,他布置城防,在要害的地方都配备了强弩。

床子弩把弓装在床(木架)上,用绳轴绞紧张开弓弦,张足后固定在“牙”上。张开时用几个人或十多人绞,最大的用几十人到一百多人绞,开弓时只消一人,用槌在牙上一击,箭就发出去了。这种弩发射的箭,力量比手开的弓箭,不晓得强多少倍。萧挞凛被射中了,自然免不了一死。澶州守军得此胜利,士气更加振作。

图｜床子弩

十一月二十六日,真宗到黄河南岸的澶州南城。要不要过河?真宗还在踌躇。寇准劝之再三,高琼也再三地劝。执政大臣中的冯拯不好怪寇准,对高琼却用不着顾忌,喝他不准多言。高琼怒道:“你靠文章做到大官,现在敌势猖獗,倒责备我高琼无礼,你何不赋诗一首,吓退敌人!”他立即命卫士把御辇拉过来,把个皇帝请上了车。南北两城间有浮桥可通,真宗车到桥上,还要犹豫。高琼举起剑来,朝辇夫的背上打去,骂道:“还不快走!到了此地,还犹豫做什么?”这几句话,真宗知道,骂的是他自己,但是事已如此,只得硬了头皮,命辇夫前进。真宗上了北城门楼,扯起黄龙旗,全军将士高呼万岁,几十里内,都听得清清楚楚。宋军士气,果然大振。

十二月初一,曹利用和契丹使臣韩杞进城见真宗。契丹果然要求割让关南土地。真宗与朝臣商议,决定提出以每年赠与若干金帛的条件,请对方放弃领土要求仍命曹利用前往谈判。曹利用临走前,请真宗给一个限额。真宗说:“逼不得已的时候,一百万也可以。”曹利用出了行宫,寇准嘱咐他:“尽管圣旨答应一百万,如果超过了三十万,我就把你斩了！”谈判结果,果然以三十万解决问题。

图｜宋真宗像

当时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呢?杨延昭提出过一条计。他认为契丹兵离国境有上千里,掳掠的生口财物极多,人困马乏,并不可怕。宋军只要扼住主要道路,合力进攻,必定可以把敌人完全歼灭。

这条计是否可行呢?依照当时的情况,宋军以逸待劳,士气正在上升;契丹人困马乏,士气正趋低落。所以宋朝如能坚持下去,即使不能全歼敌军,至少可给以相当的打击,夺回一部分生口财物。然后在契丹军撤出国境的条件下议和,岁币问题就不会出现了。寇准对于澶渊之盟是不满意的,他说完全照他的意见办,结果会好得多。他的意见究竟如何,没有见于记载,看来不外乎力求打个把胜仗再讲和。可是真宗急于停战,他这个宰相无法坚持已见,于是契丹军满载掠得的生口财物,扬长而去。宋军奉有不得拦击的命令,只能眼睁睁地让他们走了。

图｜一代名相寇准雕像

曩霄建立西夏国

曩霄一般通称赵元昊。为什么叫他曩霄?原因是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西夏君主的姓氏太复杂了,他们本姓拓跋,祖上受唐赐姓李,宋朝赐姓赵,宋人记载自然都说他们姓赵。元昊是他们家族中第一个建号称帝的人,他把姓从“拓跋”改为“嵬名”,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曩霄”,所以“赵元昊”是宋人叫惯的名字,“嵬名曩霄”才是西夏本国规定的姓名。不过“曩霄”两字究属眼生,“元昊”毕竟是他原来的名字,所以下文就略去其姓,单用“元昊”两字,以图简便。

拓跋本来是鲜卑族的姓氏,但是这里说的是西北党项羌的大首领拓跋思恭。唐朝末年,他率部参加镇压黄巢起义军的战争。唐朝赐姓李,封夏国公,任夏州节度使。

李氏拥有夏、绥、银、宥四州。绥州就是现在陕西绥德,银州在今绥德西北、榆林以南。夏、宥两州旧址都在毛乌素沙漠中红柳河沿岸,宥州在今内蒙古境内,现称“城川古城”;夏州在今陕西横山县西北面的白城子,位于陕西和内蒙古的界上。这四个州,夏州是中心。它的州治就是十六国时期的夏国君主赫连勃勃造的统万城。公元413年建城的时候,此地水草丰美,赫连勃勃说这里“临广泽而带清流”,是他平生看到的最好的地点。但是到九世纪末,它已经受到流沙的威胁,大风扬沙的时候,堆起的沙,偶尔会高到城垛子边上了。

图｜（现）陕西绥德 图｜（现）陕西绥德

在唐末五代时,夏州李氏是一个世袭的割据性的地方政权。他们承认中原政府的宗主权,但是绝对不肯放弃地盘。宋朝初年,情况还是这样,但是到了公元982年,却发生了变化。嗣位不久的李继捧由于无法解决家族中的矛盾,自愿把四州土地交还朝廷,到京城里去住。他族中的兄弟李继迁拒绝内迁,逃往夏州东北三百多里的地斤泽(在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西南),和宋朝对抗,从此不断发生冲突。李继迁向契丹称臣,联辽抗宋。契丹封他做夏国王。宋政府叫李继捧回夏州,于端拱元年(988年)赐姓名为赵保忠。继捧拉笼继迁,宋也于淳化二年(991年)赐继迁姓名为赵保吉,任银州观察使。保忠、保吉对契丹和宋都保持联系,保吉仍时常攻掠宋境。宋朝的笼络政策毫无结果。

宋淳化五年(994年),宋太宗决定出兵讨伐。宋军因得保忠部将的内应,很容易地进入夏州,擒获了赵保忠,但赵保吉早已于事前远走,所以用兵的目的并没有达到。战后,宋朝君臣决定拆毁夏州城。于是这座建造了五百五十年的统万城,化为废墟。它的残余部分,包括一座高达二十四米多的敌楼,至今还屹立在毛乌素沙漠的沙海中间。

图｜（现）统万城（夏州城）遗址

宋朝君臣认为拆掉了夏州城,就没有后患了,这是非常愚蠢的想法。不过继迁倒也不想恢复这座已经处在沙漠中间的城池,他的兴趣很快转移到夏州以西四百九十里的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去了。灵州的条件比夏州好得多,它在黄河边上,水深土厚,草木茂盛,农牧都宜,非夏州可比。宋咸平五年(1002年),继迁攻下了灵州,改为西平府。

不久,继迁在与吐蕃部落交战时受伤而死,儿子德明嗣位。德明与契丹和宋都保持较好的关系,宋朝政府没有力量解决边疆问题,只要他愿意讲和,便给他一个王的称号。

德明向宋朝贡些马、牛、羊、驼,换得宋朝赏的绢的封号。帛、茶叶、银、钱、药等物品,有时以灾荒为名,要求救济。宋朝只要边境无事,送起东西来着实慷慨。德明同中原政府保持和平关系,对河西走廊却放手使用武力。到他的儿子元昊在位的初期—十一世纪三十年代中叶为止,甘州回鹘(唐末西迁的回纥余部)、沙州曹氏的汉人政权(晚唐时汉人张议潮反抗吐蕃统治,受唐封归义军节度使,传了几代后,被曹氏取代)等,都被德明父子并吞。

这个党项羌的政权拥有的地盘西至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东到银、夏等州,南与宋的环州(今甘肃环县)等地为邻,北面大致达到北纬42°一线,是个不小的国家了。

图｜党项羌服饰

宋天历四年(1020年),德明筑兴州城(今宁夏银川市),规模俨然是帝王的都城。德明在位三十年(1003—1032年),是大发展的时期,境内农牧业都有发展,这种繁荣景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宋和好的收获。

元昊是个野心勃勃的人物,他不喜欢父亲的对宋政策。他主张断绝朝贡,“小则恣行讨掠,大则侵夺封疆”。他以为宋朝给的赏赐,部众得不到好处,如果用兵的话,大家可以在战争中发财,可以做到上下一心,得到部众的拥护。这个看法是否正确?读者看了下文,自然会得到答案的,我在这里就不说了。

德明劝儿子不要这样,他说:“我打了多年仗,实在不想再打了!我们三十年来穿锦绣的绸衣,是受宋朝之赐,不应该忘恩负义。”元昊却不管这一套,他反驳道:“穿皮毛,牧牛羊,蕃人习惯这样的生活,何必一定要穿绸衣?英雄在世,就该称霸称王,谁耐烦低头服小?”

元昊这种情形,宋朝也有人得到过传闻。宋将曹玮(宋初灭南唐统帅曹彬的儿子)在秦州(今甘肃天水市)做官时听说过一件事。德明派人到宋的边境做生意,用羊马交换茶叶丝绸,换到东西多的有赏,少的要罚,甚至因此杀人。其时元昊才十三岁,他谏劝父王,说:“我们靠羊马立国,现在却送到中原人手里去,换得的丝茶都是轻浮的东西,只会使部众变得懒惰,滋长骄奢淫逸的心理。现在还要因此杀人,丝绸多了,羊马少了,我们的国家就危险了。”德明听了这话，思想上很受触动。危险了。”德明听了这话,思想上很受触动。曹玮对这个消息很注意,他认为日后元吴长大,边境上必将多事。但是这不过是曹玮一个人的想法,宋朝政府并没有估计形势发展的趋势,更没有采取任何加强边防的措施。

图｜李元昊

结语

宋明道元年(1032年),元吴即位后,形势果然很快就有大的变化。他改变自己的姓名,并且定出一个称号,叫做“兀卒”。这是党项语的音译,也可以译作“乌珠”“吾祖”,意思是“青天子”。青是天空的颜色。他称中原皇帝做“黄天子”,黄是土地的颜色。“兀卒”这称呼显然有想压倒宋朝的意思。宋朝政府不了解党项情形,对党项语更莫名其妙,看到了“吾祖”,以为元昊讨宋朝便宜,自称“我们的祖宗”,因而大发雷霆,这完全是误解。至于“青天子”“黄天子”等等,更是后来才弄清楚的。

【完】